儒家始祖孔子十分重视官吏的选任，他的弟子仲弓为季氏宰，问如何为政，孔子对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可见孔子把举贤才为官吏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选官得其人是为政之关键。他的另一位弟子子游做了武城宰，孔子问其日：“女得人焉尔乎？”（《论语·雍也》）这种设问方式，也反映了孔子对举贤才为官的重视。“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日：‘夫如是，奚而不丧？’子日：‘仲叔圉治其宾客，祝鮟治宗庙，王孙宽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即使国君昏庸无道，只要选人得当，有贤才辅佐，也能保国泰民安。孔子又解释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任用贤才，把正直的人提拔为官吏，放在邪恶的人之上，则民众就会服从官吏；如果把邪恶之人提拔为官吏，放在正直的人之上，则民众就不服从管理。而且，把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之上，让其管理邪恶之人，也可使邪恶之人改邪归正。所以当季康子问如何能使民敬忠以劝时，孔子对日：“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官吏不但承担着管理民众的义务，而且还承担着教育民众的义务。国君提拔贤能之人为官，即使不能使邪恶之人改邪归正，也能使他们远离而不至为害。子夏对此举了尧舜的例子进行说明，他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柳下惠是贤者，臧文仲不用，所以孔子批评臧文仲是“窃位者”（《论语·卫灵公》），并把“下展禽（柳下惠）”作为臧文仲“三不仁”之一（《左传·文公二年》）。可见孔子把能否举贤才上升到了“仁”的高度。
（二）仁者宜在高位
孟子强调民心向背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选贤任能，又是得民心的一种重要手段，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朝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他反复强调举贤才的重要性。
他说：“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在谈到小国如何在大国的挤压下求生存时，孟子说：“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孟子·公孙丑上》）都是把举贤才为官吏抬高到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
（三）有治人，无治法
苟子和孔孟比较起来，更重法治，但他同时又认为，法是要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所以政治成败的关键最终还是在人而不在法。他论证人与法之关系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法是治之端，但法离开了人的执行，并不能独立发挥效用，所以人才是法之原。如果有贤能之士来执法，则法虽然不完备，执法之人可触类旁通，“有法以法行，无法者以举类”（《荀子·君道》），以弥补法之不足；如无贤能之人执法，就是法再完备（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可能因在实际施行中运用不当，而导致国家灭亡。所以荀子得出结论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因此，君主治国应把选择执法之人放在第一位，把选贤任能看作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来加以重视。他说：“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荀子·君子》）又说：“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荀子·君道》）都是在强调选人为官的重要性。
荀子还用国君取相来说明举贤能为官的重要性。他说：“强固荣辱在于取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荀子·王霸》）国君贤能，相贤能，这是最理想的；如果国君自身能力不够，但却知恐惧，有忧患意识，努力去选拔有才能之人为相，辅佐自己，国家照样可以强盛；如果国君自身无能，又不知恐惧，惟周围亲比无能之人为用，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国君为政，首先就要选贤能的人为相。他说：“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
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矣。”（《荀子·王霸》）君主选用贤能之人为相，则不待自身操劳，天下可坐而治矣。
（四）贤能不待次而举
对于君主如何选人任人，儒家提出了如下原则：
1．贤能不待次而举
儒家认为一个人有无资格参加到政治管理活动中来，并不取决于他的出身，而是取决于其个人的才能和修养。苟子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次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君主选拔的官吏，必须是既仁且智之人，他说：“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荀子·君道》）那么怎样才能选出真正既仁且智之人呢？孟子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日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粱惠王下》）也就是说，国君选拔官吏，不能只听身边人的意见，应以国民的意见为主，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判断。孟子告诫君主选贤能之士为官，同时就要防止投机钻营之徒以不正当手段谋求官职。他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者类也。”（《孟子·滕文公下》）他把这些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而靠投机钻营手段谋取官职的人与钻墙盗洞的盗贼看作一类，告诫君主要严防这些奸邪之人的阴谋得逞而为害于政。荀子说：“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荀子·君道》）即首先用礼来衡量其仁，其次用事功来考其智，再用政绩来评估其是否能持久，做到这三点，就可能“伯乐不可欺以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荀子·君道》），真正选出既仁且智之人。
2．量才而授职
荀子说：“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也。”（《荀子·君道》）选定了既仁且智之人，又要根据他们的实际才能进行分类，才高者授之高职，才低者授之低职，尽量做到人尽其才。对此，荀子还有更详细的说明，他说：“材人：愿悫拘录，计数纤啬而无敢遗丧，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饬端正，尊法敬分而无倾侧之心，守职循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是士大夫官师之材也。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利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使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助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论官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荀子·君道》）
3．用贤不疑
苟子认为君主任用贤能之人，就应该完全信任他们。他批评当时君主任用贤能之人而又不信任他们时说：“今人主有六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语日：‘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污邪之贼也。’今使污邪之人论其怨贼而求其无偏，得乎哉？譬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乱莫大焉。”（《荀子·君道》）君主任用贤能之士，却不信任他们，用奸邪污妄之人来监督评论他们，这就好像用歪曲的木头来测量直木的影子一样。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使贤能之士退而奸邪之人横行，不是真正的尚贤使能。他说：“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
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荀子·致士》）若要真正地做到尚贤使能，就要远离奸邪污妄之人，真心诚意地相信贤能之士。荀子说：“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荀子·非十二子》）可见他是把“贱不肖”和“贵贤”的重要性同等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