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鉴先生指出，“必须用通和之学取斗争哲学而代之，使它成为处理国际争端和全体道德的主导思想，舍此人类别无出路”。“儒家的仁爱通和之学可以做到三重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这三重和谐正是人类未来幸福之所系。所以仁爱通和之学是一种伟大的学说，它应该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尊重和关切，使它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赵吉惠先生指出，儒学作为天人之学、道德人文之学、群体和谐之学、忠恕宽人之学、义利调适之学、大同小异之学，对于建设人类的普遍伦理，改善21世纪人类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的人文道德素质，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树立远大理想等等都必将作出重要贡献。
许抗生先生认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时期的冷战对峙，其实皆是世界霸权主义采取的“同而不和”的产物，这一教训我们应当牢记，新世纪应当是一个和平的世纪，一个发展的世纪，我们应当回到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上来，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发展。
羊涤生先生指出，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对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的制度和民族之间。即使是己之所欲，也不必强施于人，因为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现实。革命固然不能输出，但是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类都必须按同一制度、同一生活方式来生活。应该尊重和相信各国人民有权，也完全有能力独立自主地作出自己最好的选择，否则就难以维持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
田广清先生强调指出，儒家的和谐思想完全可以跨越时空，它既能为古代所用，经过改造也能为现代所用；它也可能超越不同的社会制度，既能服务于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能服务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它还可以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既可以促进异国、异族的发展，更能促进诞生它的母体——中华民族的进步。这充分表明，如能对儒家和谐思想进行科学的转化，它就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和未来的；不仅是农业文明的成果，也是工业和后工业文明的重要成分和推动力量。
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开会时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是意味深长的。
四、儒学史研究
儒家思想是一个具体的流动的发展过程。作为历史范畴的儒学的研究或者说儒学史的研究，实构成8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儒学通史
关于儒学通史的研究，代表作有吴乃恭先生著《儒家思想研究》、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姜林祥主编《中国儒学史》、陈志良、加润国著《中国儒家》等。
吴乃恭著《儒家思想研究》，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40 万字。这是笔者所见较早的一部研究儒家思想发展过程的著作。全书共设八章，通过对儒学发展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苟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人的思想研究，以了解儒学的产生和发展趋向、时代特征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该书还不能算是一部全面系统的儒学史。
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中国儒学史》，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67万字。作者把儒学的发生、发展、演变和衰落的全过程相对地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先秦为儒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两汉为儒学经学化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为儒学的玄学化和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期；宋明为儒学理学化的时期；清代为儒学的衰落时期。这既是儒学全史所呈现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也是本书的宏观理沦框架。本书以儒学学术史为线索，以儒家思想史为核心，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章节体为形式论述儒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因此兼具儒学学术史、儒学思想史、儒学文化史的性质和特点。笔者认为，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儒学史著作。
姜林祥主编《中国儒学史》，1998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260万字。全书共分七卷，先秦卷由王钧林撰写，秦汉卷由李景明撰写，魏晋南北朝卷由刘振东撰写，隋唐卷由许凌云撰写，宋元卷由韩钟文撰写，明清卷由苗润田撰写，近代卷由姜林祥撰写。作者力求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对儒学2500多年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和内在规律作多层次多角度的审视和总结，以揭示儒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阐明儒学的思想、理论贡献，分析儒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在写作风格上，作者坚持以客观公允、实事求是、严谨扎实及语言简练平易为原则，努力做到科学性、思想性与可读性的统一。该书各卷作者皆是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儒学发源地、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的一批学者，他们以其长期的学术积累，经过多年的学术耕耘，而成这部260万字的鸿篇巨制。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内容最详尽的一部儒学通史。该书的出版，意味着儒学史研究已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后研究和编著儒学史，似不能越过是书。
陈志良、加润国著《中国儒家》，1996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36万字。这是《十家九流》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共设八章，作者将儒学2500年的历史发展分为子学儒家、经学儒家、理学儒家、心学儒家、气学儒家、新学儒家六种形态，前六章分别作了绍述；又以后二章对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经典作了绍述。该书的特点在其知识性、通俗性，虽无太高的学术价值，然于儒学知识的普及却是有意义的。
此外，刘孟骧编著《中国儒学史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0万字。以各个历史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为主线，以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语言初步勾勒了儒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该书作为《中国文明史语丛书》的一种，虽无太高的学术价值，然于儒学知识的普及也是有意义的。
（二）儒学断代史
作为儒学通史研究之基础的断代儒学史研究构成儒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近些年也有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先秦儒学、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等领域。
先秦儒学史研究代表性作品有钱逊著《先秦儒学》等。该书系张岱年先生主编《国学丛书》中的一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20万字。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专意介绍先秦儒学的基本思想，力求展现先秦儒学的“固有风貌”；第二部分对先秦儒学及其在当代的价值、意义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评价。总的看，该书初步做到了《国学丛书》主编提出的“以深人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学术中之价值与意义”，即做到了学术性与知识性、普及性的统一。其不足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疏于考证”，“对儒学思想具体内容的具体分析不够”，“研究的深度不够”。
此外，姜林祥主编《中国儒学史》之先秦卷（王钧林著），则可作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先秦儒学史》来读。
宋明理学史研究代表性作品先有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立文著《宋明理学研究》，后有陈来著《宋明理学》、吴乃恭著《宋明理学》。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分上下卷，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计约140来万字。其中，上卷绍述宋元理学，下卷绍述明代理学及清初对理学的总结。该书将宋明理学的发展分为宋元和明及清初两个时期，宋元时期又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北宋，是理学的形成及初步发展阶段；第二阶段南宋，是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朱学统治地位逐步确立阶段；第三阶段元朝，是朱学北传阶段。明朝及清初时期亦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明初，是朱学统治阶段；第二阶段明中期，是王学崛起及传播阶段；第三阶段明后期及清初，是对理学的总结批判阶段。该书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衰落的全过程作了详尽的论述，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宋明理学的《宋明理学史》，其开拓之功不可小视。
张立文著《宋明理学研究》，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50万字。全书共设九章，第一章为宋明理学概述，着重说明宋明理学兴起的历史条件、宋明理学的称谓和性质、宋明理学发展的诸阶段、宋明理学主要范畴的演变、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第二章至第七章着重阐述濂学——周敦颐思想、关学——张载的道学思想、洛学——程颢、程颐的道学思想、闽学——朱熹的道学思想、陆学——陆九渊的心学思想、王学——王守仁的哲学思想。第八章论王夫之对宋明理学的总结。第九章为结束语，阐述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封建社会后期的作用和影响等。该书在宋明理学之哲学意蕴的阐述和理学范畴逻辑结构的剖解等方面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这是继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之后较早的一部宋明理学系统研究专著。
陈来著《宋明理学》，1991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32万字。该书系张岱年先生主编《国学丛书》的一种。全书共设五章：第一章，宋明理学的先驱，谈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和北宋前期的社会思潮；第二章，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介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谢良佐的理学思想；第三章，南宋理学的发展，绍述杨时、胡宏、朱熹、陆九渊、杨简等人的理学思想；第四章，明代前期理学的发展，绍述曹端、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等人的理学思想；第五章，明代中后期的理学，绍述王守仁、湛若水、罗钦顺、王廷相、李混、王畿、王艮、罗汝芳、刘宗周等人的理学思想。作者在该书的“引言”中特别就宋明理学的正名、内容、定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以之统领全书。
吴乃恭著《宋明理学》，1994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38．8万字。全书共设八章，依次较为详细地绍述了周敦颐的濂溪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心学、王守仁的阳阴学及王夫之对理学的批判总结。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情况，因有专章绍述，此略。
五、儒商研究
90年代以来，儒商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儒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
（一）儒商研究的背景及基本情况
儒与商相联，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新东西，古代中国，即有儒与商的结合。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历史上中国商人的人格模式和经营管理模式产生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也仍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研究儒商乃是研究儒学与现实、儒学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20世纪后半期，受东方儒学精神影响的东亚地区或者说儒家文化圈，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说：“对西方人来说，‘华人’是他们最难理解的一个角色了。这里所说的华人，主要是指中国本土以外遍布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温哥华、洛杉矶和伦敦等地的华裔。正是这群世界L最成功的企业家团体，把皿洲经济推向巅峰。”吉姆·罗沃也指出：“东亚奇迹的大部分是华人的商业奇迹。”这样的现实，必然使人们在求索东亚经济成功后面的文化机制和文化作用。于是，儒与商的关系或儒商问题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现实的话题。
中国大陆作为儒！学的故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特别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发展步伐更快。这期问，许多文化人纷纷下海经商，从事实业建设；许多商人或企业家为提高企业竞争力，亦有意识地加强学习，提升个人的文化素养，并热衷于各种文化活动。这也是儒商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现实契机。
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大力推动下，世界华商会成立并决定每隔两年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华商大会。1991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2001年分别在新加坡、香港、泰国、加拿大的温哥华、澳大利皿、中国南京举办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具有世界影响的华商大会虽没有点明华人经济的儒家文化特征，但却是儒商研究活动的社会铺垫。
1994年，儒家研究迈出可喜的一步。是年，《儒商研究》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张秉楠研究员为项目负责人。现项目早已完成，惜因出版经费原因至今成果未能面世。是年七月，先后在北京和海口召开了儒商文学座谈会和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成立了国际儒商学会及其基金会，海内外200多家报刊杂志报导了这两个盛会的情况。1997年，马来西亚联谊会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了以“面向21世纪儒商应扮演的角色”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儒商大会。
是年12月，国际儒学联合会亦在北京召开了“儒商与时代”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