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虽然以将帅为兵之末事，然而将帅毕竟是军队的直接指挥者，将帅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关此荀子有大段的专门阐述，系统地总结了为将帅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诸如“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等等不一而足，其议题之明确，内容之全面，在先秦著作中实属少见。概而言之，为将帅者主要应有以下素质：其一，思虑周密，处事严谨。“凡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荀子·议兵》以下凡“将率能而兵强”部分未注之引文，皆同上）。为将者必须思虑周密，处事严谨，所谓“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也就是说无把握的计谋不用，有过失的行为不作。具体而言之，当“窥敌观变”之时，要“欲伍以参”，观察敌人的动静，要错综比较，反复深究。当“遇敌决战”时，“必道我所明，无道我所疑”。遭遇敌人决战之时，必须依照我所明了的情况行事，不以不明了之情况行事。故“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荀子言此种境界为“大吉”。
其二，“猛毅而度断”。“猛毅而度断者，使是治军事为边境”。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苟子继承和发挥前人的观点，提出为将帅者要有决断，做出的事情不后悔，所谓“事莫大乎无悔”。为将帅者要有胆识，“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杀百姓”。就是说宁可抗命被杀也不可让军队处于防守不完备之地；宁可抗命被杀也不可使军队去攻击无法攻击的敌人；宁可抗命被杀也不可使军队去欺凌百姓。为将者要有主见。将帅受命于主而行三军，当“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之时主不能使之喜，敌人不能使之怒，荀子认为这种可以排除一切干扰，按既定计划行事的将帅可谓“至臣”。
其三，公正无私，赏罚分明。为将者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所谓“无欲将而恶废”。就是说当你不适合于将帅这一位置之时，就要主动让贤，而不应被废黜后因为只想保住将帅这一位置而心存怨恨。为将者要制度严明，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所谓“制号政令，欲严以威”。为将者要赏罚分明，公正不吝啬。“庆赏刑罚，欲必以信”，“用财欲泰”。
其四，长于兵略，巧于用兵。为将帅者必深通兵理，精于谋略制胜。所谓“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徒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就是为将者用兵，要进可攻，退可守，防御之时其营垒坚固周密，行军之时，其军队既井然有序，使敌人无可乘之机，又动如脱兔，出奇制胜。同时，将军必须明了“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财物辎重是军队的命脉，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三）以“人师”制军
儒家的治军思想颇具特色。他们提出了“人师”的治军标准和理想。他们认为只要以人师治军，就可以使“四海：艺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服”（《荀子·议兵》）。
那么究竟何谓以“人师”治军呢？具体而言之，以“人师”治军首先要保证参加之人必须各守其位，各尽其责。主将至死不离开指挥岗位，骑手至死不放开马缰绳，各级将佐至死不离本职，战士至死不离作战行列，所谓“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卒死行列”（《荀子·议兵》）。其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论功行赏之时，对于服从命令者之褒奖，要超过对作战立功者的褒奖。
在战场上，并非惟知奋勇向前不顾生死者就是好的将军和士兵，不服从命令的盲目冒进，破坏军队纪律和全军整体作战计划者，与贪生怕死I临阵脱逃者同等论罪。再次。以“人师”治军要不伤民扰民。“不猎禾稼”“非诛其百姓也”。当然对百姓也须区别对待，对于那些“扦其贼”之百姓，“则是亦贼也”，“则必诛之”（《荀子·议兵》）。又次，不杀无抵抗能力之人，不杀投降之人，不杀归顺放弃抵抗之人。“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
（四）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重智尚谋是兵家的突出特点，也是兵家之所以引起众多儒者非议之焦点所在，然而儒家也有尚谋主张。孔子首倡“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述而》）。他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遂而》）无船过河，徒手搏虎的匹夫之勇是孔子所反对的。“知、仁、勇”乃儒家之“三达德”，三者有机结合，方为中庸至德之道。所以孔子指出，在战争中，仅有勇是不够的，必须以仁为基础，以智辅之。
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观点。他认为精于谋略是将军必备的素质，此前文有述。因此，他虽然认为齐之田单，楚之庄足乔，秦之卫鞅，燕之缪虮，能“掎契司诈，权谋倾复”（《荀子·议兵》），终不免为“盗兵”，但依然肯定这些人为“善用兵者”，以其擅用谋也。
儒家虽倡言“好谋而战”，但其谋略意识显然有儒者论兵的痕迹。
其一，儒家提倡谋略制胜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克敌致胜，而是为了爱民、保民，使百姓免于不必要的战争伤害。
其二，儒家对战争谋略的运用持保守态度。他们认为谋略只是使人民免受伤害的权宜之计，乃不得已而为之，在可以不用权谋取胜之时，就应该尽可能舍弃之。“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其三，儒家认为战争谋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他们认为谋略只能在以不义之师对抗不义之师时，方能侥幸取胜，“以诈迂诈，尤有巧拙焉”；当战争的对抗者为仁者之师时，那么谋略的运用毫无功效。“以诈迂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也”（《荀子·议兵》）。
当然，儒家军事哲学智慧并非仅限于以上四个方面，儒家在军事问题上还表现出了强烈的成败在己、强弱在已的主体意识，所谓“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万乘之国，威强之所以立也，……敌人之所以屈也，国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与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荀子·王制》）。
一种思想文化的形成往往不是偶然的，大体上都有其哲学的依据、政治的土壤和历史的传承。
儒家军事思想的形成是以儒家哲学思想为形上根据的。无论是以义为战、仁本第一、以政为胜，亦或强兵为要，皆可从儒家天道观、人性论学说中找到根据。
儒家军事思想的形成是儒家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合理延伸。儒家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哲学为军事思想的确立提供理论根据，反之，军事哲学从军事战争的角度强化儒家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哲学。
儒家军事思想是上古三代军事传统浸润和影响的结果。“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儒家许多的基本战争理念，都是上古三代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总而言之，儒家军事思想是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兵学文化之瑰宝。她以人为本军事观念的确立，高度重视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深刻认识到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等光辉命题，从总揽全局的高度为中国古代兵学解决了政治原则的问题；她从人性论的角度探讨战争的起源，将中国兵学对战争起源问题的探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她的“伸其义战”的战争观理念，对中华民族崇尚和平，为和平而战的战争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儒家过分地强调道德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对政治制度的创设和运作不够重视而将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君主的个人道德修养上；她对战争中“礼”的有些规定，不切实际，有些甚至达到迂腐的程度；尤其是儒家军事哲学在主体意趣上重宏观有余重微观不足，长于理论建设而疏于现实践行，重视理想境界的构建而忽略具体技能之探研。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是儒家军事哲学为人所批评的重要原因，《史记·孟荀列传》评之日：“迂阔而远于事情”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