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学的主体是兵家文化。但是中国兵学的形成和发展又不仅只是兵家自身形成和发展作用的结果，而必然是兵家文化与儒、道、法、墨等其他各家传统文化共同作用之功效。儒家学者从儒家立场出发，在批评兵家人物的某些观点的同时，提出自己的带有儒家色彩的军事战略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兵文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儒家哲学的思想内涵，并对中国兵学整体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巨的影响。对儒家军事哲学智慧的阐释，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兵学文化的深刻内涵，同时也可使我们透过军事哲学这一独特视角，全面把握儒家哲学智慧。
一、伸其义战
“战争观念是先秦诸子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观念的差异决定了先秦诸子军事思想的不同风貌。”如果说兵家持慎战的战争观念，法家持重战的战争观念，道家持去战的战争观念，墨家持救守的战争观念，那么儒家则持“伸其义战”的战争观念，所谓“据于乱世，发为升平，倡其仁政，伸其义战”。
（一）重战
我们从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极少的论兵言论中可以看出，儒家之于战争问题是非常重视和谨慎的。“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在此孔子将“足食”“足兵”“民信”并列为治政三要素，其对战争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当子路问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回答日：“……必也l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论语·述而》）这说明孔子认为对待战争必须谨慎，不可马虎对待。
孔子此态度基本上代表了儒家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
儒家对战争重视的表现形式与兵家、法家、墨家不同。兵家、法家包括墨家对战争的重视表现在把主要的精力投放于讲求具体的操作方法中。而儒家对战争的重视表现在重视对战争理想境界的构建和对战争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通观儒家论兵之言，满纸“义战无敌天下”、“仁人无敌天下”、“王者无敌天下”，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目的论、战争方法论和战争境界论。
儒家注重对战争基本理论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他们对战争起源问题的人性探讨。孔子提出战争是因为人所本有的喜怒之情而产生的。“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大戴礼记·用兵》）。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如果说孔子关于战争起源的人性论探讨尚处于原始和初级阶段，那么荀子对战争起源的论述可谓触及人性本质。他指出“为名、为利、为忿”只是战争产生的表象原因，“人性本恶”才是战争产生的根本原因。“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正是由于人生而有欲望，并且“穷年累世不知足”，这样以满足各自的利益为目标的争夺之战则不可避免，所谓“从人之情，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儒家对战争根源的探讨虽然并不全面，特别是完全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社会根源，但是它毕竟是从人性的高度探讨了战争的起源问题，这是儒家对中国兵学的一大贡献。兵家作为以战争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派，对战争起源问题毫无涉猎，我们可否这样说，兵家重视的只是战争本身的问题，儒家更重视与战争相关又高于战争的问题。
（二）义战
“义”，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相对于“利”而存在的一种道德规范。“义者，宜也”，指思想行为适宜，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利”是指物质利益和功利。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特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此为理论基础，儒家形成了“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荀子·议兵》）的基本战争观念。
孔子首先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圣人用兵也，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及后世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国家也”（《大戴礼记·用兵》）。在这里孔子以义利为标准将战争区分为“圣人用兵”与“贪者用兵”，“有道之战”与“无道之战”，明确支持“有道之战”，反对“无道之战”，支持“圣人用兵”，反对“贪者用兵”，并在现实中积极推行自己的主张，他曾一再请鲁君以维护正义的姿态出兵讨伐陈桓弑君的不道行为。其后学孟子、荀子以此为基调，进一步阐述了各自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不正义战争的战争观。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孟子是一个坚决的反战者。诚然，孟子的非兵之议颇多，且态度激烈、言辞锐利，诸如“杀人盈野”，“罪不容于死”，“杀人盈城”，“善战者服上刑”等，不一而足。但就总体而言，孟子对正义的战争还是支持的。他曾积极鼓动齐宣王伐燕就是很好的例证。“今燕虐其民，王往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孟子·梁惠王下》）。尤其是当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乃“臣弑君”，可乎？孟子回答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此论是一种典型的儒家特色的战争观念。“君君臣臣”各位其位乃儒家礼法所在，然“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四书章句·论语》）。孟子作为一代硕儒，清醒地认识到纣“贼仁”“贼义”已不成其为君，有其君名而无其君实，诛之非为“弑君”而为“诛一夫”。由此可见，即便是儒家所大力捍卫之礼法道德与正义战争发生冲突时，孟子也是支持正义战争的。因为他认为正义之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仅不会有违于礼法，而且还会对封建礼法道德起到维护和匡正的作用。至于苟子对正义战争表现出了更为鲜明积极的支持态度。他不仅主张“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荀子·议兵》），而且主张“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荀子·富国》），他认为仁者之师，不仅可以靖国安民，而且应该推“仁”及人，兼及他国。
（三）非兵
儒家非兵之论颇多。其论兵之批评指责之言，远多于支持溢美之辞。所以，廓清儒家非兵历史，考察儒家非兵实质，探寻儒家非兵之原因，对我们准确把握儒家战争观乃至儒家军事哲学的整体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
儒家非兵之论可谓由来已久，史不绝书。自孟子荀子始，至汉代班固，愈演愈烈，南宋更达至高潮。批评的内容，由批评兵家所从事的军事活动，到全面否定兵家文化存在的价值，进而诋毁兵家人物，乃至发展为人身攻击。陈师道称孙吴之书是“盗术”，要求朝廷“循大禹之事，服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书”（《后山集》十四《拟御试武举策》）。班固指责“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于后”，是他们“因势辅时，行为变诈”的“报应”（《汉书·刑法志》）。
关于儒家非兵本质，如果我们对儒家非兵之言作一番细致而具体的爬梳清理，则不难发现，儒家非兵之论不仅有基于思想差异而作出的合理批评，也有部分儒家学者基于学派偏见所作出的意气批评，还有部分学者基于政治需要所作的不实批评。如果剔除后两者掺入了其他外在因素所作出的不理性批评，就儒家非兵之思想实质而言，我们认为儒家所非之“兵”，只是那些基于不义目的所发动的不义战争，并非全部的战争；儒家“兵”之所非只是战争进程中手段之不义，而非战争本身。
因为儒家认为战争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只是由于发动战争的人的不同或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同而使战争的性质有所区分。鲁哀公尝问孔子：“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孔子日：“胡为不祥。圣人之用兵也，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及后世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国家也。”（《大戴札记·用兵》）同时，前文我们已谈及儒家认为正义战争于国于家于民有益而无害。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儒家非兵之议颇多而就此否定儒家支持正义战争、主张伸其义战的战争基本观念，这种结论是不公允也不切合实际的。
儒家此种非兵态度的出现，殆非偶然。首先，不义战争使百姓承受苦难、生灵涂炭有违儒家仁道主张，这是儒家反对不义战争的直接原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其次，军事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权谋诡道”，有违儒家中正之道，这是儒家反对不义战争的思想原因。“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汉书·董仲舒传》）最后，“君子不器”思想观念是儒家对不义战争持反对态度的根本原因。儒家从根本上来说，将战争归结为一种外在的功利性的行为，他们认为战争只是统治者施行仁道的工具，所以对于不义战争，儒家持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屑态度。孔子云：“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然《礼记-射义》载，孔子“射矍相之国，盖观者如嫱”，说明孔子是有很高的军事技能的。另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日：“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由此可见，孔子不仅有很高的军事技能，而且还具备相当的军事指挥知识，他的“未之学”，所表明的只是一种“君子不器”的态度。
作为先秦儒家的三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孔孟荀因其在儒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不同及其义利观的差异，使得三人非兵的程度和角度也有所差异。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儒学整体理论框架的奠基人，所以孔子非兵的角度往往是整体和宏观的，他的表达方式也是一以贯之的含蓄和耐人寻味。“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孟子是孔子“仁”学的继承者和发挥者，他以著名的性善论为孔子仁学确立了心性根据，同时他在政治上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仁政”学说，对“仁”的偏爱，在道德观念上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使得孟子的非兵态度最为激烈，甚至达到偏激程度。“今之事君者皆日：‘……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他认为人性本恶，只有“隆礼重法”方能“化性起伪”。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二者皆不可否定，“以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所以他的非兵思想相对务实，有的放矢。他以义为标准，以信为准绳，指出离信悖义之战争不可取。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
“非贵我名声”“非美我德行”的战争只能导致“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愈弱”（《荀子·议兵》）的惨痛结局。
（四）“义战”与“利战”
“义战”之说非儒家所独有，兵家也有以义为战的观点。“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孙膑兵法·威王》）。
兵家之义战观点与儒家之义战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都强调顺应民心，以民为本。吴子云：“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何也”，“举顺天人”而已（《吴子兵法·图国》），宣王问孟子日：“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认为“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孟子·梁惠王下》）。其次，都强调师出有名。兵家提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儒家认为“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焉用战？”（《孟子·尽心下》）最后，都强调兴仁义之师。兵家强调，“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尉缭子·武议》）。儒家强调在攻战过程中“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也”（《荀子·议兵》）。
儒家与兵家的义战观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其一，就如何看待“义”和“战”的关系而言，儒家主张以“义”为体，以“战”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