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荀子·解蔽》）。也就是说，从这一理论出发，苟子特别提出“势辱”与“义辱”之论，他说：“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荀子·正论》）
总之，儒家认为人的道德修行有着充分的内在选择自由，人的道德修养之责任主要在于人本身，是以儒家在道德修行之进路上选择了内求之路，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超越。
其二，“天命不可违”。
儒家主张人有充分的道德选择的自由，但同时又承认人的道德选择的自由与“天命”息息相关，存在着人力无法企及之处。在儒家哲学中，“天”既有自然属性更有道德属性，人的道德自由受到“天命”的制约。
孔子认为天命是无可违逆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君子有三畏”，而“三畏”之首即为“畏天命”，因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有见于此，孔子提出“知命”的主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道之将兴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继承孔子“畏天命”、“知天命”的思想，孟子提出了“正命”的主张。孟子承认“天命”乃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至而至”的外在必然，乃是人所“莫之能御”的超人为力量，人之一生，种种际遇得失，全在于命运的规定，“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虽然如此，但人也并非无条件地顺从命运的安排。孟子将“天命”区分为“正命”与“非正命”，何谓“正命”？“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何谓“非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由于意外事故，以及违悖道德法则而失去性命，即为“非正命”。人不可以立于岩墙之下，然却因为立于岩墙之下而死去，此即“非正命”。总而言之，人之一生，当“顺受其正”，行其所当行，则能死得其所，否则行其所不当行，必死于非命，这不仅是人之生死问题，也是就生死问题谈人生观的问题。
荀子发挥孔孟“尽人事以待天命”思想，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但同时亦强调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备其天养，顺其天政”。
所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荀子·王制》）。
三、道德之规范
任何的道德哲学都是通过具体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现出来的，儒家哲学亦然应该说儒家道德原则和规范十分丰富，择其要有以下内容：
（一）仁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仁”为核心初步构建起了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在孔子思想中“仁”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其他的道德规范皆从属于仁。《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日：“爱人”。爱人是孔子仁学道德规范体系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关于如何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推行“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论语·里仁》）。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仁者爱人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差等性。二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强调凡视听言动皆“约我以礼”，就能达到“仁”的境界，“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孟子道德哲学也将“仁”作为道德行为的总原则，他和孔子的区别在于孔子从“礼”与“爱人”两方面论“仁”，孟子则主要继承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所以他以“父子有亲”为“五伦”之首。更为重要的是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从心性的角度论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明确肯定了“仁”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根本。
（二）义
孟以仁义并举，将义作为与仁同样重要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关于义，孟子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如果说孟子以“仁”为人之所本然，则以“义”为其所当然，义是人的行为所应遵循的准则，但是义不是外在的，因为义根源于人本有之羞恶之心，有些事情感到羞愧则不为，由此羞恶之心扩而充之于当为之事，即是义。仁与义互为表里，共同成为孟子道德规范体系之核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
仁，乃是根源于人内心的情感，是人的内在道德，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和精神家园。义，同样源自于人心，它是人们依仁而行的道德准则，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必由之路，仁与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其区别而言，一是层次不同，两者相较，仁是最高层次的范畴，义是次一层次的范畴。二是仁属人之所本然，义属人之所当然。三是仁相对抽象而内在，义相对具体而外在。就其联系性而言，仁与义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仁以义为准绳，脱离义，仁则落不到实处；义以仁为归依，脱离仁，义则失去了根据。
孟子以“君臣有义”为“五伦”之一，“义”在这里有双层含义，首先是“臣”对“君”有义。《礼记·丧服四制》载：“尊尊贵贵，义之大者也。”即君上臣下，臣对君的不敬或僭越是不义的，但是臣对之恭敬也并非无原则的盲目行为，“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其次，“义”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对国君同样有约束作用，为君者应当尊重其臣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臣有义，这种义是相互的，在一个国家里，异姓之卿有权谏诤，国君不听，则可以弃之而去，不违君臣之义；同姓之卿反复谏诤，国君不听，可以取而代之，不违君臣之义，甚至对于像纣这样的暴君，臣子可以起而杀之而不违君臣之义。
其实孔子也非常重视“义”，只是在孔子道德规范体系中“义”不是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孔子将“义”规定为君子必备的品质之一，“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
他认为“义”和“勇”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三）礼
历史上以“礼”为孔子思想之核心者大有人在．足见“礼”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作用。在孔子道德规范体系中，“仁讲人的品德、人格，侧重于内心生活和情志内容，礼讲人的社会规定，侧重于文和伦理一面”。两者可谓相辅相承，互为表里。首先，礼是一种外在的规范。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刑爵《论语·正义》载：“克，约也；己，身也；复，反也。言能约身反礼则为仁矣。”约制自身，使自身言行符合礼的规定，就是仁。孔子以“克己”为“复礼”的先决条件，可见礼具有外在于人的规范的性质，所以他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行”（《论语·颜渊》），凡视听言动皆“约我以礼”（《论语·子罕》），方能达到仁的规定性。其次，“礼”内含“仁”，“仁”是“礼”的基础。“礼”非仅外在的规范和强制性规定，它内含仁的规定性，孔子重视礼，但更强调仁，“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再次，“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的规范与服从，并非教条式的服从，乃是以“中”和为贵，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因情称礼之中道而行。
孟子以“礼”为“四德”之一，在孟子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礼”是仅次于仁义的道德原则。孟子论“礼”有三重含义：一是“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斯二者即仁、义。礼的作用在于对仁义进行节制和文饰，使其免于“太过则失其节”或“太质则无礼敬之容”（《孟子·离娄上》循注）。二是从根本上说，礼乃以仁义为其内容，是仁义的具体表现形式，而非一成不变的单纯的外在规定。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乃礼之规定，当“嫂溺”之时，以手援之，乃是合乎仁义的行为，所以也是合礼的。三是“恭敬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礼源于人之恭敬之心，所以礼当然包含恭敬之意，“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
荀子把“礼”作为其道德规范体系中的最高原则，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苟子·劝学》）。首先，苟子认为“礼”为全德之名，《苟子·大略》中说：“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礼包括敬、孝、弟、慈、惠等诸德目。其次，荀子认为无论是国家政治统治还是个人道德修行，都应该礼法并行，礼能起到法所无法起到的作用，“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荀子·致士》）。第三，在荀子哲学思想中，“礼”的本质是一种区分等级的标志，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
（四）智
“智”在儒家哲学中既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也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作为伦理学的概念，它主要是指道德认识和道德自觉。孔子十分重视道德认识和道德自觉问题，多次以仁智并举，“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他认为“智”是成德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日》）。他将“知”“仁”“勇”并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孟子也将“智”做为其道德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他将仁义礼智并称为“四德”，提出“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人的道德认识是先王固有的，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忽耳矣”（《孟子·告子上》）。同时孟子强调“智”还包含着对道德有了正确的认识后，坚守弗去，执着践履的过程，即“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孔子将“知”与“智”通用，孟子未对“知”与“智”做出区分，至荀子始方将“知”与“智”区别开来，“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他强调道德认识是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形成的。
（五）其它
孝，儒家认为“孝”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提出孝不仅表现为赡养父母之“孝行”，更主要表现为对父母的“孝心”，对父母要心存敬意，“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人做到赡养其父母容易，但做到永远心存孝心难，是以子夏尝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认为真正的孝行，固然以“无违”、使亲人合睦，“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准则，但父母若有过失，儿女亦应婉言相劝，“事父母几谏”。孔子有关孝的思想有精华亦有糟粕，对后世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