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是人类社会古老常新的永恒主题。与西方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几乎以研究人生问题占它的全部。作为中国传统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哲学尤为如此。事实上，儒学本身即是人学，对天人关系、人生价值、人生境界、理想人格、人生修养乃至生与死问题的关注，始终贯穿于儒家哲学发展之始终。
儒家论及人生问题，总是与天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儒家学者看来，天不仅代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代表着人类赖以存在的文化环境，同时天还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人的终极关怀和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礼记·中庸》）。天人关系问题是儒家人生哲学的基础问题。在天人关系上，儒家重人道而不废天道，主张“尽人事而知天命”，从而形成儒家重人事、以人为本、积极进取而又达观知命的人生传统。
一、人生价值论
人生价值问题是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哲学。儒家的人生价值问题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也即人的生命价值。二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也即人的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问题。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问题，也即是人的道德价值问题。
（一）生命价值
儒家认为人与宇宙万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人在自然界中超拔万物，具有崇高的地位，任何其他的生物皆不可与人相提并论，人作为类主体有着卓越的自然价值。
孔子首先表现出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和对人的存在地位的肯定。
他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予》）。孟子亦言人生而有仁义礼智四端，人性与兽性不同，人生来与自然界之其他生物不同。荀子则从物种进化角度提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予·王制》），充分肯定了人作为生命本体在自然界中的价值。应该说道家也对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人的生存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但其论证方式与儒家的方式方法不同，儒家主要通过人与物的区别的揭示来肯定人的自然价值，道家则主要通过揭示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联系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
（二）群体价值
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通过人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表现出来的，就两者关系而言，儒家突出和强调人的社会价值或群体价值，相对轻视人的个体价值和自我价值。他们认为个体价值或自我价值必须以社会价值或群体价值为参照系，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群体利益。所以，孔子以“克己复礼”、“爱人”释“仁”，孟子以“五伦”为道德规范体系，苟子主张“隆礼重法”以规范人的个性发展，《中庸》以“八条目”为道德实践的主要内容。在儒家的人生价值体系中，人的群体价值或社会价值也即类主体的价值得到空前的标举，儒家学者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理一分殊”，无非是为了实现整体价值，追求全社会的和谐统一而对个人欲望、个性发展的控制和压抑而已。
（三）个体价值
儒家突出强调人的群体价值或社会价值并非全然否定人的个体价值或自我价值。他们人生最高的理想是人的个体价值的实现与群体价值的实现能够统一起来。在不防碍群体价值实现的前提下，他们依然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
孔子以“仁”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他提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肯定每一个人都先天有成仁的能力，在追求道德境界的道路上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此其一。其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之实现过程本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依靠的乃足自己的主观努力。所以孔子以立志为加强自身修养之首要环节，“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同时还非常强调人的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其三，孔子以忠恕之道为行“仁”之方，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立人”、“达人”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以“求诸己”与“求诸人”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皆透示出孔子对主体价值、独立人格的尊重和追求。
孟子界定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生而有“仁义礼智”四善端，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先天即有不学而知、不事而能的“良能”、“良知”，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道惟在自得”、“家之本在身”，从人性的角度肯定人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存在。
荀子对人的自我价值和个人存在的肯定主要从两方面人手，一是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生理本能存在的合理性，“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二是肯定人有充分的道德选择和实现的自由。人人皆有识别善恶的“才质”和实现道德的条件，“涂之人可以为禹”，“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荀子·性恶》）。
（四）道德价值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在于人的道德价值的扩充和实现，道德价值是儒家人生价值的核心和最高体现。
其一，人的自然价值的确立、人的社会价值或群体价值以及个体价值或自我价值的实现皆以人的道德价值为基础。孔孟以人禽之别肯定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荀子判定人“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能群”。人的群体价值或社会价值的实现诸如“克己复礼”、“五伦”、“隆礼重法”皆为儒家道德哲学之主要内容。人的个体价值或自我价值的确立和实现同样皆以道德价值为其不可须臾而离的基本内容。
其二，人生哲学的主体内容和基本进路都是以道德为本位的，人的真正本质就在于人的道德生活，人的生命价值也在于人的道德生活，人生的目的就是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境界。孔子以实现“仁”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并以“仁”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孟子以“仁”为“人心”，以“义”为“人路”，提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荀子则以礼为“人道之极”（《荀子·礼论》），“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荀子·修身》）。
二、人生境界论
“境界”本为佛教用语，指一个人所达到的修养程度，后被广泛借用于社会生活之方方面面，是指事物所达至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儒家论人生境界主要就道德境界而言，指谓整个社会道德修养的程度，既包含个人道德修养水平，又包含社会政治道德的水平。依据儒家创始人孔子所论，就是指“通过伦理的方式或途径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普遍谐和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体现在个人一面就是仁，体现在社会一面就是大同”。
（一）理想人生境界的内涵
冯友兰先生将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冯先生以天地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王国维先生将读书境界分为三种，以“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读书最高境界。我们认为儒家理想中的最高人生境界是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为历史凭藉的先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先世诸王虽居天下显位，却时时心忧天下，以敬天保民、济世安民为己任，达到内圣品格与外王品格的完美统一，后人称之为“圣王”。
由于圣王在世，所以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各行其职，乐其所乐。
儒家将先王世界设定为人生最高境界绝非偶然。一方面是因为先王世界的美轮美奂，一方面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自西周末年以来，周室衰微，社会即出现了圣王分途之征兆，理想人格的内圣品格与外王品格、道德身份与政治身份割裂开来，幽厉诸王徒具“外王”之政治身份，而全无先王“内圣”品格。由于有德者不在其位，天下士人虽心忧天下却无从着力，只能仰天长叹。为改变此现实人生之困境，儒家学者代代相传，穷其毕生追求圣王合一的理想境界，希望尽快实现先王世界的再现。当然，儒家学者追求先王世界的当世再现，并非是指先王世界的简单回归，而是有损有益，以先王世界为基础和依托，构建自己的理想人生境界蓝图，并将之具体化为一种道德境界和道德人格。实际上道德境界和理想人格乃儒家理想人生境界之一体两面，道德境界的实现即理想人格的完成，反之，理想人格的完成也即是道德境界之实现。所以儒家人生理想境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成，二是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
其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完成。
儒家认为人生境界的不断深化过程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成过程。
《论语·为政》载有孔子的一段著名论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这里，孔子以自己进学的经验，将人生分为六个阶段：一是“志于学”阶段。“志于学”并非简单地立志做学问，而是“志于道”，也就是立志成就仁的道德境界和道德人格。“志于道”非一时之事，而是一生无所改变的志向，人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所以孔子以“志于学”为人生起始，这实质上是一个起点很高的境界。二是“而立”阶段。孔子自云“三十而立”，乃是指在三十岁达到“立于礼”的境界。儒家一向重视礼的作用，“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日》），“礼也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礼是一种以“仁”为内涵的外在行为规范，孔子以“立于礼”为人生的第二阶段，说明人在这一阶段处于一种内心自我约制和外在服从的层面。三是“不惑”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的“志于道”、“立于礼”进人一种自觉的状态，不再是盲目地服从外在的强制。四是“知天命”阶段。“尽人事而知天命”是儒家人生的重要内容，在这一阶段，人不仅领悟到“人道”原则，且对“天命”有了正确的理解。五是“耳顺”阶段。朱熹谓这一阶段“声人心通，无所违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论语集注》）
人们的修养达至这一阶段，则一切顺乎礼，顺乎天命。六是“从心所欲不逾矩”阶段。“从心所欲不逾矩”乃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在这一境界人们的一切行为皆自然而然发自本心，自然而然符合礼义制度的规定，人们从一个自为自觉的世界进入到一个自在自由的世界。这一境界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是有知亦无知，是有我亦无我，是有为亦无为。
其二，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
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在全社会建立起《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实现，以人的道德修养的完善为前提。天下大同是一个由“修己”推及“安人”，由“修己”推及“安百姓”的过程。“安人”，“安百姓”是“修己”在全社会的扩展和延伸。
（二）理想人生境界的特征
儒家理想的人生境界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人伦性。
儒家立足于人的家族血缘关系，故很看重人的协作性、交往性。他们认为人伦世界是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人不能脱离社会、脱离人伦关系而存在。孔子论仁，没有直接从人伦关系来讲，但它“是从普遍性的人己关系来讲的，以仁为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孟子指出天下、国、家、身四者相互依存，不能分离。苟子则认人的协作性、群体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指出“人不能无群”。
其二，规范性。
仁的境界、大同的境界是社会的人为的有序状态，这种境界和状态有赖人们遵循和践履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来实现和维持，也有赖于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来为之清除干扰、扫清障碍。离开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弹性约束和政治法律制度的硬性约束，仁的境界或大同的境界的实现毋宁就是天方夜谭。因此，孔孟要求人们严格按照各种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设身处世，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里的“礼”，主要是在道德的意义上使用的）孟子也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苟子则更多地吸收了早期法家的一些思想，着重阐发了礼法的功能和礼法的统一（他的礼具有法的属性），强调政治法律对人的行为的强行限制。
其三，自由性。
一方面，社会因为人们对礼法的遵循而达到稳定和进入有序状态。另一方面，人们的物质欲求和精神欲求（主要是道德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