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是对在殷周之际出现的《易经》的阐发，《易经》以“易”命名，“易，变易也”。在《易经》看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变易的。从“履霜”到。坚冰至”（《周易·坤》初六爻辞），是自然界的天气的变化；从“大人虎变”（《周易·革》九五爻辞），可知社会的变革。孔子深人发掘了《易经》中的变易思想，认为《易经》的作者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观察，看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周易·丰卦·彖传》）。“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传》）。于是得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认识，认为《易》就是对变易之道的表述，“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系辞传》），“《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程颐：《伊川易传》）。“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强调变的绝对性，“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强调变的普遍性。宇宙及其问的事事物物都是变易的结果，可谓“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传》），“日新”，“生生”就是不断生成。
新东西。
《易传》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对天地变化而生成万物的过程进行了描述。依卦象与卦义所言，天地就是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就是水火雷风山泽，“天地设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然后能成变化，既成万物也”（《说卦传》），“天地变化，草木蕃”（《文言传》），宇宙万物就是这样由天地风雷水火的相搏相通而生成的。
这种“日新”“生生”变化的动因和表现形式就是阴阳、刚柔、阖辟及其变化，《系辞传》称之为“阴阳相感”，“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阖一辟谓之变”。意即事物变化的动因在于事物内部固有的两种性质相反的力量的相互作用，其具体表现就是事物新旧的交替更迭进退之象。“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变化而生成的，是变化的表现形式，《系辞传》表述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变化作为哲学范畴在《易传》中得到明晰的规定。在《易传》之前，变与化是两个概念，《易传》作者把变化作为天道与地道生成万物的中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成卦·象传》），“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系辞传》）。变通就是使天地四时通达无碍，天地阴阳相摩相荡，相互交感，万物因而化生。所以，变化是宇宙生成的活动链。
（二）动静有常
在强调变、动的同时，《易传》也肯定常、静的存在，认为“动静有常”（《系辞传》）。天下万物，有动有静，或动或静，有其一定的常则，“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系辞传》）。乾为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万物始于天，坤为地，顺承天，承载万物，天地变化，“然后万物生焉”（《序卦传》）。天常动，万物得以产生，地常静，万物得以资生，即所谓“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之意。
《易传》认为无论是天动，还是地静，都有一定的常则，乾的动是刚正，坤的动是闭止，乾是天下之至健，坤是天下之至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乾卦·彖传》），“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恒卦·彖传》），动静相宜，才能“天下之动而不可乱”（《系辞传》）。正是因为有了动静变化的规律可循，世界才不是杂乱无章的。“《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寂”，静。“故”，事。《易》自身没有思虑，没有作为，通过人心的虚静，感通天下事物的变动及规律，即所谓的静观其变，以静待动之意。
这是既承认相对于动的静的存在及意义，也表明一种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苟子继承并发挥了《易传》变化及其变化有常的思想，从其自然之天的观念出发，更明确地提出了“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荀子·天论》）的论断，对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作了合乎自然的描述，“列星随旋，日月递熠，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神”指自然的奇妙的变化，不是指有意志、有人格的神灵。列星日月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运行，递相临照。四时按规律更替，循环代行，阴阳二气发生作用，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各种事物变化的配合协调，使万物得以生成长大。这是天之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宇宙间的所有事物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荀子·天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天论》）。这是自然固有的法则和规律。
在动静二者之中，动是主要的，因为动更好地说明变化。《系辞传》云为：“动者尚其变”，“动者观其变”。而且，一切事物都在互相矛盾对待中发展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系辞传》），一切都是刚柔相推而生的变化。《易传》原则上是贵刚主动的，这与老子的贵柔主静的思想不同，老子不仅在人事方面主张守柔处下，“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而且在自然观方面也以静为根本，认为“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老子·十六章》）。“复”，借用王弼注《周易·复卦·象传》“复见天地之心乎”之“复”为：“复者，返本之谓也。”万物的生长发育是动，但芸芸万物最终都要归于静寂，静寂是万物之本。所谓“本”“末”是王弼注《老子》时用以诠释有无的范畴，并把本末有无与动静连接起来考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之中，乃天地之心见也”（《周易·象传·注》）。这虽是对《周易》的解释，但从以无为本论证以静为本原则上也是符合老子思想的。据此我们可以看到老子以静为动之本的思想与《易传》主动尚刚思想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完整的动静思想。
（三）渐变与顿变
《周易·系辞传》还注意到变化一般是由逐渐的变化发展到迅速、剧烈的变化的问题，用孔子的话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及身”（《系辞传》）。《周易·坤·文言传》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人不积累善行，不能成就善名；不积累恶行，不能够招致灭身的结果。弑君、弑父事件的发生，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结果。这是就人类社会方面说。
苟子则从自然方面丰富了渐变与顿变即变与化的思想。他提出了“尽小者大，积微者著”（《荀子·大略》）的命题。“尽”，极尽。
“著”，显著。意谓尽量容纳小的就可变成大的；积累微细的就可变为显著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形象地表述了积少成多可以引起量与质的变化，包含了量变与质变关系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对常变问题的深刻认识。这种把事物看成是由积累、渐变而形成的思想是对质变之前需要有量变的积累，量变才能引起质变规律的夫才猜测。
《易传》与荀子的变化、动静思想作为常变思想的有机构成，丰富、明确了儒家常变思想。变与化、动与静从单一概念演化为变化、动静范畴，皆始于《易传》。正是在《易传》中变化被赋予了一事物产生、转化为新事物、新属性、新情况的哲学意义，“天地变化，万物生焉”，既说明宇宙的变化，也表明宇宙的生成。“动静有常”，既看到动静的存在及意义，也看到动静的规律，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周易‘艮·彖传》），虽是就卦爻变化而言，亦是对动静本身而言。在这看似纯自然的范畴中，儒家也赋予了人的道德属性和人类理想，在儒家看来，只有圣人、君子才能体悟天地变化的神妙，动静的幽微，常变的规律，从而才能生物、济民、利用、厚生，达至万国咸宁。
从整体性思维的视角分析天人关系、道器关系和常变动静关系，我们看到儒家的自然哲学从对天人的定位定性开始，探究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出现过各具特色的观点，有的已经达到或接近达到科学的自然哲学观。但从总的特点上看，儒家自然哲学始终与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哲学混而不分，几乎没有独立的自然哲学观念和体系。
儒家的自然哲学，既涵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如果能够加以合理的现代疏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可以弥合由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的重大歧异，消解自然与人类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