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期访问过汉堡以后，柴可夫斯基开始了去年秋季未完成的交响曲第一章的编写工作，然后在搁置了一段时间后，又把它拿来作为一首新钢琴协奏曲的第一章节。这单章是以后出版时编为75号的《降E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在思考新计划时，总是把歌剧列为优先，他再次要求他弟弟莫杰斯特为他寻找一个合适的题材。他于1893年10月19日离开克林，准备到圣彼得堡，指导《第六交响曲》首演的排练。当火车经过伏罗洛夫斯克村时，他对同车的旅客指着教堂墓地说：“我死后要葬在那里。”
虽然他也对塔涅耶夫表示，他死后希望葬在伏罗洛夫斯克的教堂墓地，但这些话都不应该看做是他即将死亡的前兆，那可能是他刚在莫斯科参加过他朋友泽利夫的葬礼，有感而发的。事实上，10月22日抵达圣彼得堡时，他的身体和精神的确都很好。
6天后，柴可夫斯基在俄国音乐协会举办的季节性音乐会揭幕时，指挥新完成的《第六交响曲》演奏。正如他所预料的，这首作品并未引起听众的共鸣，报界的反应也很冷淡。只有一个评论家对它表示推崇。柴可夫斯基一生当中，经常对报界及其他方面的敌意批评非常敏惑。现在，正是他的生命将告结束时，他却对一切置之不理，始终相信他这首交响曲是“他已经编写完成或将要编写的乐曲中的最佳作品”。
在音乐会过后第二天早晨，莫杰斯特发现柴可夫斯基用早餐时精神很好，他的面前放着那份乐曲。莫杰斯特回忆说：
他同意在当天把它送给尤尔根松，但名称尚未确定。他不想只给它编个数字，甚至原本想要称呼它为“标题交响曲”的想法也放弃了。“为什么要那样？”他说，“我根本不愿给它起那个名称。”我建议可用“悲剧”作为它的名称，但他也没同意。当我离开屋子时，他仍旧拿不定主意。我突然想起“悲怆”两个字，于是就又回到屋中告诉他。他听到以后叫起来。
我觉得这情形恍如昨日，依旧历历在目。他说：“好极了，莫杰斯特，那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就叫它《悲怆交响曲》。然后，他就当着我的面，给《第六交响曲》加上了这个令人熟知的名字。
有一件莫杰斯特没有透露的事，那就是柴可夫斯基在几个小时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写信告诉尤尔根松，要求他在乐曲的标题页上只印“献赠给达维多夫”的字样，并编出交响曲的号数，及写明作曲者的姓名，此外别的东西一概不要。尤尔根松没有理会他的要求，于是《悲怆交响曲》才得以留传于世。
这支交响曲没有正式标题并不奇怪，不过在他死后所发现的一份草稿中，或许不难发现他的想法：“这交响曲的终极精义是生活。第一部分完全是代表着热诚、信心及渴求活动。它必须短一点（最后的乐章表示死亡——那是崩溃的结局）。第二部分代表爱情；第三部分代表失望；第四部分代表死亡（也必须简短）。”
《悲怆交响曲》中的音乐并不像《第四交响曲》那样，它没有表示人和命运的斗争；相反，它意味的是人们必须接受生命的常态。不过以这种方式来讨论音乐，经常有一种危险，究竟交响曲中包涵的是什么，那就得全凭每一个聆听的人自己去发掘了。如果他在音乐中出现悲观与失望的情绪，他应该记得莫杰斯特曾说过，柴可夫斯基在编写这乐曲时是“心满意足”。
他甚至还拿死亡开玩笑，他曾向一个做演员的朋友说过：“在我们死去以前还有的是时间，现在我们都还不会死！我觉得我将活得很久。”这时，进一步的迹象显示他并没有死亡的征兆，同时也不像传闻所说的，他正在考虑自杀。
《悲怆交响曲》演出之后，在给尤尔根松的信中，他立即把听众的反应简单地告诉了他，说他已经对工作恢复了信心，最后还加上一句话：“我们马上就可谈这件事，因为我要在星期六到莫斯科去。”那几乎不是一个垂死的人所说的。但是以后确实如何，现在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