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孔子(名人传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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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倦游归鲁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孔子周游各国的这些年,他的故国鲁国的情况。

鲁国自孔子离开后,国力日渐衰微,到孔子第三次回到卫国时,正是鲁哀公执政。此时,南面的吴国已经强大起来。

吴国包括现在苏皖两省全境及赣东北部分地区,都城在江苏无锡,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但也同楚国一样,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

本来,中原各国之间曾有约定,互不侵犯,数百年来相安无事。可是,被视为蛮夷之邦的南方新兴国家,例如吴、楚等国,却不理会这个约定,只要能够开拓疆土,侵略之名根本不放在眼里。

其中最蛮横的就是吴国,经常以武力侵略邻近小国。不仅如此,吴国历代君主都有称霸中原的野心。

公元前500年,齐景公和鲁定公会盟于夹谷,有很大程度上是怕吴、鲁结盟而威胁到齐国。如今,吴国已经吞并了鲁国南方的一些小国,正企图用合纵连横的策略达到称霸中原的最终目标。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仅继位两年,就大败越王勾践。一时间,吴国的势力越发扩张,鲁国感到深受威胁。鲁哀公七年,即公元前488年,吴国和鲁国在鄫城(今河南省柘城县北)举行会谈。吴国强行要求鲁国用一百头牛、一百只羊、一百头猪作为献礼。虽然这超越了当时礼制规定的数字,但鲁国慑于吴国的威势,只好如数奉上。

吴国又要求鲁国三桓中掌权的季孙氏派宗主亲往吴国谈判,当时季孙氏的宗主是季康子。季康子深恐前往吴国会遭遇不测或受到侮辱,借用了当时尚在卫国的子贡。子贡深负辩才无碍,随季康子前去交涉。经过一番唇枪舌战,鲁国终于获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吴国这才作罢。

公元前487年,吴国不顾一年之前与鲁国的和谈盟约,出兵攻鲁。幸而鲁国军民拼死抵抗,吴国只好退兵。

这时候,犯上作乱从鲁国出逃的阳货正在晋国,企图帮助流亡至此的卫国太子蒯聩回国接位。他们得到了晋国的支持,本想出兵伐卫,但又顾及鲁、卫之间的关系,恐两国联手相抗。后来,他心生一计,齐、鲁两国虽有姻亲关系,但夹谷会盟之后,鲁国索要回齐国之前占领的城池,此事使齐国极为不满。现在可以游说齐君,让鲁国把那些城池还回来,如果鲁国不答应,就出兵讨伐。

齐国此时的君主是齐悼公,悼公果然被说动,于是,命国书为大将军,率领兵车一千乘向鲁国进发,到达汶水时停下来扎营修整,并派人向鲁君下战书。

接到战书后,鲁哀公急召季康子和冉有来商量对策。

冉有说:“国难当前,我愿率军出战。另外请再派人去通知夫子,请他从旁协助,以解鲁危。”

季康子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冉有为左大将军,出发御敌。

冉有让樊迟为车右,合力抗齐。车右指古代车战时,站在御者右边的武士。一般多选用力士,职责是作战时保护车左的主帅。樊迟也是孔门弟子,他精通战略,尤其精于箭术,几乎百发百中。

冉有率大军浩浩荡荡到达汶水,一声渡河令下,士兵个个奋勇争先,誓死保卫国土。

鲁军渡河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捣敌营。齐军措手不及,只落得弃甲曳兵而逃。冉有紧追不舍,直到数十里外,才鸣金收兵。

齐国的国书本就不是什么名将,军事一道上与冉有相去甚远,经此一战,更是早已吓破了胆,于是赶紧收拾残部,并派人返国告急。

这时候,身在卫国的孔子也已经得到消息,派遣子贡到齐国去向权臣陈乞游说,希望他能罢兵休战。

陈乞的内心本来就希望国书战败,好趁机削弱他的势力。子贡既然来劝他罢兵,正好趁此机会,奏请齐君下令撤回军队。于是,陈乞一面游说齐悼公,一面派遣使节到鲁国重修旧好。

不久后,鲁国获胜,冉有班师回都。季康子亲自前往郊外迎接,两人执手庆功,并设宴慰劳三军。

酒过三巡,季康子满面笑容地问冉有说:“恭贺你旗开得胜。但不知你的这种军事才能,是无师自通、出自天性呢,还是后天学来的?”

冉有答道:“是向我的老师学的。”

“哦?夫子怎么会懂用兵之道?”季康子不免有点讶异。

冉有说:“夫子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学者,文武均通。我只不过学了一些战术而已,韬略什么的还谈不上呢。”

季康子又问:“孔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冉有回答说:“任用他的君王会名声显赫,把他的主张宣扬到百姓中间,百姓就会信服。即便是向鬼神询问他的为人,鬼神也会说他毫无缺憾。但我学习的这军事之道,即使功劳盖世,受到大量的封赏,夫子认为始终是对百姓不利的。”

季康子非常欣赏冉有那种功高不居的谦逊态度,对孔子也格外地钦敬和仰慕。战事结束后的第三年,是鲁哀公十一年,即公元前484年,季康子与冉有商议说:“我想邀请孔子回国,你以为如何?”

冉有说:“14年前,夫子任大司寇时的政绩,想必您也略有所闻。如想请他老人家回国,万万不可以用对待一般人的态度对待他,否则的话,再多的俸禄,他也不会接受的。而且要有始有终,不能听信小人的话,不能冷淡他。”

季康子说:“我知道了。”

孔子这一年已经68岁。

卫国的大夫孔圉和孔子是旧交,孔子一直认为他是一位贤人,每次到卫国,都会去看他,也常常住在他家里。

这段时间,孔圉家里正在闹家务纠纷,他对自己的女婿有很大不满,所以想设计杀害他。孔圉向孔子请教,并请孔子帮忙。

孔子大感意外,深悔过去看走了眼。他回答孔圉说,家务纠纷,外人还是不要插手的好,也没有插手的余地。

孔子叹息着说:“鸟类可以选择栖息的树木,树木怎么能选择鸟类呢?”

孔圉一听,知道孔子已有意离开卫国,赶忙假意诚恳地挽留:“我之所以一再坚持要您留下,并非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希望您能协助年幼的出公。这完全是为国家着想,请不要因为我家的私事而离开。”

孔子被他这么一说,倒有些左右为难了。这时,季康子派来接回孔子的使臣到了,才替他解决了难题。

当年在鲁国国内,最反对孔子的是公宾、公华、公林三个人。现在季康子正是派了这三个人带着厚礼来到卫国接孔子回国。季康子的做法是为了表示诚意,意在告诉孔子:你看,曾经反对你的人现在来接你回去,可见国内是多么迫切而诚挚地需要你。孔子正好借这个借口拒绝了孔圉的挽留,毅然决定结束流浪生涯,返回鲁国。这时,距离孔子公元前497年离开故土开始周游列国,已经过去14年了。

一些在卫国从政的弟子,听说夫子即将束装归国,也都纷纷弃官相随。

孔子对哀公和季康子的为人早有了解,再加上这些年游历在外与政客的频繁接触,所以即便他们的邀请情意恳切,孔子心里也没有寄予太大的期望。

不过,一别故乡14年之久,如今终于有机会回去,孔子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公元前484年,也就是鲁哀公十一年的秋天,孔子返回阔别已久的故乡,一路上感触良多。

回想这14年间,自己辗转各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也遇到几次意外的惊险。而自己的政治抱负始终未能有所施展,甚至饱受猜忌,险遭杀害。流落到郑国时,还被人喻为丧家之犬。期间的艰难曲折真是难以为外人道也。

至于那些高洁的隐士,他们的歌咏和嘲讽,如今想来,倒还蛮有人情味,孔子不由得感到一丝温暖。

将届古稀之年的孔子,这时的政治见解早已成熟,而这些年周游各地的经历也使他对政治生涯看得很淡。他认为教育事业才是不朽的事业,而国家富强应以教育为先。

抵达曲阜郊外时,冉有等出仕于鲁国的弟子,早就等候多时。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孔子的归国令他们雀跃不已。因为当年孔子任大司寇时的政绩,他们记忆犹新。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孔子回来,今后就又可以过上政和邦宁的安乐日子了。

哀公和季康子他们对于孔子的归来,又是怎么想的呢?

之前与吴国和齐国的战争虽然都以胜利告终,但国力日渐衰弱却是不争的事实。目前,齐国居于北,吴国居于南,将鲁国夹在中间,虎视眈眈。鲁国国内没有贤臣,政纲废弛;外交也没有人才,为应付客观情势的需要,只能与周边一些小国缔结密约,暂保平安。可一旦实情暴露,那些虎狼般的强国一定会兴师问罪。

哀公和季康子认为孔子在各国游历多年,对各国的政情必然有深入的了解。他对这个棘手的难题,一定会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宝贵意见。由此可见,他们的想法只是让孔子处在一个顾问的位置,有什么难题尽可以去咨询,却不准备让孔子掌握实权,真正意义上地执政。

孔子回国后,哀公第一次接见他的时候,开头一句就说:“请你告诉我一些为政的道理。”

孔子答道:“很简单。用人的时候,必须要有所选择,选用品行优良、能力出众的官吏,政治必然会走上正轨。”这句话听起来虽然简单,但却语意深长。

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问政。

孔子说:“选用正直的人,摒弃邪恶的人,百姓自然会服从。身居高位的人如果都是正直之士的话,那么,黎民百姓受到感化,也就会变得正直了。”

季康子把窃盗案件日益增多这件事,拿来请教孔子。

孔子说:“想要遏制盗窃之风,最首要的途径就是教导百姓无欲、戒贪。只要自己不贪得无厌,即使你奖赏他去窃盗,他也不会干的。”

季康子想用重刑来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变,孔子不客气地说:“身居高位的人如果决心为善为正,做一个好榜样,人民自然就能安居乐业,风气淳朴,社会也自然就安定了。身居高位的人就像是风,百姓就像是草,风吹到草上,草肯定会顺势弯倒下去,你不能直接把草铲除了。只要身居高位的人好德乐善,老百姓还会做坏事吗?”

孔子对鲁哀公和季康子的很多问题都直言诤谏,毫不掩饰。他看到哀公不能选贤任能,不能远离佞臣,所以劝他要慎重择人。至于季康子,孔子早就知道他处事不公,自己又贪得无厌,不能为民表率,所以毫不客气地当面指责他的错误。

季康子每次去见孔子,听到的虽然全是忠言,但到底十分地逆耳。季康子心里很生气,又不能发作。慢慢地,他除非万不得已,很少去亲近孔子。孔子已不再热衷于仕途,也就淡然置之。

季康子生性极为贪婪,经常恣意剥削人民,广积不义之财。但他又极其奢靡浪费,挥霍无度,所以常常入不敷出。他想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为借口,增加田赋,中饱私囊,可是这么做势必会引起百姓的不满,也会给自己招来骂名。于是季康子想去请教孔子,当然是编一个增加赋税的借口欺骗孔子。如果孔子认为应该增加田赋,那么,他就不必背上什么恶名,一切责任就都可以转嫁到孔子的身上了。

季康子心里这样盘算,却又不敢亲自去见孔子,最后他想到让冉有出面。冉有是孔门弟子,与孔子有师生之谊,又是自己的家臣,总比别人放心一些,由他出面去请孔子发表意见,最为妥善。于是,季康子编了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冉有据此去试探孔子的反应。

冉有把那些理由一说完,孔子便看出了季康子的用心。他想起自己初次担任委吏时的种种,他深知老百姓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不遇荒年还好,万一遇到荒年,真是苦不堪言。靠天吃饭的人民,已经够值得同情了,怎么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何况又不是国家真的需要这样,而是为了填补私人的欲壑。所以,孔子压根儿就不赞成。

冉有往返跑了三趟,孔子总是一语不发。这种无言的抗议,应该让季康子死了这条心才对,但他仍旧再三再四地打发冉有去试探。

最后,孔子觉得不耐烦,他对冉有说:“你是我的弟子,你明知季康子这是假公济私,怎么还帮着他?”

冉有在老师面前不敢说假话,只好坦承说:“弟子在季氏手下做事,他命令我这么做,我只能从命。”

孔子说:“赋税是为国家需要而征收的,岂是权臣公卿实现自己私欲的途径。何况周公制定的税则,何其公平,有什么理由再增加呢?”

这件事之后,冉有和孔子的师生之谊受到了破坏,孔子曾痛心地说:“他没有资格做我的弟子。”

有一次,季康子准备攻打颛臾,这是鲁国一个很小的附庸国,位于今山东省费县西北一带。子路和冉有赶快跑来告诉孔子。

孔子责备说:“你们俩身为季康子的家臣,一定参与谋划策动了吧?”

冉有赶紧否认说:“这完全是季康子的主意,我们两人都不赞成。”

孔子说:“先王封颛臾为东蒙山的主祭者,一向是鲁国的臣属。如今鲁国的邦域被三桓瓜分,季孙氏独得两份,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取一份,只剩下颛臾还算是公臣,竟还放不过它,季孙氏实在太过分了!你们两人,深受季孙氏的器重,怎么不尽全力劝谏呢?如果季康子不听劝谏,你们俩就应当辞官不做。周任曾经说过,为官之前先权衡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才就位;干不了的话,就不干。”

周任是周时的大夫,为人十分正直无私,嫉恶如仇,被后世很多为官从政者视为楷模。

孔子接着说:“这就好像替一个盲人引路,你眼看着他有危险,却不去帮助他;眼看他将跌倒,却不去扶持他。那么,叫你来引路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觉得你们根本没有尽到做臣子的责任。再打个比方,老虎逃出了笼子,珠宝箱里的美玉碎了,难道说,看管的人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冉有辩解说:“颛臾的城堡极为坚固,而且靠近季孙氏的费城,如果现在不把它攻下来,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心腹大患。”

孔子乘机教训他说:“一个国家不怕财富少,只怕分配得不均匀;不怕人少,只怕社会不安定。如果资源分配平均,就不会有贫困现象的出现;如果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就不怕人民稀少。社会安定以后,政权才能稳固。假如远方的人仍有不顺服的话,就以文化道德来感召他们,他们自然会被吸收过来。你辅助季康子多年,却不能使境内人民生活安定,也不能吸引远人来归。他妄动干戈你却不能劝谏。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是在内部啊!”

鲁哀公十四年,齐君被弑的消息传来鲁国,又激发起孔子的正义感。

晏婴死后,齐国逐渐由田氏掌权。齐景公死后,三传至简公。简公即位后,分别任用田常和监止为相。监止很受简公的宠信,田常十分嫉妒。公元前481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监止在上朝途中偶然看见田氏族人杀人,于是将其拘捕,后来却被田氏营救。监止深知自己已经得罪了田氏,惧怕报复,在简公支持下,准备驱逐田氏。不想,监止的家仆竟将此事告诉了田常。5月,田常先发制人,率军入宫,劫持简公。监止率军反攻,被田氏击败,监止出逃。田氏军穷追不舍,情急下监止迷失方向,误入田氏的封地丰丘,被田氏杀死。6月,齐简公在仓皇逃往徐州的路上,被田常的追兵杀死。

简公死后,田常立简公的弟弟为君,即齐平公,自任宰相,继续掌握齐国的实权。

孔子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叛臣逆子,所以这件事引起他极大的愤怒。他虽然久已不问朝政,此时却按捺不住。孔子如临大典,沐浴、更衣、整冠,入宫朝见哀公,郑重其事地奏请哀公出兵惩治田常这个弑君的乱臣贼子。

哀公可不像孔子那么富有正义感,他只以利害得失为行动与否的前提。哀公考虑良久,找到一个借口说:“齐国强大,我们弱小,以弱攻强,恐怕没有把握吧?”

孔子回答道:“鲁国与齐国,情谊深远,田常弑君,大逆不道,出兵讨伐,名正言顺。再说,齐国自景公以后,被弑的君王已有三人,目前举国愤怨,情势极为紊乱,附和叛臣的只是少数。我们堂堂正正地前往征讨,一定可以获得齐国正义人士的追随。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

哀公始终拿不定主意,何况,鲁国的实权都掌握在三桓之手,尤以季孙氏的势力最强。于是,哀公敷衍着说:“这件事牵涉颇广,最好和季康子商量一下再作决定。”

孔子无奈,只得退了出来,然后叹息着说:“我曾做过鲁国的大夫,遇到这种事,我不能不说。但哀公不能做主,反要取决于季孙氏,真是可叹。”

孔子本来不愿去见季康子,但责任在身,不容推卸,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季康子。

季康子其实和田常没有什么分别,都是目无君上的权臣,并且他和田氏还有私谊,当然不肯赞同孔子的主张,但又不好反对得太过直接。因此,他以另一个理由婉拒了孔子的建议。他说:“田氏弑了齐君,随即立他的弟弟继位,这还是情有可原的。再说,这是他们国内政治上的纷争,外人似乎不便干涉,夫子以为呢?”

孔子已经看穿季康子的心思,知道此事是无能为力了,也就不再多说,愤然告辞而去。伐齐的事就此被搁置不提了。

孔子倦游归鲁,虽不愿出仕为官,但仍想以在野之身匡君救民,协助弟子从政。但伐齐一事之后,他见哀公如此懦弱无能,三桓以季孙氏为首,嚣张跋扈,执掌朝政。如此情势令孔子愈加心灰意冷,他准备用余生的全部时间,倾注全部的精力和心血,致力于教育事业。他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这期间发生了几件令他悲恸欲绝的事件。

公元前485年,即鲁哀公十年,孔子67岁,尚在卫国之时,他的夫人亓官氏病逝。

公元前482年,孔子70岁时,他的独子伯鱼去世,享年50岁。伯鱼留下一个儿子名叫孔伋,字子思。后来受学于曾子,也是著名的学者,被尊称为述圣。《中庸》就是子思所作。

孔子在已逾古稀之年丧妻丧子,实在是人间最悲痛的伤心事。

关于孔子的九个异母姐姐,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留传下来。孔子的异母哥哥伯尼,生有一男一女,男的名孔忠,字子蔑,也是孔子的弟子之一,后来在鲁国任官。女的由孔子择配,嫁给了他的弟子南容。孔子认为南容为人谨慎,所以把侄女嫁给他。

孔子自己除了独子伯鱼外,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幼年夭折,另一个嫁给了自己的弟子公冶长。公冶长自幼家贫,勤俭节约,聪颖好学,博通书礼,德才兼备,终生致力于学问,没有走上仕途。相传公冶长精通鸟语。

又过了一年,孔子71岁时,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也去世了。

颜回,字子渊,亦称颜渊。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21年),卒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享年40岁。他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谦和有礼,从来不迁怒别人。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最器重他,对他的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

颜回素来以德行著称,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行而讷于言”。所以孔子时常称赞颜回具有君子四德,即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颜回终生所向往的就是一个“君臣一心,上下和睦,丰衣足食,老少康健,四方咸服,天下安宁”的无战争、无饥饿的理想社会。

相传,颜回家很穷,住在僻陋的巷子里,吃的是粗茶淡饭,喝的是一瓢清水。如果换了别人,肯定每日为生计发愁,可是他却依然快快乐乐地勤学不辍。孔子曾赞赏他说:“贤人,就是像颜回那样的!”

有一次,颜回陪孔子游泰山,回来不久就生病了,而且一天天加重,不到半个月就过世了。

孔子听到消息后,大喊:“老天爷这是要我的命啊!”接着放声痛哭。

有人在旁边劝慰说:“请夫子不要过分哀恸,保重自己的身体为要啊。”

孔子眼里噙着眼泪说道:“哀恸是有伤身体,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颜回这样好的人,竟年纪轻轻就去了。我不哀恸他,还能哀恸谁呢?”

颜回的父亲颜路想把儿子葬得体面一点,但是家里很穷,就跟孔子商量,希望孔子能把自己的车子卖了,去换一套棺椁。

棺椁是我国古代表示死者身份和等级的棺葬制的一部分。棺,即盛放死者的木制葬具;椁,指套在棺外的外棺。周朝的棺葬制度规定,士人下葬时只可用大棺,不能用椁。

孔子对于颜路的要求觉得很为难,因为按照古礼,大夫的车子是君主所赐,不能随便变卖。同时,大夫年老的时候,必须有车子代步,不能步行。于是,孔子只好直率地告诉颜路说:“除非是公侯卿相,否则不能棺椁并用。我儿子死的时候,也只是一层棺而没有椁,这是没法子的事啊。”

孔子的其他弟子也想厚葬颜回,一起来请示孔子。孔子认为哀悼一个人,重在内心,不在表面,所以他没有答应。不过,大家念及与颜回的同门之谊,以及颜回生前的良好德行,还是设法募集筹措金钱,厚葬了他。

孔子事后叹息说:“颜回当我是他的父亲一样孝顺、恭敬,我却没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让他葬得如此不合礼法,实在是弟子们的意思,我无法做主啊。”

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言论都收集在《论语》等书中,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

一年后,即公元前480年,孔子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子路死在卫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年,卫国的太子蒯聩看不惯南子的淫乱作风,准备杀死她,不料筹划不详,被人泄露了消息,没有达到目的,只好逃亡到晋国。卫灵公死后,由他的孙子继位,也就是卫出公。

出公在位12年后,父亲蒯聩企图返国夺位。他起初请赵简子出兵相助,赵简子没有答应。他就改变计划,派一个心腹回国去向孔悝的母亲求情。

孔悝是卫国的一位贵族,他的母亲是蒯聩的姐姐,名字不详,我们暂且称她为孔姬。孔悝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孔圉。孔圉去世以后,孔姬就和丈夫的一个名叫浑良夫的部下私通。浑良夫生得身长貌美,孔姬对他很是依赖,大小事情都喜欢找他来商量。她知道蒯聩图谋返国的消息后,就派浑良夫到晋国去一探究竟。

蒯聩知道浑良夫是姐姐的情人,他说的话姐姐多数会听,于是首先表示愿意支持他们,而且答应事成之后必有重酬。

浑良夫得到如此承诺,欣喜万分,立刻回国向孔姬报告。他说:“蒯聩亲口答应我,一旦他回国夺位成功,我们俩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再没有人敢说闲话了。目前他所顾忌的,只是孔悝的反对。孔悝是你的儿子,你以母命叫他迎接舅舅返国,他敢不依吗?”

孔姬说:“蒯聩是我的弟弟,出公是我的侄子,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多此一举呢?”

浑良夫提醒她说:“你要知道,出公在位对我们目前的情况没有什么改变,我还是你们家的家臣,既无地位,又没财势,而且我们的关系还是只能偷偷摸摸。但如果换上蒯聩,情况可就不一样了。你不为自己着想,也不为我想想吗?”

孔姬被他说得无言以对,就这样,他俩成了蒯聩的内应。

在浑良夫的巧妙安排下,蒯聩安然地偷偷回到卫国,住在他姐姐家里。

傍晚孔悝回到家里,刚准备休息,就被母亲叫了去。她说:“悝儿,我问你,父母两族中,哪边的关系更近一些?”

孔悝垂手恭立,答道:“叔伯是父系直属血亲,舅氏是母系直属血亲。谁近谁疏,实在难以判断。”

孔姬说:“也罢。不过,你既然知道舅氏是母系至亲,为什么不拥立我的弟弟?”

孔悝答道:“废子立孙,是先君的遗命。我们这些做臣属的,即便是贵族,也不能置喙。”

其实,母亲和浑良夫的暧昧关系,他早有察觉,而且浑良夫偷偷前往晋国会晤蒯聩的事情,他也略有所闻。只是身为晚辈,这些事情不便公然指摘出来,总是要给母亲留一点面子的。如今听到母亲话中有话,孔悝实在无法,只能推说腹痛,要去如厕,准备逃跑。

浑良夫这伙人早有安排,在孔宅四周埋伏了不少武士。他们早已准备好盟誓所需的一切,想逼着孔悝和蒯聩歃血为盟。临时买不到牛,就宰了一头猪,将猪血放在一个器皿中备用。

当孔悝借着如厕的借口准备逃跑时,两名武士不由分说,将孔悝捉住,挟持到大厅。

大厅里,蒯聩站立在正中央,孔姬站在他右边。孔悝被押进来以后,孔姬厉声喝道:“舅父在此,为何不拜?”

孔悝无奈,只好跪拜下去。蒯聩佯装慈祥,笑容满面地亲手搀扶。

孔姬也改以柔和的声音对儿子说:“君位本来就应该是你舅舅的,若不是南子相逼,他怎么会流亡到晋国?这件事全天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天下人也很同情你舅舅的遭遇。怎么你身为他的亲外甥,反倒不能体谅他的难处呢?我和他是同胞手足,不忍坐视不管,所以要迎他回国继位。悝儿你位高权重,一言可以定国。拥戴你舅舅复位,才是忠孝两全的做法,你说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孔悝似乎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被逼不过,只好回答说:“母亲的命令孩儿不敢不从。”于是,仆人捧来猪血,孔悝和蒯聩歃血为盟。

当晚,浑良夫率领武士,连夜进袭王宫。出公命人召孔悝来保驾,回报说,来袭的正是孔家人,打出的旗号是奉太子之命来捉拿逆子。出公大惊失色,他一面马上叫人传话给蒯聩,说子不与父争,愿意将王位拱手相让,一面收拾宫中财物,装载成车,趁月色昏暗从从宫逃出,直奔鲁国去了。

子路当时在孔悝手下为官,政变发生时,子路正好有事外出,他听到消息后立刻赶了回来。可是卫国国都上下已经一片混乱,孔悝被劫持。子路一心想救出孔悝。蒯聩派了两名武将带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子路毫不畏怯,奋力冲杀,无奈对方人多势众,而且用的又是长兵器,子路仅凭一支佩剑,虽然刺杀了几名敌兵,终究是处于劣势,不一会儿,已经满身是伤。子路一不留神,头上的帽缨被对方的长戟挑断。

他掷剑大呼:“大丈夫死就死了,却不能不戴好帽子,容我把帽子戴正!”

孔悝在里面高声喝道:“不得伤害子路。”可是乱军之中,哪由得他做主。话音未落,子路已经被一班乱军砍成肉酱了。

孔子听说卫国发生了政变,他叹息着说:“子羔或许还可以平安回来,子路却一定是罹难了!”

子羔是孔子的另一个弟子,稍显愚钝,受子路提携,在卫国做官。果然不出所料,子羔狼狈地逃了回来。孔子听他讲述子路殉难时的情况,不禁泪如雨下。

自己的独子以及两位心爱的门生,都先他而死,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剧怎能不令他悲恸欲绝。从此后,孔子晚景凄凉,只有一些较为年轻的弟子陪在身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