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和历史的结果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经济系统中，公有制不是只有一种形态，某种特定的公有制形态不是其中必要的环节。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经济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
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解析中国经济
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逻辑性是对立的。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一种误导。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它们只能自形羞惭，退出历史舞台。
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
之所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
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集中体现了社会工程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是创新性、科学性、价值性、操作性、系统性、艺术性的对称。实践将会证明：用对称工程来重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西方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逻辑性是对立的。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更是一种误导。
就拿制度经济学来讲，对称经济学视野中的制度经济学同西方引进的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以产权为起点，以交易为核心，是线性的思维方式，反映的是线性的商品交易过程，适用于商品经济早期的、以产品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是简单的、低层次的运作方式，虽有对市场经济活动某个层面和环节通过分析进行抽象的认识意义，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整体上没有操作性。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集团化、集团现代化、现代企业知识化。以知识为主导的企业“系统质”代替了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企业决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代替了“合算”关系，双赢模式代替了“盈亏”模式，合作生产力代替了“算计”生产力。以全息效益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同以直线交易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复杂系统，而转型经济则把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推向极致：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系统中各种要素与关系、逻辑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全息元”。如果说，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那么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牛头对马嘴。发展经济学应该是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时间经济与空间经济的双向互动、对称发展；任何单一要素、趋向的“发展”实质上都只是“增长”而非“发展”。西方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只是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而不是对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即使他们也出现过“发展”的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只是“增长”。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就只能研究“增长”而非“发展”。这只能同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相脱节。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中国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不能解析中国经济。
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论着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前提——线性思维方式；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
随着市场社会经济形态由小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从工业市场经济向知识市场经济发展，人的行为方式也发生质的变化——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而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系统的参照系由于仍停留在小商品经济和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所以他们的立足基础仍然是个人——无论是“经济人”还是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制度经济学，无不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还原论。
在博弈论看来，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个人。博弈论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的行为方式移植到经济活动中来，认为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也是个人，是个人之间的博弈活动。因此博弈论的参照系是小商品经济时期。在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企业；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人和事之间、企业之间联系的有机性、对称性，决定了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而不是博弈。
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配置，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物质的社会关系；既忽视了形成生产力的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又忽视了人与人关系中的精神方面，由于不能总体把握与合理定位形成生产力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自然”统一的系统及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结构，因而均不能对中国自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一旦人与人的交往由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博弈也就演变成了对策。所谓“对策”，就是以合作为主的“博弈”，它不同于非合作为主的博弈。它的基础与社会条件，是信息的发展与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正在使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资源由配置型向再生型转化，人与人之间由竞争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化；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从“均衡”中分离出“对称”，从“博弈”中也分离出“对策”。
对策论与博弈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社会学意义上，而后者则只是行为学范畴。仅仅通过认识——行为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升华为对策论。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的范畴。他们之所以要把“博弈论”奉为玉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
经济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符合人的预期，从而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问题。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
市场是系统；作为西方制度经济学心目中的市场出发点的产权也是系统。市场交易之所以有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源也正在于产权的立体性质。不对称的信息，主要产生于产权的层次属性和性质，如产品的内在质量、劳动者的素质与能力等等。如果产权只有二维或三维，那么产权的现象和本质完全合一，也就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理解产权的五度空间属性是理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产权的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是把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从认识论领域延伸到经济学领域。科斯由于把产权及产权关系平面化了，所以他认为只要“产权”明确了，就可以通过市场来自行解决一切问题。这不但在实践上不可行，而且在理论上本身就是错误的。
如果说，商品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那么，具体的交易行为也一样：简单的商品交易是平面行为，复杂的市场交易是立体的、系统的过程。如果说，一只羊和一把斧头的交易，由于产品的信息量简单，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汽车（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并无本质不同）交易由于其产品的信息量大，其中“信息不对称”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如试用期、保质期、保修期）来回避。所以，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全是用适合于商品交易的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套到市场交易上面的结果；在这里与其说是信息不对称，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不对称；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为的，是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制造出来的问题。只要交易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制度设计、交易方式是对称的，那么所谓“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迎刃而解。信息对称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如果说，人认识宏观世界仅凭肉眼观察即可，那么，如果人要认识微观和宇观世界、实现人同微观和宇观世界的信息“对称”，就必须借助仪器，如显微镜、望远镜；同样，人如果要认识社会、认识复杂产品的信息，实现人（买家）同卖家信息的“对称”，就必须借助于“制度设计”。在这里，制度设计（包括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以及种种产品保质保修的约定、无因退货的承诺、合同中质量保证的条款等等）就是使人（买家）认识产品信息、实现主体同客体“信息对称”的工具。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换言之，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在这里，直观的思维方式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