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包拯命人将王通判、崔推官请来，花厅坐下后，仆人献茶，包拯问：
“请问二位，征收贡砚之事，办得怎样了？”
“禀告大人，全都收齐了。请大人明日过目，随后就可差人押送进京了。”
“一共收了多少方？”
“回大人，六百方，一方也不多。”
“是吗？”包拯沉下脸，炯炯双眼在王、崔两人脸上来回扫了一遍。
王、崔两人做贼心虚，心惊肉跳。王通判嘿嘿半晌，吱吱唔唔地说“除了朝廷正额六百方之外，还多收了几百方，准备以大人名义送给京中同好……”
“唔？本官有令，不准借办贡之名多收一方，你两人竟胆大妄为，冒本官名义图谋私利！还有，我书房里的那方名砚，是不是你们派人放的？”
“这这这……是……是的。”两名贪官吓得话也说不连贯了。
“本官岂能与你等同流合污，坑害百姓！限你们两天之内，将多收的石砚列出清单，一一退回原主。至于你们两人所犯罪该如何发落，待本官禀明提刑司，再作处理。退下去吧！”两人狼狈退出。
包拯在端州三年，从没有私要过一方端砚。庆历三年卸任时，当地百姓为感谢他，偷偷用一块黄布包了一方珍贵端砚，放在他的船舱内，当船到羚羊峡（今广东肇庆附近）时，被包拯发现，他立即把这方石砚投入江心。传说后来在包公投砚处，涨出了一座沙洲，人们把它称为“墨砚沙”，以纪念正直清廉的包拯。
正是包拯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使“包青天”的美名千古流传，为世人所称颂。
希望现在那些大小贪官们也多看看清官戏和描写清官的电影、电视，不要再步胡长青、成克杰等贪官的后尘，成为人民的罪人。
点滴哲理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公而不私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方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一个人有纯正的思想，就能从理智的行为上，引发道德的良知，平衡情绪的冲动，认识真理的本质。使他们不受环境条件、感情的左右，让其灵魂拥有纯真的喜乐，激起奋发向上的精神，超越人生的小我，走上自强不息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人生便有无限的希望和快乐。
对生命真实的认识，应在自我生活的现实中，依持理性，不受物质情欲的影响，构成生命中无畏艰苦的意识，培养自我生存的德性，建立自强的信心，消除纨绔子弟的依赖感，充实精神生活，在人生道路上勤修学问，完善自我。我国古时的启蒙课本《三字经》中说：“玉不琢，不成器”正是这个意思。
冯玉祥有个侄子叫冯宏谦，从小就勤奋学习，立志报国。1931年，日本侵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生存的危机。冯宏谦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投笔从戒，他来到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
冯玉祥看到侄儿有热血，有大志，很高兴，还亲自帮夫人做饭炒菜款待他。席间，冯玉祥说：“谦儿能顾大局识大体，奔赴国难，这是我们冯家的光荣。我不喝酒，但我可以多喝一杯开水，多吃一块烙饼！”
过了一会儿，冯玉祥又说：“抗日要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你怕不怕？”冯宏谦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司令，我不怕！”
冯玉祥高兴地说：“好，现在你是一名军人了。不过，你应该改个名字，在西北军中做个普通士兵。”
大家听了，都发愣，不知要改名字干什么。
冯玉祥说：“我已经为你想好一个名字叫‘冯忍言’，也就是说，你要对我们的伯侄关系绝对保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冯宏谦当然明白，伯父是让自己不以纨绔子弟自居，更不能打着伯父的招牌，在外面招惹是非。他就说：“伯父，请你放心吧！”
西北军总部侍卫队多了一名新兵，他为人勤恳、能干，大家哪知道他就是司令的亲侄子冯宏谦。
后来，冯玉祥派冯宏谦到安徽开展抗日工作，仍以冯忍言名字出现。冯宏谦任过两县县长，政绩出色，但从未说出自己是冯大将军的侄子这一身份。再以后，冯宏谦上了重庆陆军大学，冯玉祥送了副对联和中堂给他，对联是：“孝子贤孙须先救国，志士仁人最重保民”，中堂写着：“为国不为家，为公不为私，为人不为己，我们能如此言行，便对得起我们的祖宗。”
冯宏谦后来做了高级军官，那对联和中堂就成了他的座右铭，说不定也是他的护身符。
冯玉祥是个治家有方的好将军，侄子来投奔自己，本该给他安排个好职位，谁也不会说什么，而他却要侄儿“忍言”，把他们的关系给掩住，让他自己去奋斗，无私、正直，这样的爱国将军去哪里找？冯宏谦也不愧是冯玉祥的侄儿，他居然不透半点口风，硬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闯出一条路来。比较起来，现在的某些领导就大为逊色了。他们不仅不会讳言自己的儿子、侄子是谁，而且千方百计为他们奔走，给他们谋一个好职位，以为这才是尽到责任，哪里会叫他们去“忍言”呢？就是让这些儿子、侄子们“忍言”，他们也不干，他们反而会举着自己老子、伯父的牌子，谋官求利。这种人站在冯玉祥身边，实在有大树与蝼蚁之别。冯玉祥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说他糊涂，但真正糊涂的其实是现在的这些领导，因为一个“忍言”，使冯宏谦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了出来，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出了一番事业。
点滴哲理
琢玉是屈，成器是伸。
处事之道
所谓处事，其含义应该非常广泛了。这里所讲的处事，主要指公事，即工作中处理的各种问题。这是人生的一个主要方面。处理公事，本来各朝各代、各行各业都是有规程、有原则的，但因为这些规程、原则都必须通过各种具体的人去执行，所以也就显出世间百态来。同样是法，秉公执法、一丝不苟者有之，贪赃枉法者也有之；同样是规则，严格遵守、一视同仁者有之，因人而异，广开旁门者也有之。而且，更为令人感到可怕的是，很多时候，真正出以公心，严格执法，不徇私情被看作不通情理、不谙世事、不识时务、不讲义气，而拿法律当儿戏、随心所欲、因人施法，做人情、走后门，却反而被看作聪明的举动，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秉公执法，出以公心去办各种公务，本来是无可指责的事，为什么有时却要受到责难呢？原因在于一些人用另外的眼光去看，你执的是公法、办的是公事，而得罪人或拒收贿赂却是自己在受损失，所以是糊涂。但如果大家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社会上还能有法吗？还能有公吗？如果一个社会法纪废弛、无公可言，那将会怎样呢？人人都“聪明”，社会就会大糊涂，而社会之所以还能延续、能发展，就是因为从古到今，都有很多被人认为糊涂的人在那里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不为私情、私利所动，他们才真正是社会的脊梁。如果说这就是糊涂，那么这种糊涂正是社会所需要的，是应该大加提倡的。
包公，这是个人人都知道的人物。民间传说他从小没娘，是嫂子一手养大，这恩情可说是比天高、比海深了，所以，包公像侍奉老母亲一样对待嫂子。但事出意外，他的侄子在陈州放粮却卷进了贪污案中。就包公当时手中的权力，如果抬一下手，本可饶侄子一条性命，但包公却毅然决然，秉公执法，斩了这个从小随他左右的侄子。古戏《包公赔情》就是说的这个。其实包公何尝没有人情，如果真是那种没有情义之人，他也就不会为那些素不相识的蒙冤受屈者主持公道了。但他更明白法大于情、公大于私的道理。只有在私情上糊涂些，才能在公法上合理公道些。
贺龙元帅，是新中国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其刚正无私也是出了名的。1929年，他在湘鄂革命根据地领导对敌斗争。当时的斗争非常艰苦，一些缺乏革命意志的人，经不住考验便脱离革命，有些还当了可耻的叛徒。贺志文，就是在这时叛变的，叛变后在洪家关一带危害人民，被区苏维埃政府抓住了。贺志文的叔父、豪绅贺仕光，是贺龙的族叔。凭这种关系，他坐着轿子到县苏维埃找贺龙同志求情。贺龙非常气愤，严厉地把贺仕光训斥了一顿，并通知洪家关区苏维埃把他抓起来惩办，由于贺仕光平日里倚杖权势，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区苏维埃在公审以后把他枪决了。像贺龙这样铁面无私，大义灭亲的人，谁还再敢出面请他徇私枉法。而也正因为这样，老百姓相信他，愿意跟着他干。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把老百姓团结起来，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有成千上万这样真正出以公心的干部和党员。这种人格力量，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凝聚剂。
相反，当时国民党虽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又掌握着全国政权，但是它政治上腐败，官官相护、拉帮结派、贪赃枉法、纲纪松弛，完全失去了凝聚力。所以，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谈到往事时都不无感慨地说，国民党是被自己打败的。也的确是这样，它是被自己内部那些在私欲上太聪明的人从内部腐蚀掉了，成了不堪一击的架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国以后，在共产党执掌政权的新历史条件下，党的领导人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和要求自己的党员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处理，是解放后共产党向自己的干部敲响的一次足以引起震动的警钟。这两个人都身居高位，都有着很可自豪一番的经历，但却都因个人私欲膨胀而犯了罪。毛泽东“挥泪斩马”，从而挽救了一大批干部。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腐败再一次抬头，而且蔓延的势头很快，从已经揭露出来的案例看，其中一些作案的规模、性质、手段、危害都超过了刘青山、张子善当年的犯罪。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凭借手中权力犯罪，知法者和执法者犯法。这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在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中央还号召在党员干部中普遍进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干部的素质，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在执行公务中的素质。真正秉公办事，不掺杂私念，不谋求私利，不偏袒私人，不囿于私情，在公事上清醒些，在私事上糊涂些，这是公务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点滴哲理
秉公办事，不掺杂私念，不谋求私利，不偏袒私人，不囿于私情。
与“势”无争
开国总理周恩来，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显现，他的美德和人格力量也时时在我们心间萦绕。至今，人们一谈到党而不私、官而不显、劳而不怨等等话题，就情不自禁地想总理、念总理。这里，抛开他那无与伦比的才干和贡献，以及独具魅力的风格不说，只说说他视权力地位犹鸿毛之轻的美德，因为这种美德比什么都重要。它是集众善之链，是超脱于贪心和权欲之上，不被贪心和权欲所累的法宝。它使人自在安宁快乐地生活，不仅内心坦荡荡，没有什么干扰，而且也不会受到外来的祸患。
众所周知，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内的力量谋取个人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最好的条件。但是他淡泊权力，不争官、不揽权、不当一把手，反而推官、让权，甘当副手。他是党内从不争权夺利、揽权弄权的伟大楷模。1932年7月25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说，应该让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接到电报后不同意，仍旧坚持由周恩来任总政委。这样，周恩来在29日亲笔给苏区中央局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请求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说毛泽东指挥军事有经验、有长处，“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如果自己兼总政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在周恩来的坚决要求下，苏区中央才同意毛泽东任总政委。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竭尽全力把毛泽东请了回来，并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研究了常委的分公问题。事先，张闻天有一个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支持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从此以后，中央军委领导一直是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两个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一直亲密合作，相辅相成，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这就是不求权、不求位、不求利的伟人周恩来！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气吞山河的豪情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时，周恩来在这条路上不看秦始皇，只看张良庙。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也许，他是仰慕张良的雄才大略；也许，他是敬重张良不争功、不贪权的美德；也许，他是缅怀张良把权位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甘愿隐居在山野的明智；也许，他是……
周恩来怀古，总是想起张良，还有萧何、诸葛亮……从古推至今，现代中国人怀旧，则总是想起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