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金融风险的大小与该国对外依存度的高低是呈正比例变化的，即对外依存度越低，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都达到空前规模，经济全球化发展势不可挡。而我国的对外开放，也已经逐步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潮流。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加，业务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业中的影响日益增强。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相继进入我国金融市场。截止1997年底，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已达544家，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173家；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数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其资产总额、贷款和存款总额等主要业务指标都保持了高速增长，外资银行在我国内地资产总额占我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为2.7%，占内地金融机构外汇总资产的比重为16.2%。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与社会转型已进入关键期，国内经济社会矛盾集中于金融。虽然因大张旗鼓的改制而露出近似浴火重生的曙光，但在国际金融环境日趋复杂险恶、内在脆弱性不断加剧的夹击下，中国金融业依然是诟病丛生、积重难返，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国家崛起最大的风险因素，依然是中国经济安全最薄弱的环节。
国际金融环境日益险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金融秩序正在发生剧变。美国因巨额赤字而加深对国际资金的依赖，金融霸权的“底气”愈发不足。美国经济因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居高难下而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国内财政货币政策（如抵押贷款利率）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因素制约。同时，东亚等地区金融地位明显增强。东亚充分利用在国际分工中的机遇，通过贸易盈余累积起庞大的外汇储备，货币汇率处于强势地位，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输出地，对国际金融的影响举足轻重。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的影响力正在减弱。IMF资料显示，10年来，发展中国家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几乎翻了两番，2005年达到2.9万亿美元。这使得IMF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迅速降低。中、印、俄等新兴大国崛起使得国际经济格局与秩序加速调整，由少数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缺乏代表性，对全球经济的调节愈发力不从心。
其次，国际市场风险增大，全球流动性过剩。“9·11”之后，为应对经济疲软和通货紧缩，美联储连续降息至1%的超低利率且保持一年之久，欧洲央行将2%的低利率维持4年，日本央行则实施了长达5年的零利率。全球三大经济体长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加大全球经济失衡的同时，也使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流动性过剩引起国际游资泛滥，于全球寻找乃至创造投机获利机会，由此导致全球的股市、房市、商品期货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资产泡沫日趋严重。道琼斯股价指数2006年10月中旬首次突破12000点大关，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证交所的主要股指都达到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以来的最高水平。香港、上海与孟买等亚洲股市也都持续大幅上扬。同时，《经济学家》杂志认为，欧洲房地产市场泡沫相当严重，丹麦、比利时、爱尔兰、法国和瑞典等属于房价增长的领先者，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房租分别比长期平均值高出55%和70%，美国房地产价格被高估50%，部分地区（如圣地亚哥、洛杉矶等）房价涨幅超过100%。
资源价格大幅震荡。1998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已上涨了近5倍，2006年7月曾一度逼近每桶80美元的峰值。此后虽有所回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以及投机炒作的影响，国际油价至今仍在高位震荡，远高于欧佩克（OPEC）2000年拟定的名存实亡的22~28美元区间价格。铜价2006年5月曾创下8788美元/吨的顶点，目前价位也是1990年代平均价格的3~4倍。金价从1990年代末每盎司252美元的水平飚升到2006年5月的730美元，创下26年来的新高。
对冲基金危险性加大。近年来，对冲基金发展迅猛，支配资金从1990年不足500亿美元剧增到目前的1.2~1.5万亿美元。因对冲基金运作缺乏透明度，大举进入衍生品市场又缺少监管，由此因相关违约导致局部金融恐慌近年来时有发生。欧洲央行多次警告，对冲基金威胁世界金融体系稳定，尤其是许多基金经理采取与对冲基金类似的投资策略，增加了投资项目突然崩盘的风险，其中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资本的非法流出入。在1990~1996年的七年间，我国有六年存在着国内储蓄率大于总储蓄率即国外储蓄率为负数，从而出现了国内资本大量外流和国外吸收国内储蓄的情况。在资本流动中有一部分属于资本非法流出入。一般来说，资本非法流出入是指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明文规定所禁止的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活动，这种资本流动采取不合法或不公开的方式、通过非正常渠道或混入正常渠道进行。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负效应。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双重效应，即不仅可以产生正效应，而且也会产生负效应。所谓负效应，是指在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消极作用及其给受资者即东道国造成的不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外生因素产生的外商直接投资负效应，一般是指由资本趋利性所驱动，通过外商投资者的各种行为活动而产生的负效应；二是内生因素产生的外商直接投资负效应，是指受资者（即东道国）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政策失误、管理不善或调控不力而造成的负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负效应严重威胁着我国的金融安全。在我国，由外生因素产生的外商直接投资负效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部分经济自主权受损，如一部分经济发展权被外商所控制；在市场份额上付出代价；影响经济政策的效果；转移利润和逃避税收；转嫁投资风险；转嫁环境污染等。
第三，外债运行存在着潜在风险。到1997年底，我国外债余额已相当于我国全部外汇储备的94%。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一些衡量指标，我国外债规模被控制在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各种外债风险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即外债安全线），更远远低于危险线，例如，1997年我国的偿债率为7.3%、债务率为63.2%、短期债务比率为13.9%，而国际公认的偿债率的警戒线为20%、危险线为30%，债务率的警戒线为100%~120%、危险线为200%，短期债务比率的警戒线为25%；从负债率来看，1996年我国负债率为14.3%，而国际公认的负债率的警戒线为20%。从外债风险指标来看，我国外债状况良好，似乎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如果从外债运行来看，我国外债存在的潜在风险不可低估。外债运行中的这些风险目前存在着扩大的趋势，从而对我国金融安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
第四，金融体制改革的非均衡性。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存在着非均衡性，新旧体制过渡中体制交替引起的混乱，导致金融体系运营效率下降，资金配置效率下降，金融风险增加。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金融体制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使得金融风险发生的几率增大。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非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风险，从而成为威胁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金融开放风险莫测
国内银行面临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昔日，危如累卵的国有银行尚未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迅速增长的居民存款使之有足够流动性。但“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正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目标是境内的优质客户与高端业务，居民储蓄被其分流。国有银行不再拥有稀释不良资产的手段，未来陷入支付危机的几率将明显增加。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面来临，中国的金融开放面临着以下几大风险：
首先是开放“失序”产生的风险。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金融开放出现“失序”倾向：是“入世”承诺的，积极兑现；很多“入世”没有承诺的，也在“自主”开放，而且还是加速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总结诸多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指出，金融自由化必须遵循的“最优次序”是：宏观经济自由化→结构调整→贸易自由化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调整→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开放“失序”势必增加中国金融风险。世界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崛起过程中都跌过跟头，很多还不止一次，唯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没有，对此不能麻痹大意。
10年前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因为资本账户管制而侥幸躲过金融飓风的冲击，但我们的一些金融界高层与学者却深信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卓越的宏观管理能力抵御了那场危机，并据此坚信，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宏观管理能力更加卓越，由此可以抗击范围更大、强度更烈的金融冲击。这种思维显然是危险的。
其次，国际金融风险传递。
一方面，随着国际金融秩序剧变，国际金融日趋动荡，美元等主要货币汇率、重要金融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风险骤升；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与深化，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经济的快速增长所蕴藏的巨大获利机会，使中国正在成为国际资本的“热土”。
自2002年以来，全球资本以各种名目（直接、间接或战略投资），以各种身份（房地产、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甚至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涌进中国。国际金融的日趋动荡，由此也威胁到中国汇率稳定、巨额外汇储备与美元资产价值，加速国际金融风险向中国金融市场传递。
风险传递在表象上集中体现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越来越趋于同步。芝加哥和伦敦期货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使得中国商品期货尤其是上海金属期货在涨跌停板间来回震荡；A股市场也正越来越强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期货与股票市场的“蹦极”性波动，不利于中国金融市场机制完善，并对相关企业产生消极影响。
再次，流动性过剩带来系列综合症。
激起资产泡沫，加剧通货膨胀。在连续15年经常和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激增的情形下，央行按照一如既往的管理方式收授外汇，由此大大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虽然采取发行票据回笼货币、增加存款准备金等策略，但收效不彰，国内流动性过剩愈益严重，激起金融资产泡沫，引发房地产热和股市狂潮。也是由于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信用扩张过快，导致商品与服务价格上涨。
催生“财富效应”综合症。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促使资产价格上涨，房价、股价、人民币史无前例地催化国民的财富幻觉，产生强烈的“造富运动”或“财富效应”。这会导致系列综合症：颠覆国民的财富观，激化人们的投机心态，致富有捷径，投机胜勤劳；扭曲社会资源配置，使更多的资金、人力流入虚拟经济之中，实体经济越来越无法支撑；拉大贫富差距，造成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增加金融监管难度。在资本跨境流动日益自由而人民币汇率缺乏足够弹性的前提下，央行货币政策势必越来越低效，而人民币汇率却不能由央行自行决定，央行正饱尝“带着枷锁跳舞”的滋味。不过，在金融市场机制发育不健全、监管体制不顺畅（如分业监管背离外资金融机构实际混业经营）的情形下，过分迷信有限的金融手段，过分自信自身的监管能力，也是监管机构陷入如今尴尬境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