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主要要看当时这种防范行动有多正常，以及未能采取适当的行动，结果成了解释后果时的异常事件，在程度上有多重要而定。股市蓄积力量而窜奔牛市，联邦储备委员会肯定是同谋犯，正如高伯瑞所说，政府当局异常焦虑，担心如果他们采取冷却行动，万一因此引发崩盘，他们便难辞其咎。不过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历史不长（1913年设立），20世纪20年代末的知识界并没有普遍认为它可以或应该透过利率的控制，以及影响银行的准备金，进而影响银行的行为，以稳定总货币存量，清除经济中的激烈波动。
大萧条之所以那么严重，异常影响因素在于股市繁荣景象盛极一时的极端狂热（虽然股市繁荣和形成泡沫是现代金融史上重复发生的形态），以及银行体系异常脆弱，经不起信心普遍丧失的冲击。对此，历史学家似乎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股市崩盘是第一个因素的自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并在第二个因素转化为普遍的萎缩，与倒闭形态时扮演重要的角色，使得纽约的苦痛蔓延到整个美洲大陆。这不只是耸人听闻的新闻，而是美国企业家、消费者、劳工的财富、流动性、所得与支出普遍遭到直接伤害。
不管经济大萧条的成因到底何在，总之，它是19世纪初以来历次经济循环中，美国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1929年到1932年，美国的全国产出下降32％，合一年减少10％，工业产量的降幅接近一半，这在工业世界上史无前例。如果经济继续沿着历史的趋势前行，1932年的实际产出比应有的水准低46％，是现代史上太平时期成熟国家最巨大的差距（1898到1998年间，苏联及其继承国家的产出绝对值下降45％），失业率从1929年的3.1％，攀升至1932年的23.6％，是太平时期空前绝后的纪录。
法西斯主义思潮在美国
1929年10月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使美国国民经济面临彻底崩溃的边缘。工业、农业、信用和金融的全面危机使美国工业生产水平下降到1913年以前，工业生产总指数下降了46.2%，企业倒闭了13万户以上，农业生产遭受空前大破坏，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5。失业工人总数达1700万人，占工人总数的32%。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过去以发放救济品著称的胡佛总统，这时被人们讽刺为“饥饿总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不少中小企业主也倾家荡产。当时美国处在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三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非民主手段的法西斯专政或对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策进行某些改革。
罗斯福上台执政前夕，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并不成熟，当时美共党员总共不超过两万人，在工人中影响很小。左右美国工人运动的是劳联，他们主张阶级合作。许多工人寄希望于有作为的总统来代替无为而治的胡佛总统。
罗斯福总统就职前33天，希特勒在德国夺取了政权，欧亚两洲逐渐形成了德、日法西斯两个战争策源地，在国际舞台上面临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主要威胁。有的论著在叙述当时国际形势时说得好：“金融恐慌粉碎了繁荣，独裁者们向民主主义提出了挑战，裁军被丢弃，和平被战争毁坏了。这个世界面临的不仅是一种危机，而是几种危机。发生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还有战争危机。”在国内，美国也面临法西斯主义思潮泛滥的现实危险。
亲德的垄断资本家和政客企图仿效希特勒以法西斯暴力手段来压制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和维护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益。他们制造法西斯恐怖气氛，扶植法西斯团体！有的人鼓吹“宁要希特勒，不要罗斯福，”甚至攻击罗斯福“不过是另一个斯大林”。美国军团还于1934年策划过一次未遂的法西斯政变。
美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潮虽然也曾猖獗于一时，但终未得逞。因为和德国相比，美国在经济上更加强大，可以用改良的方法来阻止危机的恶化，避免经济的彻底破产。在政治上，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宁愿寻求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新模式而不愿接受法西斯暴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力量远较法西斯势力强大。
当时，以罗斯福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活动，它和国际法西斯主义思潮相呼应，将严重危害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特别是具有民主主义传统的美国人民坚决反对法西斯上台。在国际关系上，美国和英法两国的经济政治联系大大超过美德的关系。美国既没有面临德国那样急迫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也没有像希特勒那样急于通过发动世界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
这样，剩下的一条道路就是继续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制度了。面对1929~1933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胡佛政府推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宣告破产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遭到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长治久安，必须进行积极的改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试图解决危机的罗斯福新政顺乎历史潮流应运而生。
1932年：罗斯福的“百日新政”
1932年7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说，如果他竞选成功，要为美国人民施行新政（New Deal）。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唯一要害怕的东西就是害怕本身。”“只要国家仍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我就将要求授予我应付危机的那种唯一的最后手段——广泛的行政权，使我可以向紧急状态宣战，就像真正有外敌入侵时一样，把那种大权授予我。”他还强调“我国的宪法是简明而实际的，因此只要调整重点，合理安排，就可以适应各种特殊需要而不致损及它的基本形态。”
在罗斯福及其阁员和智囊团的策划下，从1933年3月9日到6月16日先后通过了70多个新政立法，史称“百日新政”。从1933到1934年为新政第一阶段，1935到1939年为新政第二阶段。在实行新政的几年里，政府和国会先后颁发了700多个法令，涉及整顿财政金融、调节工业生产、节制农业发展、实行社会救济、举办公共工程、改善民众困境等各个方面。
罗斯福新政在美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进步现象，起着积极的、肯定的作用。实施新政缓和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恶果和由此激化了的阶级矛盾，部分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困境，使国民经济免于彻底崩溃，恢复了社会生产力。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以1929年为125计算，1932年只有58，1936年则回升到121。工人失业人数比1932年减少了一半。国民总收入1929年危机前是1044亿美元，1933年为740亿美元，1937年恢复到1090亿美元。
通过社会救济条例、经济法规、劳资关系法案、社会保障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新政措施，使劳动人民的严重困境有所减轻，工人阶级和工会比以前有了较多的自由。工会会员人数由1932年的320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900万人。华格纳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和社会保障法被称为关于雇工的新政改革的三根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