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第二银行对贷款的收回导致经济的发展在1834年出现短暂的回落，但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南方棉花价格高涨、北方制造业飞速发展、运输体系不断完善，这三方面推动着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攀升，各地均呈现繁荣景象。国内银行的数量从1829年的329家增长到1837年的788家。繁荣为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华尔街的股票交易额涨幅之高使得“华尔街”一词成为美国金融领域的代名词。
西部的投机活动最为猖獗，那里关注的焦点是土地而不是证券。那些无意定居的人一边从联邦政府手中购置大片土地，一边从当地银行借到更大数额的银行券支付给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的土地销售是由其下设的土地管理局负责，1832年土地销售总额已达250万美元，1836年达到2500万美元，同年初夏的一个月内销售总额就有500万美元。美国俚语中的“做土地管理局的生意”（to do a land-office business）就源于这般联邦政府土地购买热潮。事情发展的态势吓坏了杰克逊，他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政策已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他最为痛恨的东西：投机和纸币。
其实杰克逊对形势一清二楚，他后来写道：“公共土地的所有证只不过是银行信用的凭据。”“银行向投机者兜售银行券，收票人支付之后，银行马上收回票据再次卖出，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券不过是最有价值的公共土地转移到投机者手中的凭据。实际上，每一轮投机活动的结束都意味着新一轮的开始。”
杰克逊决心用自己典型的方式处理这件事。1836年他向内阁建议：想要购买土地的人只能以金币或银币——即铸币的形式向土地管理局缴纳土地款，那些真正有意在当地定居、一次性买下320英亩土地、并能在同年12月15日之前用钞票付清土地款的买家例外。内阁的许多成员都已经深深地卷入这场投机活动当中，所以总统的提议遭到了坚决抵制，很多与投机活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会议员当然也不会同意。
杰克逊只好等到国会休会后的7月11日，将所谓的《铸币流通令》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签署生效。这个法令的出台在遏制西部土地的投机活动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硬币需求量的增长。东部银行金银储量逐渐耗尽，银行开始动用以前的储备。很快，许多西部银行就捉襟见肘了。由于有杰克逊财政方案的另一组成部分——“宠儿银行”的情况更是糟糕。
国债全部偿清后，联邦政府有了大量财政盈余（1834~1836年间政府收益增长了150％，一部分原因是不断升温的土地销售），如何利用这笔收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杰克逊总统说服国会从1837年1月1日起把这些盈余分给各州使用。政府存款纷纷撤走，“宠儿银行”开始收回贷款。
1836年，第二美国银行在营业执照到期后终止了中央银行的功能。比德尔随后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欺诈罪。他在审问后被宣判无罪，但此后不久就死了，此时他还背负着数宗民事诉讼。第四次美国银行战争以银行家的第四次失败而告终。
在结束第二任总统任期后，杰克逊到位于纳什维尔的一家修道院修养。他仍然因其杀死银行的决心而被人们所熟知。事实上，他的工作完成得如此出色，以至于银行家们花了整整一个世纪（随着1935年联邦银行法案的通过）才回复元气并达到相同的规模。在杰克逊后来的日子里，当被问到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时，这个战争英雄回答说：“我杀死了银行！”
杰克逊还警告美国未来的后代们：“如果美国人民被银行以这样或那样的存在形式所蒙蔽，那么它无所顾忌地控制政府并带来无尽的苦难就是美国人民面临的可以预见的命运。”
林肯绿币：内战时期的政府美钞
尽管杰克逊用局部区域的储备银行把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击垮，但连他自己都无法弄清事情的原委，这种武器仍然受到大量的国有特许银行的欢迎。举个例子说，到1862年马萨诸赛州，国有银行贷出了超过他们拥有的金银八倍的款项。一个国有银行放行了只有86.48美元支持的50000美元债券。如此加剧了南北战争前的经济不稳定，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用交纳准备金。然而，中央银行被淡化了，大规模一致的货币整治行动是不可能实现了。所以美国在西部扩张中逐渐强盛。
这一次，主要的货币变革者拼命地去挽回失去地集中力量和对于货币发行地垄断，但是没用。最后，他们只能用以前央行的惯用之计——为战争融资，制造债务。如果他们不能用其他手段控制央行，美国将因为战争而陷入泥潭。
1861年4月12日，在亚伯拉罕·林肯就职后的第一个月，南北战争就在南卡罗来那州的福特·萨姆特地区打响了。第五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美国“银行战争”开始了。
在枪声响起后的几个月内，中央银行家们为法国拿破仑三世（沃特鲁·拿破仑的外甥）两亿一千万法郎贷款，以保障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占领墨西哥和击退美国南方边境的驻军，以此利用南北战争的机会威胁门罗主义，并且恢复墨西哥的殖民统治。
不管战争的结果是什么，他们都希望一个被战争洗礼的美国能够向欧洲的货币改革者们负债累累，这样他们就不得不把中央和南方再次向欧洲殖民占领者开放。这正是门罗主义在1823年所禁止的根本原因。
同时，英国调集了11000人的军队到加拿大，并把他们驻扎在北美边境。英国的舰队也处于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快速出击进行干涉。
林肯知道自己被束缚住了。他为国家的命运感到深深地忧虑。而南北之间除了差异之外，还存在更多其他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强调“联合”而不仅仅是击溃和统一南方。但打战需要金钱，只有借助金钱才可能赢得战争。
1861年，林肯和他的内阁财政部长蔡斯（Salmon Chase）去纽约申请贷款。货币改革者出于最大化战争利润的考虑，贷给他们的利息是24~36％。林肯显然没有接受。接着，他拜访了来自芝加哥的老朋友陆军上校迪克·泰勒，把这个为战争融资的问题告诉他。
在一次特别的会议上，林肯询问泰勒如何筹集资金，泰勒说：“林肯，这很简单。让议会通过法案‘发行具有完全法偿力的财政债券’，用这些券给士兵发工资，让他们给你带来战争的胜利。”当林肯问及是否美国的所有公民都接受这些纸币，泰勒说道：“如果你让它具有完全的法偿力，任何人对于此事都没有其它选择。他们将像纸币一样对政府有完全的约束力……有政府背后的撑腰，使得货币一直是好东西，这使得这些券象美国境内的其他货币一样好用。”林肯确实这样做了。从1862年到1865年，通过议会赋予的权力，他印了超过432000000美元的新票据。
为了与流通中的私人银行货币相区别，他在票据后面印上了绿色的墨迹。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银行券被称为“greenback”（绿币）的原因。有了这些钱，林肯支付了军费，并且给他们给养。战争中所有由议会授权发行的四亿五千万美元无息贷给联邦政府。
直到此时林肯才明白什么在左右战争？对美国人民来说，什么才是无法预料的？林肯对这件事的理解比前任总统杰克逊还要透彻。这是他对货币的观点：
“政府应该制造、发行，并且使得通货进入流通领域，信用必须满足政府的支付能力和顾客的购买力……制造和发行货币不仅仅是政府的最高特权。也是政府最伟大的制造时机。纳税人要被动存入很大数额的利息。公共企业的融资，财政的监管将是实际管理中的问题。金钱将被人类主宰，成为人类的奴隶。”
国际银行家的眼中钉
从林肯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与银行家对抗的态度是坚决的。这种坚决的程度与前总统杰克逊不相上下，而同时林肯货币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和阻力却比杰克逊更甚。
就在林肯绿币发行之时，伦敦时报上刊登一篇完全不可思议的社论，该社论解释了英格兰银行对于林肯筹集美元这件事的态度：“如果这项始自北美的恶作剧般的财政政策固定下来，然后政府会无成本用钱。这些钱可以用来还债。这项制度会使得有足够的钱去支撑商业。这将使得（经济）变得史无前例的繁荣。世界上有钱的人和聪明的人会去北美。这个国家会被灭亡或者去灭亡任何君主制。”
必须注意的是，直到此时，欧洲的君主们已经和私人中央银行捆绑在了一起，因此银行家们开始关心如何全力保住君主制。在允许发行美元的法律被通过之后的第四天，银行家们聚在华盛顿，商量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美元会给他们带来恶梦。必须采取一定的对策和措施。他们设计出了一个方案，试图削弱美元（林肯绿币）的价值。
由银行家们主导的、对美元的使用看上去并不很重要的限制，被银行用来增加美元的使用成本，包括禁止用美元支付进口关税和公共债务利息。这样就削弱了公众对美元的信心，并且迫使对银行家们作出更多让步。美元现在看上去像是打折货。
这个方案产生了一定效力。第二年，也就是1863年，当联邦军队开始大量聚集，战争即将打响，财政部需要更多的议会授权来发行美元时，这一方案所产生的效果更为明显。
林肯由此屈服了，就像他自己描述的：“他们快把我逼疯了——我现在的处境比圣保罗都要难受。他处于两面夹击，而我则深陷20人的重围，他们是银行家和融资者。”
并且，为了换得银行家们对于再次发行美元的支持，林肯又接受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案的通过。
在这项法案中，“国家银行”的概念（现在仍然被使用）首次被提出，实际也赋予了它们免税的权利。这些新的银行得到了创造新货币——国家券的机会。因此美元继续得以流通，数量却是有限的，并且战后没有再被授权发行更多美元。
1863年6月13日，经法官卢瑟福“证实”的从罗斯柴尔德在伦敦的办公室寄出的一封信准确地评价了1863年的国家银行法：
亲爱的先生们：
一个叫约翰·谢曼的人从美国俄亥俄州写信给我们，是关于议会近期通过的一个法案可能会给国家的银行业带来利润的事。信中附上了法案的附件。很明显，这项法案是建立在去年夏天由英国银行家协会的制定的计划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协会建议我们的美国朋友，如果此计划嵌入法律体系，将会给世界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利润。
谢曼先生法案给资本家带来了聚积财富的机会，这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的。旧的国家银行计划已经过时了，新的方案将被认为是最受到支持的，尽管事实上它赋予了国家银行对于国家融资的绝对控制权。
他说，有少数人了解这个体系，他们不是对其产生的利润感兴趣，就是依赖于其带来的利益，这种利益对那个阶级有支持作用。另一方面，大部分人群尽管在心里并为认识到资金来源于这一体系这些巨大的优势，仍毫无怨言的承担着体系带来的重担，甚至或许从未怀疑这个体系会不利于他们的利润。
请就这一点提出充分的建议，并且陈述如果我们决定在纽约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你是否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如果你认识谢尔曼（Sherman）先生（他介绍了银行法），并且介绍给我们有关他的情况，我们将非常欣喜。如果我们能够利用他提供的信息，我们当然会作出合适的补偿。
等待你的答复。
你们值得尊敬的仆人，罗斯柴尔德
从这点来看，美国的货币供给应当和银行家们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数量是相当的。这些债券被他们用来作为国家银行券这一新货币的储备，而不是像林肯的美元那样是免息的。银行从政府和银行券的借款者那里得到了利息，因此几乎使他们的利息收入翻番。就像历史学家肯尼斯解释的那样：“战争后的很多年里，联邦政府都有大量的盈余。但是却不能付清债款，也不能收回证券，因为这样做会使得没有债券可以支持国家银行券。付清债款就是破坏货币供给体系。”
不难想到，国家银行法很快就向议会施加压力，以此使得国有银行券免征税。议会只好答应。为了响应货币改革者，第五次美国银行战争在小舞台上发展。并在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和1935年的国家银行法案获得通过后达到极致。
林肯在1864年再次当选总统。在战争结束前，为了发行更多的美元，银行家们在1864年修订的第二次国家银行法案中得到了林肯的很多妥协。
尽管林肯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废除掉了内战中没经过他手制定的国家银行法的货币垄断，但1864年11月21日，林肯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如此说道：“货币的力量打破了一个国家的和平，阴谋制造灾难。比君主制还暴力，比独裁更加残暴，比官僚更加自私。在不久的将来我看到了危机的降临，这足以让我为国家的安全考虑。公司发展起来了，腐败的时代随之而来，知道财富聚积到少数人手中，共和制度消失，国家的货币力量会通过施加于人民的偏见之上来延长其统治地位。”
在林肯被暗杀前的一段时间，他的前财务部长蔡斯对他在帮助保证国家银行法案在一年前被安全通过的过程中，仅仅发挥了一年的作用而感到惋惜：“我的机构致力于通过国家银行法这件事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财政错误。由此造成的垄断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