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阴阳家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汉书？艺文志》里面讲得十分清楚：“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汉书》的作者把阴阳家分为两大类，一类根据所谓的四光之度、四时之运、五行之性、八风之气来为国家制定各种律历、指导各种祭祀活动、甚至参与制定国家政令的人，这样的阴阳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官方看做主流的。这些人虽然受到了观念上的尊重，但丰富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真正在宫廷庙堂和下层社会发生影响的并不是这一派，而是“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那一类人，用今天的俗话说，就是搞“封建迷信”的那帮人。的确，后一类人不为正统的阴阳家所看重，甚至遭到他们的鄙夷和排斥；但由于他们有着广泛深刻的社会基础，用其神秘的理论和实践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所以，他们不仅在民间很有市场，就是在宫廷庙堂，他们也时时被看重。
在后一类“阴阳家”中，有许多人编纂了图谶书籍，造出了许多谶语，也造就了一种避讳的风气。
【事典】
《隋书》记载，隋炀帝到达东都时，在长乐宫饮酒，写了一首五言诗，最后两句是：“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令宫中的美人再三吟唱，因为当时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他听了以后十分伤感，泣下沾襟，身边所有人无不哽咽。到达江都以后，炀帝又作五言诗日：“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后来，他果然在三月被杀，这首诗准确地预告了他将在梅花盛开时节罹难。
据《隋书》记载，隋文帝曾作四言诗：“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诗成之后，让歌伎排练咏唱。结果第二年王子相就死了；八年之后，秦孝王也死了。显然，文帝的这首诗预示了这一不吉祥的结局。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董卓在朝廷专权，当时就流传了一首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前一句合起来是个“董”字，“十日卜”是个卓字。童谣既表现了董卓气焰熏天的权势，又预示了他的死亡。这首童谣通过小说《三国演义》的传播，可以说已经家喻户晓了。
既然谶语可以亡国，自然也就可以兴国。后来曹魏兴起时，也出了许多谶语，像“代赤者，魏公子”，“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等等，这些都是说曹要代替汉朝的，证明灭汉乃是天意。谶纬神学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统治者终于明白了，谶语可以兴国，也是可以亡国的。自己一旦取得了政权，就一定要禁绝谶纬神学。所以，在汉代以后的朝代里，统治者往往给那些研究和传播谶纬神学的人安上妖言惑众的罪名，处以极刑，甚至诛灭九族。
唐朝出了个两角犊子的谶言。玄宗李隆基时的工部尚书因为姓牛，就被人弹劾了一场。后来，“牛李党争”时，两派互相攻讦得十分厉害，李德裕借此攻击牛僧儒。几十年后，却是应在了朱全忠身上。
隋炀帝信谶言，认为姓李的王将来会夺他的天下，就把他所怀疑的李金才全族诛杀，后来却是李渊建立的大唐取代了隋朝。
李世民听说将来要有姓武的窃取国柄，为了保住子孙江山，屠杀武姓朝臣，可武则天还是当上了第一个女皇帝。后来武则天认为，姓刘的要取代武氏，但身边刘姓人中没有显赫的人，就派遣几路使者到各地捕杀姓刘的。这时刘幽求正在辅佐李隆基，后来也协助李隆基平内乱、靖国难，武、韦二后的家族全部伏诛。
在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的避讳有时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哭笑不得。在思想比较解放的唐朝，避讳倒是空前绝后的。
唐朝人是十分避家讳的，回避与自己父祖姓名同音、同形的字，甚至远远超出了当时法规定的范围。
韩愈曾做了一篇文章，叫《讳辩》，深切论述了避讳太严是不当的，但当时人难以接受，《旧唐书》甚至说韩愈这篇文章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当时避讳风气的盛行。
裴德融避讳“皋”字。他参加科举考试时，主考官高锴说：“他避讳‘皋’字，在我主持下参加科考，如果我让他及第，肯定要连累他一辈子”。后来裴德融被任命为员外郎，他和新任命的郎官一起，前去拜见他们的上司尚书卢简求。到卢府以后，卢简求只让那位郎官进去，郎官说：“我是与新任命的屯田员外郎裴德融一起来的”。卢简求派手下人对裴德融说：“你是在谁主持的考试中考中进士的？现在主持有事，不能见你”。裴德融听了以后，无地自容，便急忙走了。
《唐语林》记载有另一件奇事。崔殷梦当主考官时，吏部尚书归仁晦对他说，自己的弟弟归仁泽这次要参加考试，请他给以照顾。崔殷梦只是口头答应而已，并没有把归仁泽的名字列上。归仁晦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三番五次前去拜托，最后他才非常严肃地说：“我如果把你弟弟列人及第名单，我就放弃现在的官职”。归仁晦这时才明白，原来自家的姓，是崔殷梦的家讳。据唐代的《宰相世系表》记载，崔殷梦的父亲名叫龟，“龟”与“归”同音，因此他便不写“归”字。这与“高”和“皋”同讳一样。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因父亲叫“晋肃”，便不敢参加“进士”考试，一生沉沦下潦，郁郁而死；裴德融的父亲名“皋”，以及不把姓“归”的人列人进士籍中，这些都是在当时的规定之外的。
后唐天成初年，卢文纪任工部尚书，新任命的工部郎钟于邺按惯例去拜见卢文纪。卢文纪的父亲名嗣业，“业”与“邺”同音，卢文纪便坚决不见他。于是钟于邺认为他瞧不起自己，忧惧交加，一天晚上，竟上吊自缢了。卢文纪因此被贬为石州司马。
西汉时的杨恽，是司马迁的外甥，因犯错误罢官家居。在与友人孙会宗的回信中写了这样一首诗：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张晏曲解此诗，控告他诬蔑朝廷一派荒芜。汉宣帝很生气，以大逆不道罪腰斩杨恽，其妻子、儿子一并处死。这就冤枉他了。
当然，在谶纬神学兴起的时候，许多有见识的人起来反对，并写出了《神灭论》这样的不朽之作。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们认为国家的兴亡不在于一两句话，关键在于修明政治。
当时就有人评论说，晋代的张华、郭璞、魏朝、崔伯深这些人，都是天象卜筮的精通者，他们料事如神，别人都望尘莫及，但最终都不免身死族灭，更何况是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如果他们真的能够预言将来，为什么连自己也保不住呢？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避讳可谓“独树一帜”，对犯讳者的处理也可谓史无前例。例如，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此语暗寓他不是皇帝之意，将之杀头。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读近“发髡”，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音近，于是教谕被杀。
当然，对种种词语也可做出不同的解释。《晏子春秋》记载，有一次景公到纪国的一个地方巡游，得到一个金壶，打开一看，里面有红字写着“食鱼勿反，勿乘驽马”八个字。
景公说：“好啊！我知道这八个字的含义了。食鱼勿反，是指讨厌鱼的腥味，吃鱼只吃一面，而不要翻另一面；“勿乘驽马”，是说不要骑劣等马出行，嫌劣等马不能跑远路。”
晏子回答说：“您理解错了。‘食鱼勿反’，是说不要过分地破费百姓的人力物力；‘勿乘驽马’，是说君王不要把无才无德的小人安置在自己身边。”景公说：“纪国既然有这样的至理名言，怎么还亡国了呢？”晏子回答说：“纪国灭亡是有原因的，我听说，君子应当恪守自己的信条，把它悬挂在门上以提醒自己。纪国虽然有这样的至理名言，却藏在壶里，等待它的不是灭亡又是什么呢？”
有时候，谶语明显是被人们有意地制造出来，为自己的某种目的服务的。众所周知，《史记》中记载的陈涉起义就是利用了谶语的。陈胜、吴广起义时，曾让术士来占卜吉凶祸福，术士知道他们的心事，就说：“我已经推测出您的事情可以成功，你们还应该问一下鬼神的旨意。”陈涉知道这是暗示他们装神弄鬼、蛊惑人心，于是在鱼肚子里装上丹书，上面写着“陈胜王”；夜里又在丛林中模仿狐狸的声音在火堆旁叫：“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在杀鱼时得到了丹书，又在夜里听到了这样的叫声，就真的以为天下将要归于陈胜了。这为陈胜的起义作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评议】
在中国古代的艺术作品中，谶语和避讳是很多的，它起到了烘托小说气氛的作用。如《红楼梦》中元宵节猜灯谜一段，宫中的妃子贾元春送给贾家一个谜语，谜底是爆竹，谜面中有一句“回首相看已化灰”，贾政等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果然，贾家不久就由繁华走向了衰落。
其实古人已经十分明白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句话说出了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灭亡自己的不是别人，更不是什么谶纬，而是自己。避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讳疾忌医，或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