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的医道博大精深，不仅治病救人，也有益于修身治国，所谓上医医未病，中医医将病，下医医已病，足显中国医道之精微。真正的智谋之士一定要做到见微知著，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到事情发生了再亡羊补牢，即使处理得再好，也不是上上之选。
【事典】
楚汉相争时期，韩信的谋士蒯通曾经劝告韩信背汉自立，韩信不听，最终为吕后所杀，追悔莫及。然而，他的智谋也可谓“流泽深远”了，数百年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陈宝应那里找到了知音。只是陈氏所用不当，成了自取灭亡之道。
梁武帝末年，发生了“侯景之乱”。当时，名士虞寄正在梁朝廷内做官，当京城被侯景攻陷后，虞寄便逃回到家乡。后来，他的朋友张彪前往临川，强请虞寄与之同行，不料中途发生变故，虞寄便被劫持到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其时，占据福建地区的是豪强陈宝应。陈宝应听说虞寄有才，便将他留在自己手下。陈霸先起兵，虞寄劝陈宝应响应，陈宝应从之。后来，朝廷要召虞寄为和戎将军、中书侍郎，陈宝应爱虞寄之才，便以道路险阻为由，留住他不放。
陈宝应是地方上的豪强，其家为闽中四姓之一，势力十分强大。他的父亲陈羽，有才干，为郡中雄豪。萧梁之时，晋安郡数次发生反叛朝廷的事件，陈羽先为叛乱的扇动与参与者，后又为官军向导，帮助镇压叛乱，因此掌握了一郡的兵权。梁末陈初，地方豪强势力崛起，朝廷对他们控制不住。陈羽自觉年事已高，便将郡守之位传给儿子陈宝应。
陈宝应大权在握，渐渐地生出了反叛之意。对此，虞寄已经有所察觉，他多次利用一切机会，向陈宝应暗示叛逆必亡的道理，但陈宝应都当做耳旁风。有一次，陈宝应让左右之人为他念《汉书》，他自己斜卧在床上闭目聆听。正好念到《蒯通传》中的蒯通劝韩信造反一节，只听人念道：“蒯通知天下权在信，欲说信令背汉，乃先微感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陈宝应听到这里，猛地坐起来，连声称赞说：“蒯通真是智士。”
虞寄听了他的话，知道陈宝应的心思，便严肃地说：“蒯通在韩信身边，一番话使郦食其丧生，又一番话使韩信骄狂，使得二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算得上什么智谋之士！”陈宝应虽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不高兴。虞寄察言观色，知道陈宝应反意已定，自己劝也无用，为避免陈宝应祸及于己，便辞别陈宝应在东山寺中隐居。陈宝应多次派人前来请他，他都推说脚有病，不能走。陈宝应认为虞寄佯装，便派人在他的屋外放了一把火，告诉下人说，只要虞寄躲避，便说明他能走，立即将他带来。放火以后，眼看着燃着了虞寄的卧室，亲近之人都劝虞寄避一避，虞寄说：“生死有命，我能逃到何处？”仍坚卧不动。放火的人见虞寄没有动静，只得将火扑灭，返回去复命。陈宝应这才认为虞寄真的有脚病，没有什么用处，不再强求他了。
后来，陈宝应果然举兵造反，被朝廷军队打败。那些与陈宝应有关系的人全都受到株连，只有虞寄免于祸难。
黔国公沐朝弼（驻守云南）违犯了国法，按理应当被逮捕。朝廷中商讨此事时，大家都觉得很为难，都说沐朝弼有上万训练有素的军队，如果逮捕他，怕引起士兵不满，一旦激起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叛，后果会很严重。张居正认为不难处理，他先是提升了沐朝弼的儿子，使地方有了新的主人，然后再派一名使者去逮捕沐朝弼。结果是士兵都不敢动。后来，把沐朝弼逮到京城，又请求皇上免去他的死刑，而是把他囚禁在南京的大牢里。人们都觉得张居正处理得十分得当，为他的计策而高兴。
明朝庄浪地方部落首领鲁麟，本来是守甘肃的副将，他曾经向朝廷要求当大将而没有获准。鲁麟心中不服，依仗自己部落强大，向朝廷示威，擅自离开副将的岗位，而自行回庄浪部落，以孩子幼小为理由请假，不愿守边。面对这种情况，朝廷里有人觉得他不好对付，主张封他为大将，有的主张把他召到京城，给他封地。唯有尚书刘大夏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鲁麟性格暴虐，不善于管理部落，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然而他又没有犯罪。现在如果授他大将官印，不合朝廷的法规。如果召他到京城，他恐怕不会来，那有损朝廷的威严。应该采取不理他的办法，疏远他，另外表彰他的先世对朝廷的忠贞，而听任他在家赋闲。”结果，鲁麟对此毫无办法，他自觉没趣，心情忧郁而病死。
【评议】
虞寄可谓是一个洞烛幽微的人，可贵的是，他不仅能够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况，分析蒯通其人的特点，更能够认清当时的情况，及早抽身，还躲过了陈宝应的试探，免于刑戮。他无力劝阻陈宝应，但能保全自身已属不易了。张居正和刘大夏是明朝的名臣，他们处理一些案件的方法十分有特色，既不像有些人那样一味妥协，使国家的法律失去了尊严；也不是像有的人那样按条文生搬硬套，结果激出变故来；而是预先设置好防备的措施，在未病之时就未雨绸缪，使整个过程按自己的设计一步步走过来，应该说是大有高明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