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律师在今天是一个人人眼热的职业，其实，在中国古代，律师更是执掌生死大权。不过，古代的律师在有的朝代和有的时候与今天不同，他们往往不读法律条文，或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条文可读，而是熟读经书。
中国的法律不能说不发达，历代的法典可以称得上是浩如烟海。但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似乎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不仅表现在量刑的轻重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判刑的方式上。如汉代就盛行经义决狱和原心定罪。
【事典】
所谓经义决狱，就是以礼入法，把礼仪当做法律，具体说来，就是根据《春秋》及其他经典上的有关记载、论述甚至是只言片语来处理诉讼案件。据说，这种情况开始于董仲舒。且看下面的董仲舒用《春秋》及其他经典来处理诉讼案件的例子。
当时有一个无法判决的疑案，地方官交给了董仲舒。案情是这样的：甲没有儿子，在道路的旁边拾了一个别人抛弃的婴儿乙，养大了。后来乙杀了人，并把杀人的情况告诉了甲。甲不仅没有告官，还把乙藏匿了起来。按照当时的法律，是应当以连坐之罪一起处死的，有人不同意这种判决，甲当何罪呢？
董仲舒说：“甲没有儿子，但他把乙养大了，虽然不是他所生的，但谁又能把他夺去呢？《诗经》上说，螟蛉有子，自己不养活，另一种叫做蜾嬴的昆虫把它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也就算是自己的孩子了。按照《春秋》大义，父亲是可以为儿子隐匿罪过的（按：《论语》中有‘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话。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老师，有一个人偷了别人家的一只羊藏到了自己的家里，他的儿子看到了，当地的执法官来到他的家里向他索取这只羊，他的儿子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十分干脆地回答说：‘应该帮他的父亲把羊藏起来。’孔子的学生十分不理解地问道：‘那么，这个人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吗？’孔子回答说：‘儿子帮父亲隐藏赃物和罪过，其中就已经含有正直了。’），甲可以为乙隐匿罪过。”
于是，皇帝听了董仲舒的话，就下了一道诏令，说甲可以不受连坐的处分。
看来，在汉代关于父子关系的认定，与我们今天的法律是不太一样的。董仲舒还处理过这样一个案例，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甲有儿子乙，当时由于家境贫困，就乞求丙来养育，后来，丙把乙养育成人了。有一次，甲喝醉了酒，就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乙听了以后很愤怒，就把甲殴打了一顿。甲认为是儿子殴打父亲，十分生气，就告了儿子一状。按照当时的法律，儿子打父亲的惩罚是很重的。但因为对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有争论，就把这件案子交给了董仲舒。董仲舒说：“甲虽然生了乙，但不能养活，并交给了别人，父子之义已经断绝了，虽然乙打了甲，但不能按父子关系来判罪。”
下面的这个例子讲的是夫死再嫁的事，这不仅牵涉到一个怎样认识事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对待这个事实。
甲的丈夫乘船出海，正好遇上了风暴，甲的丈夫因此而身亡。但因找不到尸首，所以过了四个月也没有举行葬礼。后来，甲的母亲丙就把甲嫁给了另一户人家，被原夫家告发了。有人说夫死未葬，按照法律是不能出嫁的，她私为人妻，论罪应当弃市。
董仲舒按照《春秋》解释说：“《春秋》上记载，有夫人嫁到了齐国，丈夫死了以后，没有儿子，可以再嫁。夫人是没有自己行动的权利的，只有听从尊者的话。她的母亲把她嫁了出去，不是自己有淫荡之心，不是私为人妻，都不应当受法律制裁。”
上面是经义决狱的例子，下面是原心定罪的例子。所谓原心定罪，就是根据当事者的动机来论处罪过的大小。这也是一个如何处理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的问题。
甲的父亲乙因与丙争吵而打架。丙以自己身上带的刀刺乙，甲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就用杖打丙，结果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乙。有人认为就是儿子殴打父亲，论罪是应当杀头的。
董仲舒说：“我认为父子乃是至亲，看到自己的父亲被打，没有不感到惊慌失措的，拿起杖来而救助自己的父亲，不是要殴打自己的父亲。《春秋》上说：‘许止的父亲有病，许止给他的父亲吃药，吃了药之后结果死了。当时主管法律的君子推究他的心理动机，认为是好的，就赦免了他的罪过，没有处罚。’因此，这个案子并不是我们的法律上所说的那种儿子殴打父亲，不应当处分。”
如果说上面的案例还都是处理很具体的案件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就不仅仅是个“民事案件”了，它实际上更接近于政治问题，但就是对于这样的问题，汉代也是根据《春秋》的意思来作出自己的决定的。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来到未央宫北阙，自称是卫太子刘据。公车令急忙入报。大将军霍光闻后，大惊，因为卫太子刘据已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因别人诬陷，受巫蛊之案的牵连，被迫造反，失败后出奔外地，汉武帝下令追捕，后自缢身死，又怎会死而复活？于是，传令众臣前往北阙，审视真假。
众臣奉令来到北门，围住这个男子，见此人相貌颇似卫太子，但声音举止一时难定真假。因为事关重大，大家一时都拿不定主意，无法回宫复命。国都中百姓，听说卫太子出现，也都纷纷出来围观，一时间竟达数万人。这时，京兆尹隽不疑闻讯到来，便令从吏说：“何处狂徒，竟敢冒充太子，快给我拿下！”从吏闻命，立即蜂拥而上将那男子捆绑起来。在场的官员中，有一人素与隽不疑关系很好，他见到此种情况，怕他惹祸，就走到隽不疑的面前说：“真假尚未分出，是否从缓擒拿？”隽不疑道：“就是真是卫太子也没什么可怕的。春秋战国时期，卫公子蒯聩得罪卫灵公，出奔晋国。及灵公殁后，蒯聩的儿子陬继位，蒯聩要欲返卫国，陬不让他回去，对此事，《春秋》且不以为非。那时，儿子当了国君尚且可以不让自己的父亲回来，何况现在呢？今卫太子得罪先帝，罪本当死，岂可再来此搬弄是非？况且，卫太子已死，如今怎知这个人就是卫太子呢？”在场的众人听了以后，都认为隽不疑的话很有道理，立即散去。
隽不疑遂将此人交付有司审办。经廷尉数日审理，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此男为阳夏人，叫成方遂，流落江湖，以卖卜为生。一天，已故卫太子舍人向他问卜，发现他的相貌和故太子刘据非常相似，感到十分惊奇。成方遂听后，忽生奇想，便将太子在宫中的情况，详细问了一遍。待舍人走后，他便收摊归家，经过谋划，数日后便到了长安，希望能冒充太子，取得荣华富贵。不巧，碰上隽不疑，求福不成，反被下狱。起初他还不肯招认，直到有人作证。当时的辅政大臣霍光听说后，十分感叹地赞道：“公卿大臣，不可不通经致用。今亏有隽不疑，否则真的要误事了！”
另一个例子也能说明汉代的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