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原则的失落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
“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不希望出现太多所谓的忠臣义士，忠臣义士吃香，并不是好现象。一个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难。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都是大家景仰的人，他们对国家民族忠心耿耿，临危受命，连个人宝贵的生命，都可以牺牲。可是，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迹，无不发生于历史混乱、生灵涂炭的悲惨时代。假使国家风调雨顺，处于太平盛世，社会上，大家自重自爱，没有杀盗淫掠之事，那么岂不个个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吗？因此，他主张不需特别赞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
的确，“仁义”总是给人一种包揽了所有善心的感觉。孔子效法周文王、周武王，标榜“仁义”，可是儒家推崇的“仁义”之人却只是尧和舜少得可怜的几个人。于是不禁要问，究竟是“仁义”之术造就尧舜，还是时代造就了“仁义”？
奴隶时代，知识分子觉得，惟一可以说服君王的，就是告诉他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才能稳固权力，否则就会失去权力。什么叫有利的事呢？这些有利的事叫什么呢？知识分子就说，做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叫“仁义”。
另外，“仁义”是变化的，封建社会取缔了活人殉葬，但是奴隶社会的殉葬并没有认为是不“仁义”的。而且“仁义”是因人而变的，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
奇怪的是，最终维护“仁义”的却是武力、刑罚等，并且法律可以维护更多的利益。就像儒家需要“礼法”一样，法家也讲求教育，“仁义”的存在只是个人专制的需要而已。
所谓的仁义忠孝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局部的个别的仁义忠孝，是在整体的宏观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下才凸现出来的，不过这一凸现更加引人注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真相，老子是最早的礼乐文化的叛逆者、觉醒者。
有失必有得，是自然界的对立法则：废弃了自然法则的研究，就会有仁义的产生；一旦弘扬了人类的智能，虚伪狡诈也会随之产生；六亲之间关系不融洽，从而产生了尊老爱幼的孝道和怜悯心；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混乱，才产生了忠贞守节之臣。
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很多人认为太刻薄了。
我认为是爱之切，所以责之严。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奸诈，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间。因此孔子强调“用人之智去其诈”。而大勇的人，往往气魄大，脾气也大。大勇的反面，就是多怒，佛家称之为“嗔”。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过了，变得婆婆妈妈，待人接物软塌塌的，心理上难免有一种不自觉的贪恋、执着。因此，能够保持一片仁慈博爱之心，而无这层贪着之念，那便不会发生不良的副作用了。
老子认为，光讲仁义道德，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反而有人会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事情，结果弄巧成拙，照样害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病态严重，所以强调仁义也很积极。老子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讨厌这种风气，所以疾呼：“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智慧与奸诈，是一体两面，现在电脑黑客，都是高智商的人，他们散布电脑病毒，就是坑人太深。诚实的智慧才合于“道”，用它来做事情，为人类社会谋福造利，是正确的行为。用什么名字来称呼这种行为呢？于是人们用“德”来称呼它。并进一步说，道是体，德是用。
老子反对仁义，反对智慧，反对作忠臣，反对作孝子。容易被人曲解。
但老子并不完全反对这些，他只是要我们预防其中可能产生的不良作用而已。每一件事，都有正反两面，我们同时必须考虑到。有的人刚接手干一件事，很认真，效率也高，可时间久了，他就放松了自己，做事开始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