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用黄芩泻肝火，白菊花、石决明平肝以潜阳，生地黄、白芍养阴柔肝。制大黄通便泻火，所谓的“上病取下”。怀牛膝引肝阳下潜，谷精草、木贼草清肝明目。
这位患者服药后便通，头痛即减，3剂偏盲就有明显好转，15剂视野恢复正常，住院20天出院。
为什么一开始医师开出个桃红四物汤来？就是受了西医思维的影响，不了解证是中医治疗的前提，更不明白证是非解剖的概念，是人体功能态的评价，把脑血栓形成和中医的血瘀证混为一谈。从整个病历来看，几乎没反映出中医的辨证要素，这里也反映出现在的青中年中医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不注重中医辨证要素的问诊，注重于现代医学的客观体征。中西医诊察疾病不同，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西医则注重视、触、叩、听，两者相比，中医更强调患者主观症状的问诊，患者的主观感觉在我们客观评价患者的肌体功能状态时的作用不是查体所能代替的。
中医的四诊是辨证的前提，不可忽略，不可以西医的视、触、叩、听替代。
三、正确地进行辨证施治要做到的第三点，就是要明白中医“藏象”与西医“脏器”的区别，以做到正确的辨证定位。
案3药物性肝损害
这位患者是个78岁的老年患者，因患肝内胆管结石入院前在某医科大学行外科手术治疗，1周后带着引流管回家，出院时就有恶心欲吐感，渐渐地胃口很差，进食很少，慢慢地精神状态就不好了，出院10天后住入我科，时症见精神不振，少气懒言，闭目思睡，纳呆厌食，每日进食不到1两，大便5日未解，小便量少，舌质淡红而干，少苔，脉沉细。每日引流出胆汁约1000ml。
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1400U，谷草转氨酶987U，胆红素不高。
该患者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衰竭，进食少，化验结果显示肝功能损害很重，经详细地问诊和查看该患者前期住院的每日清单，发现该患者在住院期间连续静脉使用左氧氟沙星14天，每天0.4g。最后我们断定该患者的肝功能损害是使用左氧氟沙星引起的。
西医的治疗给予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注射液（复甘）静脉滴注保护肝细胞功能，再就是能量支持。
中医怎么用？我们进行病案讨论，有很多学生认为应予以疏肝利胆，加用具有保护肝功能的药物如五味子、白芍、垂盆草、枸杞子等。为什么要把疏肝利胆作基本治疗法则，大家的看法是西医的检查结果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病位在肝胆，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肝木以伸为用”，“六腑以通为用”，所以啊，疏肝利胆当为不易之法了。可是，这种分析和用药出发点对吗？
这里犯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而又普遍存在的错误，错在哪儿？错在把中医的“藏象”和西医的“脏器”相混淆，这也不能怪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从课堂的学习开始到临床实习，老师总是把西医的“脏器”穿插于中医的讲授中，慢慢地学生们就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概念，把以概括人体功能状态外在表现规律的、归纳功能单元定位的、非解剖结构的中医的五脏六腑概念和以解剖结构命名的西医脏器混为一谈。于是乎，在临床辨证中就不自觉产生了两种医学脏腑概念的挪位，当然了，辨证定位就产生错误了。
辨证定位产生错误了，处方用药也就跟着会错！
诸如此类的错误在临床上十分常见，比如把心衰定为心的阳气亏虚，动则用附片、桂枝；一说到胃炎的治疗就健脾益胃；谈到前列腺肥大，就用软坚散结；讲到慢性肾衰竭就认为是中医的肾气亏虚等。
下面我们来看看本患者应该怎样辨证定位？怎样用药？
先还是抛开西医的检查结果，归纳一下中医四诊所获得资料。症见精神不振，少气懒言，倦怠乏力，纳呆厌食，大便5日未解，小便量少，舌质淡红而干，少苔，脉沉细。大家从这组症状描述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应当辨证为脾胃气阴两亏，病位在脾胃，绝非西医所说的肝胆。治当以益气健脾，养阴和胃。凡在大病重病治疗中，尤其要时时考虑胃气，中医有句话不是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吗？所以本患者的治疗健脾醒胃尤关重要。
整个证候中无肝胆郁阻之症状，所以疏肝利胆不需考虑。用方如下：
生黄芪20g，党参15g，白术15g，玉竹10g，川石斛10g，白扁豆15g，麦冬10g，沙参15g，炙甘草10g，炒谷麦芽各10g。
这方大家一看就明白，就是益胃汤合上了四君子汤的方意，组方极简而平。
患者服药2剂，就胃口大开，饮食渐渐正常，精神不振，少气懒言、倦怠乏力等症随之缓解。
其后随证施治，患者各项实验室检查结果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四、正确地进行辨证施治要做到的第四点，就是不要单纯用所谓的现代中药研究成果去指导使用中药作为指定的名老中医继承人，有一段时间，我跟随某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一位教授学习，常常参与他们的危重病讨论，但给我的感觉是，这中西医结合科的有些医师们实际上并不懂中医中药，为什么我敢这么说？看看他们是怎么用中药的？比如说，患者发热，就有人在讨论中提出在方中加点黄芩、黄连，说到咳痰就说加陈皮、半夏，说到病毒感染，就说使用板蓝根、大青叶……，全然看不到中药的性味归经，看不到一点中医的理法方药，全是以西医的思路来指导中药的运用。私下里我和老师说起我的看法，他也是摇摇头。
不仅在西医院，而且在我们中医院可以说有些中医科班出身的医师也是这样，对中药的性味归经很生疏，但却对所谓的以现代手段研究出来的中药药理作用记得很清楚，临床组方全然没有中医的理、法、方、药，而是按照所谓的以现代手段研究出来的中药药理作用进行选药组方。结果呢，当然就在不知不觉中丢掉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灵魂，也就不会有好疗效。
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我们看看中药的现代药理作用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大部分的药理实验是以动物作为实验对象，先造模，然后予以药物干扰，再检测相关指标。这儿有几个问题：中医的证能造出来吗？举个例子，研究治疗肾病综合征的药物，多用阿霉素损伤大鼠为研究模型，探讨益脾补肾的药物作用机制以它为对象，而研究清热化湿药物作用机制也是以它为对象，同样的研究活血化瘀药物药理作用也还是以它为对象，动物模型无论如何只能说是西医病的模型，它不具备证的动态性、过程性的特点，同样也没有辨证用药的特点。况且动物和人种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不信，你看看有关的杂志，每年有多少中医药的研究成果，但真能在临床上加以运用的却寥寥无几，就是应用了，也是按西医的病为前提用的，比如青蒿素治疟疾、三氧化二砷（砒霜）治疗急性白血病都是以病为前提的，不再有证的要求了，已经全然不能称之为中药了。
我不反对中药的现代研究，但我的看法是首先要找到符合中医理论特点的现代研究方法。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必然加速中医药的衰落！
我也不反对将现代的中药研究成果运用于组方选药，但强调必须以中医的辨证为前提，比如黄芪具有消除尿蛋白的作用，但只适合于脾气亏虚的患者，湿热内阻者不宜；黄芩、黄连具有杀菌抗炎的作用，只能用于热毒壅盛患者，阳虚寒凝者不宜；清开灵注射液具有退热作用，只适用于实热者，虚热者不宜；生脉注射液具有抗休克作用，只适用于气阴亡脱者，对阳气暴脱者不宜……。诸般用药总须谨守辨证施治，不可废医以存药，绝对不可以用西医的思维方法来指导中医的组方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