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另类:斯坦福最受欢迎的经济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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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该终结通胀悬案吗(1)

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经济的特殊才能,理性的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分清“波动还是趋势”很重要。这是一种谨慎而自由的表达—因为记者和政治家们并不清楚波动和趋势到底有何区别。理性看待未来经济发展,有助于中国人脱离各种不切实际的预测价格的迷信,摆脱情感的宣泄和无效的控诉,让我们腾出时间来应对一种名曰“通胀”的东西。

第一节 物价上涨像火箭,下降却像羽毛?

2011年7月,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分析员斯特林·史密斯(Sterling Smith)在分析当季美国原材料价格趋势时说,“价格升起来像火箭,降下去像羽毛”。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约翰·泰勒教授在论文中指出:从1965年开始的美国通胀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接着一度蔓延至80年代。在历史上,这段时期是从约翰逊总统上台后开始的,到福特总统时达到高点。按照CPI指标为通胀指数的统计,1975年和1979年美国的通胀率分别达到12%和14%,从肯尼迪到里根之间的几位总统都没有正常连任成功。这段时间堪称美国经济和政治上最混乱不堪的阶段。在这之前,20世纪50年代美国黄金阶段年通胀率一般都维持在4%以下。

教科书上有一种通俗的通胀划分法,基本上就是根据美国1952年到现在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中没有能源和食品)划分的。按照这个划分法,美国历史的通胀经验就被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4%以下的战后黄金时期的通胀率。处于该阶段的通胀率被认为是温和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无害的。

第二阶段,是从1968到1979年,至今被看作奔腾的通胀,甚至是踏进了超级通胀的门槛。

第三阶段,就是1984年以后到现在被认为是接近黄金时期的普通通胀率。

也就是说,关于通胀本身的教科书的说法,包括各种骇人听闻的说法,迄今为止,连同美国人最为深重的通胀常识,都源于这三个阶段历史的印迹。说来说去,这好像是一位老祖母每次都喜欢向不听话的孩子讲经济大萧条的故事一样。

华尔街的交易员们通常都是技术流派的信徒,按照他们的职业神话,只要常规的通胀指标,比如消费者物价指数、经理人购买指数、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各种月度、季度、年度指标出现异常的波动,都能够从痕迹上找到蛛丝马迹,他们就会立刻把各种历史概念全部搬到面前,然后散布一种恐慌的概念。比如巴菲特在2009年就曾发表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警告:美国经济已经坠入谷底,美国实施的宽松政策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到现在为止,所有指标居然没发生什么变化。

巴菲特的话和分析员斯特林·史密斯的说法,基本上只能称作一种通胀的看法,而不是解释了通胀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能够弄清楚这两点的区别,即便是见到这两个有不同看法的人,也大可轻松应对了。

通胀是怎么样的和对通胀的看法,经常是混淆不清的。比如分析员的那句话,“物价升起来像火箭,降下去像羽毛”,在一个经济学家看来根本就是一个病句。

通胀,本来是一种长期价格上涨走势,实际是一段时间内的变化的比较。要比较,只能根据已有的历史数据。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稀奇,那种每天盯着股市的计价器记录的人,也是这么干的,道·琼斯就是以在股市上每隔一天记录价格而出名的。总之,原理很简单,我们相信通过历史数据能找到规律,所以通胀就是说长期看来的价格规律罢了。

首先,按照这个分析员的话,他说话时应该是在一个时间点上,比如现在。那么我们发现,按照历史数据,这种所谓的突然上涨好像只发生过5次,并且在5年内结束了,其他时候,美国甚至只能看到像蜗牛爬一样的通胀和算不上危害的温和通胀,压根没有缓慢下降的通胀。

其次,这话明显是有合理标准的,似乎暗示这个世界应存在没有通胀的时刻。一个连自身站位都搞不清的裁判,怎么判定任何一个前锋越位呢?事实上,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确定这回事。美国在金本位的历史时期比别的国家要漫长得多,但是物价上涨这种时期几乎每个季度都在美国的平民生活里发生。

看来这个分析员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是处在没有时间标度,甚至也没有时间变化概念的牛顿理想时空中,这样的空间地球上还从来没有过,恐怕只能存在于幻想中。

要描述通胀,经济学家必须在数据上给自己取定一个点,这个基本的观察思维,过去几十年来,被一代代的数理经济学者们确定,他们的所有规则都建立在经济学家不能在统计上穿越和跑火车的前提上。一个1965年经济学家统计的数据,如果统计上制造了2011年的数据,那么这个不是通胀率的实证,而是叫作通胀预测或者捏造数据。

我们不妨做个时空穿梭的假设,看看通胀率到底会出什么纰漏。如果经济学家泰勒穿越到1965年,但只要他说出实情,就可能导致量子世界规律的变化,比如永远改变这个世界的运行趋势。当看到人们歌舞升平、不知大祸临头的样子时,他一定会告诉那时的人,婴儿尿片和汽油都会价格暴涨,但长期以后会降到1965年前的水平。于是他的结论是:通胀会很快变成火箭,长期将是毛毛雨。

但在1965年,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会告诉人们“我不相信火箭和毛毛雨的存在,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如果泰勒想让萨缪尔森相信自己,他唯一的办法只有告诉萨缪尔森自己是从未来穿越来的。这样的后果就是无论泰勒说不说通胀如何,结果通胀率的实际效果都将背离泰勒想要看到的未来事实。

上面的思路,可以看作经济学家,特别是统计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对于通胀的一个基本的考察观点。包括著名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观点,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关于通胀的研究,起码要在一个确定的观察基点上,并且保持这个基点不变,这样才有客观依据可言。像我们通常的分析员们所用的不断转移观察基点的手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

至于说到平常的所谓经济景气指数之类的研究,这些研究除去可能有部分滞后指标,可以作为拟合的参考指标外,也仍然不能说这个指标可以用关公战秦琼的手段搪塞。比如巴菲特声言他2008年的损失是自196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可是从1965年开始美国才进入大通胀的不安定时期,他的全部财富出现暴增也就是在这段大通胀时期,但他那时并没有说大通胀的坏话。如今他再次预言大通胀,按照巴菲特的逻辑,结果可想而知—到2011年巴菲特的财富缩水了120亿。

这就是说,我们通常看到的通胀率绝不应该是预测到什么内容,或者能够被描述出鲜明的所谓趋势的。根据定义,通胀率就是趋势,如果描述,也只能是对过去的描述,否则就是时空错乱的循环语句。把这个语句编进程序就变成了死循环。这也是为什么从来看不到一个经济学家和分析员能用计算机算出下一年通胀率是多少。

经济恐慌,特别是那些历史上骇人听闻的货币灾难,往往和不必要的恐慌相连,有些国家就是在这种恐慌中坠入危机深渊的。比如,拉美国家似乎在与美国同一时期的大通胀中陷入了经济上失去的十年,相比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这些更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都并不完善的国家,一场信任危机的灾难,就让所有人对彼此失去了信心。

第二节 冻结通胀,美国的奇迹却终止了?

UBEforex外汇首席投资官马修·迪恩斯(Matthew Deans)表示:相对于英国央行的态度,美联储则更多地关注在经济增长状况之下的就业状况。目前非农就业低迷的状况对于美联储乃至美国经济都是一个麻烦,并给撤出宽松政策设置了障碍,不过一旦通胀出现上升势头,美联储就不得不考虑量化宽松的规模了,因为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要明显优于欧洲,没有必要过度容忍短期通胀的上升势头。从PPI来看,美国的通胀势头已经开始形成,如果今天晚间CPI和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都能够提振市场信心的话,人们对美联储量化宽松预期会进一步乐观。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胡佛所高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是一定会到处发生的货币现象”。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对通胀的认识和弗里德曼有一些不同,他们认为通胀是“任意交易媒介的名义数量超出其在自由市场的产量而进行的扩张”的现象。按照这个观点,只要这个交易媒介过多,就会发生通胀现象。因此,在法定纸币时代,通胀就更加难以避免。

总之,货币主义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和经济体,如果技术、人口、资源都没有发生变化的一定时期内,这个经济体需要的货币总量虽然可以波动,但是长期总是那么多,基本上实际的总产量有多少,货币就应该保持多少。他的这一思想有利于我们解释通胀的奇迹中止现象。

量化宽松,本来是日本央行在零利率的时候,采取的“挤奶”动作而已。日本的经济信心低落,经济总量达到长期最高水平,即使国债的利率已经低到零甚至为负数的情况,日本的企业的投资愿望也一直低得要命。

大概和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各大公司一样,贷款利率对于大公司而言已经足够低,但大公司喜欢拼命地藏现金,对股东和利益相关方而言,这样的报表更可爱些。他们像吝啬鬼一样,一点点地维持最低资本消费。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说,当企业主很悲观的时候,即使银行利率再低,也不可能让他们去投资办厂。

现今则不然,著名的苹果公司除了限量销售苹果版手机之外,还运用囤积现金的手段,就是说苹果公司根本不需要银行。单论现金,美国政府还不如苹果公司。初看这是赤字经济恶有恶报,其实不然,如果不是这些爱好现金的公司将经济中的流动性吸干,导致经济紧缩,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也不会大减,以致靠借债度日。美国政府这台抽水机,因为农田里管道泄漏得太快,以致地下水供应不足,正面临无水可抽的难题。

但克林顿时期,美国好像已经没有通货膨胀,所有的经济似乎都欣欣向荣,CPI甚至降低到零的水平,物价突然大幅度下降,所有的东西,从衣服到家电产品,可以廉价到令人惊异的水平。

那时候的苹果公司还不太习惯现金,乔布斯的现金策略屡屡受到抵制,因为看上去只有苹果公司是在收缩战线,砍掉一切非主营业务。克林顿政府几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政府,不但消化了里根总统时期的所有赤字,还有不少盈余。

与此同时,所有的新兴经济,如硅谷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网络企业好像都很有兴趣,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到硅谷的一片荒地,从黑人区的社区学校建设到家庭的网络,人人都在投入有意义的冒险和投资本职工作,甚至为了工作清闲,可以把打字机和接电话这样的任务都外包给印度的公司,看不到一点颓丧的情绪。

唯一感觉货币不够用的,不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而是美联储。美联储官员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压低利率,向银行源源不断地购买公债,然后银行拿这笔钱借给所有的企业。

美国人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里,似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没有出现过热的经济,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的《世界是平的》一书,在他看来美国已经给大家开了一个好头,可以让印度人同样把美国的繁荣引入未来,直到无限。这种情况好像只有萨缪尔森备注过说:“没有通胀和温和的增长,资本主义将永远地持续下去。”

货币主义不容易解释,即使有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的修正工作,不管是哪个宏观经济学教授,他也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延续弗里德曼传统的看法,就算短期内货币当局的所有决策都是对的,甚至无为而治,有一个问题始终避免不了,那就是人们对货币的看法,这个他们叫作理性预期。人们都是聪明人,并不比货币当局傻,他们会利用一切可用的信息,哪怕是“世界是平的”的理念。美国的穷人们甚至在压迫政客和议员解决住房问题,于是,1929年胡佛总统的“每只锅里都有鸡,每户车库里都有车”似乎在各州的竞选口号中又复活了一般。既然世界是平的,穷人的世界也应该是平的,当然,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大家现在都知道了。

理性预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被预期“绑架”的内容。如果“绑架”的是物价,政府什么都不做,就像克林顿政府一样,得到物价上涨和工资上涨,不温不火地让总产量和物价一样上升的预期结果。但是不幸的是,人们后来开始盯上了美国的住房—这可是个十足的坏想法。不是说穷人不该思考房子,而是这个房子是不是要跟美国的其他资源,比如人口、劳动力、技术结构相匹配。

在新世纪到来前的数十年里,美国的人口增量,特别是贫穷的拉美裔移民开始增加。资源在扩张过程中出现了短缺,美国的房子存量有限,于是房价响应供不应求的房屋供需状况开始上涨。但银行方面通过给高科技企业贷款,银行本来有的是钱,但问题是钱似乎太多了,它们决定投资到短缺资金的住房上。等待对于资本可是不利的,两房(即房利美与房地美)作为做这事的政府机构,专门负责给穷人做抵押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