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页）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而所以成为问题者，在当时主张自然与名教互异之士大夫中，其崇尚名教一派之首领如王祥、何曾、荀顗等三大孝，即佐司马氏欺人孤儿寡妇，而致位魏末晋初之三公者也。（参《晋书》贰叁《王祥传》《何曾传》、贰玖《荀顗传》。）其眷怀魏室不趋赴典午者，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七贤”之义即从《论语》“作者七人”而来，则“避世”“避地”固其初旨也。然则当时诸人名教与自然主张之互异即是自身政治立场之不同，乃实际问题，非止玄想而已。观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明其不仕当世，即不与司马氏合作之宗旨，宜其为司马氏以其党于不孝之吕安，即坐以违反名教之大罪杀之也。“七贤”之中应推嵇康为第一人，即积极反抗司马氏者。康娶魏武曾孙女，本与曹氏有连。（见《魏志》贰拾《沛王林传》裴注引《嵇氏谱》。）与杜预之缔婚司马氏，遂忘父仇，改事新主，（依焦循沈钦韩之说。）癖于圣人道名分之《左氏春秋》者，虽其人品绝不相同，而因姻戚之关系，以致影响其政治立场则一也。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203—204页）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魏末名士其初本主张自然高隐避世之人，至少对于司马氏之创业非积极赞助者。然其中如山涛者据《世说新语·政事类》“山公以器重朝望”条刘注引虞预《晋书》（参《晋书》肆叁《山涛传》）云：“好庄老，与嵇康善。”则巨源本来亦与叔夜同为主张自然之说者？但其人元是司马氏之姻戚。（巨源为司马懿妻张氏之中表亲，见《晋书》肆叁《山涛传》。）故卒依附典午，佐成篡业。至王氏戎、衍兄弟既为晋室开国元勋王祥之同族，戎父浑，衍父乂又皆司马氏之党与，其家世遗传环境薰习固宜趋附新朝致身通显也，凡此类因缘可谓之利诱，而嵇康之被杀可谓之威迫。魏末主张自然之名士经过利诱威迫之后，其佯狂放荡，违犯名教，以图免祸，如阮籍、阮咸、刘伶之徒尚可自解及见谅于世人，盖犹不改其主张自然之初衷也。至若山、王辈，其早岁本崇尚自然，棲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跻位宰执，其内惭与否虽非所知，而此等才智之士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之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宗旨反覆出处变易之弱点，若由此说，则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而无所惭忌，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其最著者也。故自然与名教相同之说所以成为清谈之核心者，原有其政治上实际适用之功用，而清谈之误国正在庙堂执政负有最大责任之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否则林泉隐逸清谈玄理，乃其分内应有之事，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亦必不致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也（见《世说新语·轻诋类》“桓公入洛”条及《晋书》玖捌《桓温传》）。
但阮掾自然与名教相同之说既深契王公之心，而自来无满意详悉之解释者是何故耶？考魏晋清谈以简要为尚，《世说新语·德行类》“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条刘注引《晋诸公赞》中钟会荐王戎之语云：“王戎简要。”又同书《赏誉类》上云：“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刘注引《晋阳秋》（参《晋书》肆叁《乐广传》）云：“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故“三语掾”之三语中“将无”二语尚是助词，其实仅“同”之一语，即自然与名教二者相“同”之最简要不烦之结论而已。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209—210页）周一良《名教自然“将无同”思想之演变》：
《晋书》卷四九阮瞻传载三语掾故事。魏晋封建统治阶级以“将无同”调和名教与自然：既不放弃实际之统治权利，置身于现实政治之中，标榜周孔名教以剥削压榨人民；又追求超世间之玄理，以显示其高逸，为享受自由放纵之生活寻根据。故所谓魏晋玄学与清谈，实与现实政治密切攸关，相辅而行者也（关于此点，陈寅恪先生首先指出，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见《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治思想史之学者亦多论述，参看汤用彤先生与任继愈同志合著之《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
魏晋之际之竹林七贤，其人之思想与政治品质高下各不相同。虽曾同作竹林之游，诸人之主导思想仍是虽置身山林纵情于酒，而不忘政治。宋叶梦得《避署录话》上论竹林七贤事，颇有见识。谓“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无足道，但依附此数人，以窃声誉。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少定皆复出。”“惟叔夜似真不屈于晋者，故力辞吏部，可见其意。又魏宗室婿，安得保其身”？“阮籍不肯为东平相，而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其论阮籍又云，“史言虽去职（指司马昭大将军从事），常游府内，朝宴必预。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违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独得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叶氏《石林诗话》又云：“籍得全于晋，直是早附司马师，阴托其庇耳。史言礼法之士嫉之如仇，赖司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马氏，未必能脱祸也。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宋陈郁《藏一话腴》亦云：“世论多以阮籍为放旷不羁之士，守礼法者羞言之，盖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见其沉酣不理，若与世违，然观楚汉战场，则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岂忘虑于世变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岂无意于人物哉！居丧饮酒食肉，然痛哭则呕血半斗，岂不情于哀戚哉！当其王室不竞，强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而籍终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见远，寄托保身，非高出数子之士，其能脱屣于祸阱哉！”叶梦得分析七人，论嵇阮之不同，及陈郁对阮籍诛心之论，皆能触及实质，指出七贤终未尝脱离政治之一面。然叶氏又云，“当时雍容隐显皆不失其操者，唯管幼安尔”，深叹嵇康不能如管宁之“深默绝去圭角”，故而得祸。以为七贤“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由此得名”（《避暑录话》），不得其死者乃由于名高。此则不明遭祸者与名高固无干，而阮籍亦非必诡谲欺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