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洋列强的威胁，在鸦片战争之后到明治维新之前，幕末志士对中国领土的企图，在吉田松阴的思想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他在《幽囚录》（1854年）中说：“国不隆则替，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加摸察加（堪察加）、隩都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36年，第596页。此后，1855年4月24日吉田松阴在《致兄杉梅太郎》中又写道：“鲁墨讲和一定，决然不可由我方破坏而失信于戎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而在此期间培养国力，分割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支那，交易中所失于鲁国者，可以鲜满之土地来补偿。”同一封信中还说到：“就是像丰太阁那样的雄才，也非常可惜。生于天下分争之日，致力于神州之拨乱，而终于没有将明国（明朝）拿到手就去世了。当今国内事起，而不能向外国伸手，大失时机。洪秀全等一时平定清国，朝鲜与满洲也都服从，在他之先通款我国的话，就不会有大遗憾了。无论如何要以此论说动幕府。”《吉田松阴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332、333页。在与西洋列强的交涉中，为了保障和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不惜侵占周边国家的权益，这里埋下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种子。1862年，幕府派遣的“千岁丸”到上海，即便是带着友善的目的来研究中国的，但是中国的衰弱、内忧外患下的困顿疲敝，通过上海之一斑而知全豹。峰洁在其《清国上海见闻录》中说：“清国之病已不仅在腹心，已显于面目，溢于四体，一指一肤无所不痛。以上海之一处而推其十八省，其大概可知。”他描写在上海的军营所见，说：“其兵卒敝衣、垢面、土徒跣、露头、无刀，皆如乞食，而不见一人有勇。如斯，我一人可敌彼五人。若率兵一万骑而征彼，可以纵横清国。”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ゆまに书房1997年版，第30页。参见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3页。其所见虽然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现实，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的蔑视以及对中国的征服欲望也表露无遗。
而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在明治政府的征台、废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几乎与日俱增，如福泽谕吉所言：“日支之间或不可保证无蹈水火之日。即便只为此事态所迫，除了扩张我陆海军、使我民心调和一致，先夺支那人之胆，使其知道日本可怕、不可敌、轻易开争端对自家不利，从而使其国人的舆论自行断念于此，此外没有什么方略了。”《支那人の挙動益怪しむ可し》（1883年5月12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658页。到韩国“甲申政变”之后，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敌对论、进攻论明显普及开了，掀起了对华宣战的呼声。如福泽谕吉说道：我们的目标是以支那为敌，首先派一队兵与朝鲜京城之支那兵鏖战，在让朝鲜政府承诺我正当的要求的同时，我陆海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皇帝如果推至热河，则进军热河，无论多么刚愎的支那人，也想尽办法而答应我正当的要求，而必须使其低头谢罪。然支那也是东洋之一帝国，日本兵虽说勇猛，但是为了拿住此大国，进而使之发出降伏之声，必然花费大量的金钱与劳力。法国人进攻支那尚显疲倦之色，一定有人问，日本人真的能够成此大事吗？我辈可以断言，成功无疑！《戦争となれば必勝の算あり》（1884年12月27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页。在这里，他将中日之战视为“关系到日本存亡兴废之战”，强调说：与支那之战如果不胜，我日本不仅自此将永远蒙受支那之凌辱，也将为世界各国轻侮侵凌，终究不能维持国家之独立；如果战胜了，我日本之国威不仅立即光耀东洋，也将远为欧美列国所敬畏，不用说撤销治外法权，作为百事同等之文明富强国，永远可被仰为东方之盟主。同上，《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61页。时任天皇侍讲的副岛种臣也主张：“若是开战，天皇陛下要行幸九州，定行宫于长崎，我军应采取以一部进入支那之芝罘（烟台），攻占山东省，一部进入朝鲜，攻下京城（汉城），驱逐国王，渐行追击之策。我军在达成攻击山东省之目的后，于谈判之中，应首先要求多额偿金，支那或许不会答应。因此，攻下之地应尽行占领，实施就此蚕食之策。若经营占领土地，则可确立国家富强之基础。”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原书房，1966年，第90页。见米庆余《日本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72页。他毫无隐晦地倡导：“要使日本万世独立，必须要在大陆拥有领土。大陆方面日本可以攻取的只有清、韩二国。”副岛种臣：《甲申事变后的对清政策意见》（1885年2月24日），见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3卷，东京：慧文社，2007年，第516页。
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其中明言：我国不可有期待邻国的开明而共兴亚洲之犹豫，毋宁脱其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其中国朝鲜之法也不能因为邻国之故而有特别的关照，应该根据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来处理罢了。亲于恶友者都难免于恶名。我在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40页。这样，以文明开化的名义力图从心理和精神上使日本完成“脱亚入欧”的角色转换。以“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来处理”就是与西洋列强为伍、以之为榜样来对付中国朝鲜这些邻国。
四亲善论
同样认为中国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当然也不都是强调其中的敌对关系，也有在这种唇齿关系中强调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主义者，也有诚心诚意的亲善论、联盟论者。如中村敬宇（1832—1891）就是代表。关于中村敬宇的中国认识，参见薄培林《中村敬宇における中国》（北京日本学中心编《日本学论丛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论及中村敬宇的，可参照肖朗《近代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史に関する覚え書き——中村敬宇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科）》第40卷第2号，1993年）、《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の一断面——中村敬宇の〈擬泰西人上書〉を中心に》（《日本历史》1998年8月号）、高增杰《中村敬宇与近代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两项新资料》（《中日关系史研究》1996年第1期）。甲午战争之前汉学家中重野安绎（1827—1910）强调对中国展开亲和外交的必要性问题，陶德民在《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中有详细论述。
中村敬宇是在明治时代与福泽谕吉比肩而立、但思想倾向明显不同的“思想界一伟人”。他在幕府时代的“御儒者”身份、温厚的君子人格使他能够克服功利主义的激进与狂躁，站在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高度追求一种和平的、道义的理想主义。这也表现在他对中国的认识上。同样是对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迫使咸丰帝出走之事，中村敬宇在看到有关报道之后“慨然兴叹，不觉涕泗之潸然下也”，他感叹“今洋夷扰周孔之邦而夺之，则周孔之道，疑其或为灭矣。周孔之道灭，而天地得独存乎？”在他看来，“周孔之道”是“天地之精神命脉”，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因此他认为“洋夷扰周孔之邦而夺之”并非天道使然，而是咎由自取。他说：“夫清之丧其国都，岂天为之哉？盖其自取也！”他一方面批判洋夷“盗国”为不义之举，批判“膻夷横行，污衊天地”，同时也从中国反思遭到侵略的原因，指出并非“洋夷巧于盗国”，而是中国“开门揖盗，亡其货财”，分析说：“向使清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康熙乾隆之遗训，昭垂勿坠；明忠奸之别，严华夷之防，虽有巧盗，尚何所施？乃一误之后，不毖后患，以致踵误于再三。然则都城失守之祸，岂待至今日而后知乎？”当然他希望中国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而发愤图强的。他期待：“大惩创之后，必有大愤悱焉。今清虽丧都城，尚全满州以守之。果能尝胆卧薪，以图恢复，乌知不有变衰为盛、转祸为福者乎？秦陇川广之间，又乌知不有举义兵以应之者乎？”《书新闻纸后》，《敬宇文集》卷一三，吉川弘文馆，1903年。这里不仅有对中国文化精神即周孔之道的普遍性与永恒性的坚信，而且认为现实中国所遭遇的一时的不幸，也是由于偏离了此种精神所致，同时对未来寄托了一种希望中国能够“变衰为盛、转祸为福”的美好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