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风说书也反映了台湾原住民分为生活于“深山”者和生活于台湾城附近者。“深山”中的原住民又是多种类杂居，“台湾城附近”的原住民则以采集鹿皮为生计。而元禄5（1692）年的风说书记载“取鹿皮之野人其先亦居于山中，与台湾贸易、与唐人往来的野人居于近处山中，深山之野人与台湾无往来”。这里也可看出原住民分为“近处山中野人”和“深山之野人”。“近处山中野人”“与唐人往来”、“与台湾贸易”，与“深山之野人”异地居住。
一方面，元禄6年的三艘台湾船记载了台湾漂流原住民的情况。其中又以53号台湾船《华夷变态》中册，第1559页。此外，32号、33号台湾船也提及了漂流原住民。的记载最为详细。53号台湾船的风说书中记载“又去年台湾之野人二人遇风难，漂流而至”，将其救助后，送还台湾。但是，抵达台湾后，县官为将其送还其实际居住地而大费心力。
因此与县官可至淡水，距台湾城下廿日路程。通知淡水附近的野人和山中的野人，召集可为翻译者。起初皆不能翻译，后距淡水十日路程之深山处有能翻译者，通事可与之对谈，事情之情形得明，乃是相距十日路程之深山处野人而无误。其处名“蛤仔难”，即日本人音译为“かばやん”者。
即使因为原住民中很难找到“可为翻译者”，为判明其为“蛤仔难（かばやん）”的原住民而费了很多时间。另外，关于“蛤仔难”，“淡水至かばやん（蛤仔难）之间，皆是山路，其间异类之野人数种杂居，唐人尚未通”，是与华人未有过交流的原住民的居住地，“かばやん（蛤仔难）及其更深处，高山巍峨，山谷间野人聚居，人数三五百，多者不过千人，未曾有唐人至于其处”，“蛤仔难”以里是华人未曾踏入之地。
关于台湾原住民“蛤仔难”，康熙16（1677）年郁永河编著的《裨海纪游》确证了他们的存在。据《裨海纪游》记载，“蛤仔难”虽为汉人所知，却不纳赋税，详情不明。“诸罗县居其北、摄番社新港、加溜湾（音葛剌湾）、殴王（音萧郎）、麻豆等二百八社外，另有蛤仔难（音葛雅兰）等三十六社，虽非野番，不输贡赋，难以悉载。”（台湾文献丛刊44，《裨海纪游》卷上，第11页。）《台海使槎录》说，只有极少汉人与“蛤仔难”往来“由鸡笼沿山后山朝社、蛤仔难、直加宣、卑南觅，民人耕种樵採，所不及往来者鮮矣。”（台湾文献丛刊4《台海使槎录》卷八，番俗杂记，第167页。）；《东槎纪略》则称，“蛤仔难”后来又被叫作“噶玛兰”“噶玛兰，本名蛤仔难，在淡水东北三貂，鸡笼大山之后社番地也。”（台湾文献丛刊7《东槎纪略》卷三，噶玛兰原始，第69页。）。
至于“淡水”一地，53号台湾船宣称“台湾其右为淡水”，认为淡水没有受到汉人的影响。而据《台湾府志》记载，凰山县的最东端是“淡水”。可见“风传书”所言不虚，“淡水”是台湾势力所能到达的最东端。“凤山县治、在台湾府南一百二十五里。东至淡水溪二十五里、西至打鼓山港二十五里；东西广五十里。”（台湾方志65《台湾府志》卷一，封域志，疆界，第6页。）
综上所述，元禄6年的“风说书”准确地反映了淡水的地理作用和“蛤仔难”等台湾原住民与汉人的关系。
§§§第2章江户时代书籍中的台湾信息和人们的台湾认识
以上第1章中，论述了《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中海外信息可信度高，以及据此幕府中枢得以正确把握当时台湾情形的情况。那么，江户的市井百姓对于台湾有怎样的认识呢？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著述可见关于台湾记述的文献中，笔者可以确认的书籍有《华夷通商考》、《增补华夷通商考》、《和汉三才图会》、《宽永小说》、《长崎夜话草》、《白石遗文》、《红毛杂话》、《翁草》、《万国新话》、《善庵随笔》、《野史》、《续昆阳漫录》、《海外异传》、《幽囚录》、《台湾郑氏纪事》、《国性爷合战》以及《台湾军谈》、《明清斗记》等。但是，这些书中，以《国性爷合战》为代表的“军记物”，是以郑成功和朱一贵等人的事迹敷衍而成的文字，不能算直接反映当时台湾信息的书籍。另外，自从《增补华夷通商考》出版之后，“1625年滨田弥兵卫事件”在近世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不过，这一事件是日本和荷兰在朱印船贸易中发生的纠纷，并不直接反映台湾当时的状况。所以，笔者认为恰当的做法是只考察在《国书总目录》中分入“外国地志”和“史论”的，不包含小说要素的书籍。《宽永小说》是编纂《华夷变态》的林凤冈所著。《国书总目录》中没有该书的分类记载。是否作为考察对象，存在疑虑，但因其内容多有小说性要素，故不作为本论文的考察对象。
本章使用《增补华夷通商考》、《和汉三才图会》、《长崎夜话草》、《红毛杂话》、《万国新话》五册书籍，探究“江户时代人们记载的台湾即江户时代人们的台湾认识”与《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中记载的情况是否重合，以及这些书籍记载的根据如何。
1《增补华夷通商考》
《增补华夷通商考》是宝永5（1708）年西川如见西川如见，江户时代前期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庆安元年（1648）年生于长崎。20余岁有志于学问，隐居专心著述，名声大胜。江户时代西洋知识极有限，如见因长崎之地利，见识甚高，广受好评。享保4（1719）年被德川吉宗招致江户。享保9（1724）年卒。著述颇丰。其关于天文、历法、地理的著述被定位为为西洋认识的先驱。（《国史大辞典》10卷，吉川弘文馆，第850页）出版的世界地理书籍，书中增加了作者自万治2（1659）年《华夷通商考》出版后在长崎见识的中国、南洋、西洋等地的情形，并糅合了作者从国外书籍中得知的情报。《增补华夷通商考》是西川如见将万治2（1659）年所著《华夷通商考》参考《长崎始原记》和《崎阳杂记》等长崎的原有记事与传闻加以增补、改订而成。西川如见在此过程中增加了以台湾事件为首的记事，而且《增补华夷通商考》在市面上流通，因此这次以该书为中心展开论述。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古川三郎兵卫、梅村弥与门，1695年）、《增补华夷通商考》（洛阳：古川三郎兵卫等，1708年）。西川如见著，西川忠幸、饭岛忠夫校阅《日本水土考、水土解弁、增补华夷通商考》（岩波书店，1988年11月），位田绘美《研究会レビュー長崎旧记类と西川如见》（《立教大学日本学研究所年报》2号，2003年3月。）该书后来一版再版，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内容也为后世出版的许多书籍所引用。鲇泽信太郎：《锁国时代の世界地理学》（爱日书院，1948年，第1—23页。）
在这部书中，如见指出台湾不是“外夷”而是“外国”《华夷通商考》中，与“外夷”相对照，将“朝鲜、琉球、大寃、东京、交趾”表记为“外国”，其地位“虽然在唐土之外，而从中华之命，用中华之文字，为三教通达之国也”（前引，西川，1695年）。，并确定台湾有“大冤”、“台湾”、“东宁”、“塔伽沙谷”，从而概括地记述了台湾历史：此岛古为无主之地。不知何时起，阿兰陀（荷兰）人渡海往日本之际，占领此岛，修筑城郭，由此出发渡海前往日本及其他各国。日本宽文年间，国姓爷自厦门攻取此岛，驱逐荷兰人，治理国中，改筑城郭而居。其子锦舍承父遗迹，统治一国，谋再兴明朝，终被迫服从清朝。其子奏舍，于日本贞享元年降清，离国渡海，身蒙王号，住居北京。今此岛处清朝守护之下。其记述虽有通史性的一面，但细读他所用的词语，可发现他是倾向郑氏立场的。例如，台湾原本是“无主之地”，“阿兰陀人”“占领此岛”，“国姓爷”“驱逐荷兰人，治理国中”等，否定荷兰人在台湾的行为，而赞许郑成功的行为。
关于台湾的名称，书中确认有“大冤或台湾，又有二名，东宁、塔伽沙谷”四种。“此岛根本之名塔伽沙谷也。日本人假用‘高砂’二字。而大冤、台湾系唐人名之也。国姓爷以后改国号‘东宁’。此国虽在中华之南方，却名之‘东宁’，乃国姓爷本出生于日本，仰慕生国之故云云。”
第一节已经确证，郑成功将台湾改名为“东宁”一说有误。而从以上的记述来看，这一误说流传甚广。同时可以看出，如见认为日本人取的“塔伽沙谷”、“高砂”和唐人取的“大冤”、“台湾”一样，都是台湾的“根本之名”。“塔伽沙谷”在《华夷变态》中没有记载，而自从丰臣秀吉计划招谕台湾以来，这一名称在日本被广泛使用。笔者认为，“塔伽沙谷”这一名称反映了包括如见在内的时人对台湾的认识。横田きよ子：《日本における〈台湾〉の呼称の变迁について—主に近世を对象として》（《海港都市研究》4号，2009年3月）。
进一步需要注意的是，书中认为“国姓爷以后改国号‘东宁’”的原因，是“国姓爷本出生于日本，仰慕生国之故”。这一说法不见于幕府书籍。将国姓爷和日本联系起来，文末以“云云”结尾，可认为这一说法并非如见独有，而是当时人们至少是长崎的人们的共识。如见以俗称“国姓爷”称呼郑成功，恐怕也是因为其较“郑成功”本名更为流行。
其次，关于台湾的位置与土地，“距离日本海上六百四十里，距离厦门东南七十里。或有百里之处。此岛北边云‘圭笼’。自此以南地跨百二十余里。出北极地自二十三度及于二十度。”确认地图上的位置的同时，说“北边云‘圭笼’”。
“圭笼”是台湾话，指的是第一节提到的贸易港“鸡笼（现基隆）”。
关于“鸡笼”，《台海使槎录》有这样一段描述：“台湾为士番部族，在南纪之曲，当云汉下流；东倚层峦，西迫巨浸；北至鸡笼城，与福州对峙；南则河沙矶，小琉球近焉。”台湾文献丛刊4《台海使槎录》卷一，赤嵌笔谈，第3页。《台湾府志》也记载：“台湾府襟海枕山，山外皆海。东北则层峦叠嶂，西南则巨浸汪洋。北之鸡笼城，与福省对峙；南而沙马矶头，则小琉球相近焉。诸番樯橹之所通，四省藩屏之所寄；戍以重兵，择人而治，内拱神京，外控属国。”台湾文献丛刊65《台湾府志》卷一，封域志，形胜，第7页。从这些史志可以看出，“鸡笼”正如《增补华夷通商考》所说的那样，是当时清朝势力范围的最北端。
由上可见，《增补华夷通商考》确证“鸡笼”是清朝统治台湾的最北端，这一说法与《华夷变态》记载不同。
《增补华夷通商考》不仅详细地记述了“鸡笼”的气候特征，而且介绍了“鸡笼”的物产——大米。“四季温暖也。日本六七月间，此国大热也。此国二八月如日本四五月，此国之冬与日本八九月同。无雪霜降，一年二度田作。”由于《华夷变态》中并没有关于季节的记述，所以笔者认为，《增补华夷通商考》记录的是如见在长崎听说的风闻或从国外书籍中得到的知识。
另外，《增补华夷通商考》对原住民的记载，比《华夷变态》、《通航一览》更详细：人物甚卑，常裸，专狩猎，持矛逐鹿，生食其肉，卖其皮以买酒食。或以棉布为交易，多积蓄棉布以为财富。常与其友奔趋为习，其速胜过麋鹿。因其居于山中之故，号山童。海边之渔人犹贱也。未曾通词语，乃根本无文字之国。国姓爷以来，唐人多居住于此。故渔人猎师之外，民多习中华凤仪。《华夷变态》记载了原住民用鹿做交易的事情，而《增补华夷通商考》不仅介绍了鹿，还提到了酒（嗜好品）和棉布（产业）。此外，《增补华夷通商考》对《华夷变态》所描述的“与唐人往来之野人”有更具体的记述。《增补华夷通商考》说原住民“甚卑”，认定他们比《华夷变态》中从未提到的“海边之渔人”和“山童”更“卑贱”；“与唐人往来之野人”学习“中华凤仪”的记述，则从侧面反映了《华夷变态》中没有记载的、原住民的汉化情况。
最后，《增补华夷通商考》记载了台湾船带来的贸易品：“土产，南京白砂糖，漳州磁石粉，各色鹿皮、水鹿皮、獐皮、棉布、西瓜，少许药种、鸟兽、大米、南瓜。”由此可见，除了《华夷变态》记载的大米、砂糖、鹿皮之外，其他许多产品也被运到了台湾。
以上关于原住民、贸易品的信息，比幕府编纂的史料的记载更详细。从这点来看，这些记录也是如见在长崎听到或从国外书籍中得知的信息。
综上所述，《增补华夷通商考》一书记载了18世纪日本人心目中的台湾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