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其论证应该说很有新意，也非常有趣。但是即便是亚洲同盟者中，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对“早期亚洲主义”，就有人将其分成“朴素型亚洲主义”、“策略型亚洲主义”和“侵略型亚洲主义”的不同。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如果说胜海舟主张同盟，最多也只能是一种策略上的同盟。一个令人悚然胆寒的勤王论者、一个强调尊王心与爱国心要统一的日本近代海军的奠基者，说这样的人自始至终地反对战争、赞美中国，这的确非常耸人听闻。我也希望这样的“胜海舟形象”能够成立，但是其成立的可能性还需要更加严密的论证。必须要将胜海舟完整地还原到那个时代中去。
这里举一个类似地强调勤王家与民权家应是统一的中江兆民（1847—1901）为例，他虽然主张外交之道应该以“坚守信义”、“人道”、“文明”等为原则，但到晚年也希望“雄张于大陆以支持东洋之和平”，且对甲午战争中日本军人“大耀国威”赞誉有加。刘岳兵：《中江兆民的中国观及其他——由〈中江兆民：鬼子兵的思想家〉一文想到的》，《中华读书报》2003年2与19日。收入《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尚且如此，那个时代的风潮可见一斑。
前面提到中村敬宇，与胜海舟同为幕府旧臣，两人的思想是否一致呢？《冰川清话》中记载了一段胜海舟对中村敬宇说过的话：我记得什么时候对中村敬宇这样说过：“之所以珍惜你，作个失敬的比喻，就如同珍惜粘有金箔的书籍。勿使之粘上尘埃，也不放在下面，虽然非常尊重，但是遇到实际情况，我决不听你的教诲。虽然对你客气，但是在实务方面，因为我有自己的看法，未必效法古人，未必查阅书籍，应事处变，有荚开豆落、水到渠成的作用。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63页。中村敬宇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学者，在胜海舟看来只是“国家的装饰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64页。，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学问和知识是第二位，至诚奉公的精神最要紧。”同上书，第135页。如同为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一书所作的序跋，中村敬宇的“后序”强调的是中日“同文同种”，故须“诚心实意、交如兄弟”等，是一种历史传统和文化、感情上的认同。而胜海舟所写的跋中则重视的是其中对中国的地质、出产、漕运、政治、民情、烟毒、教害的“条分缕析，识透而论确，蔚乎经世之文”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9卷，ゆまに书房，1997年，第187页。，强调的是其经世价值。论者的视角不同，而学者、汉学家的文化认同很难引起政治家的重视，这种情况即便在今天又有多大的改变呢？
第三，要允许对具体的原始资料、相关史料及其关联性有不同的解释，以史实为根据，创造性地解释历史，是历史研究者参与历史创造的职责和义务。
松浦玲在《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塑造的上述胜海舟形象，与他写作这本书的意图紧密相关。他说：明治的海舟中所看到的这种“亚细亚”，现在如何对应？这当然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此问题甚难，不能马上得出可以使大家都认可的解答。如果一定要将其普遍化的话，这一问题具有与以下问题群不可分割的性质，即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西欧式的近代（现代）？如何克服国家与国家对立的人类的水准？面向未来如何确保人类及全部动植物的生存环境？等等。对此虽然知道有些人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分别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作为共同的课题来加以限定还任重而道远吧。从这种状况出发，我自身作为不断追问此问题的顺序，我想先极大限度地对明治的海舟进行追踪研究。这本书，就是包含了这样目标而作成的。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序），第6页。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作者得到了什么收获呢？他说：日清战争尽管是不义的战争，日本战胜的冲击撼动了中国人。此毒不仅奸污了康、梁等改革派，也奸污了孙文等革命派。
日清战争的毒奸污了梁启超或孙文的说法，在二十年前肯定不被理解，现在也恐怕很容易招致误解或反驳。由中国人而进行的中国的改革或革命，即便其起因是受罪恶的日本的影响，当然也会得到肯定的评价。而连这些也要批评，我的想法便难免招致保守反动的非难。但是如果肯定这些的话，结果则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先进性”。价值的方向即如此。给予我怀疑这些的勇气，是与明治的海舟打交道以来我的收获。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序），第7页。该书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在作为地域的“亚细亚”，日本成了突出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经过战败，到现在资本主义又异军突起而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同时强拉硬拽“亚细亚”。日本人的自尊心、爱国的nationalism被激发。遗憾的是，也不得添上一句，中国的“现代化”口号也激发日本人的爱国的nationalism。这样，我们尽管在各方面吹毛求疵，而结果还是保持在总体上肯定日本近代的这种历史观，而对日本的近代化何以成功倾注力量进行分析。转换是很难的。试着将亚细亚返回到日清战争时海舟所作的思考来考虑，也可以当做一个为了摸索这种转换的方法吧。同上书，第217页。由此可见，松浦玲写作《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一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要对近代日本的“先进性”提出质疑，对日本所突显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发展方向提出质疑，有一种力图从总体上颠覆肯定日本近代历史发展轨迹的历史观的企图。而海舟的一些言论和思想不仅给予了松浦玲进行上述理论探索的勇气，也成为他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和方法论。我想松浦玲的这种挑战传统历史观的勇气和理论探索、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如上所述，就像该书重视的是胜海舟主张西乡隆盛不是征韩论者这一“事实”，而并不重视西乡隆盛是否真的是征韩论者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92页。一样，如果我们肯定该书的理论意义，也只要知道松浦玲主张胜海舟不仅反对征韩论，而且一贯反对日清战争、反对中国步日本后尘也走西洋型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道路这一“事实”就可以了，而胜海舟究竟是什么想法并不重要。
许多人强调历史研究者要有现代意识，要用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去照亮历史，使之在现代学术背景下重放异彩。这固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真正能够“照亮历史”的“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对于每一个史学研究者而言，这种“火眼金睛”的获得不可能从天而降，其“灵光”也必然是通过与无数史料“肉搏”之后而炼成的。因此即便获得某种“灵光”，也不能将它视为可以普照世界的“真理”，而必须谦逊地严守其畛域。王尔敏有言曰：“研究历史，近世学界恶习，不就史料史实建树正确基础，徒务凭空创设理论欲求倡为解释之管钥，立定典范之标帜。自是凭恃聪明，假借断识，急求结论，竞图创新。于争奇斗艳之中，为惊世骇俗之言，自然逞快一时，必至贻误后生。”见王尔敏《序三》（载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校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我相信每一件史料都在呢喃细语，都有自己的思想，但史料本身却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而能否——如果能够、如何才能、多大程度上才能够倾听到史料的呢喃，理解出史料的思想，真实地再现历史的全貌，全凭史家的素养、能力和境界，全凭史家的心灵的丰富性和敏感性。历史之学是一种倾听、一种体察、一种理解，绝非寻章摘句而能尽其事，如胜海舟所言——历史，的确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