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诸邦，如着手了悉风化之所波及与政革（“政革”，《海舟余波》版为“改革”）之顺序缓急，惟望遁其邦内纷扰而使民蒙其泽。然而，如急躁而误改革之顺序，则内部攻击百出，或将促使内破。如斯之时，徒招来外侮而已。成何之功？终将与深谋者以可乘之机，后悔而不可及，且国内将愈益紊乱。如此，不能不说是从一开始便无反复考虑之误。
凡亚细亚之诸邦，陷于不及西洋诸邦之姿势者，当其始为敌视彼，后来发生邦内小纷争，无力制止其纷争，而终至于求助他力，其国随之萎靡。于此，或曰改革派，或曰新进者、守旧者起，邦内愈生大病，同胞相食、相害（“相害”，《海舟余波》版为“自取灭亡之类也”）。为他国造成可乘之机，是可谓爱国者、大忠者乎？看俄国之东渐，其自初之计划至今已完成其半。其岁月，数十年百炼不挠，各洲阻碍、合纵连横地暗中阻碍，亦终不能得阻挡，反而以之为先驱。呜呼，可叹哉！（“呜呼，可叹哉！”，《海舟余波》版无。）
深察宇内之大势，非邦内为病之时，且不可为小党派而伤害大体。
不厘革旧法而使国家顺应其大势，终不能如何（“如何”，《海舟余波》版为“宜”）。此时非世间（“世间”，《海舟余波》版为“万斤”）有力者出，只能空为同胞者愤争而告终。譬如顽固者必守旧法，谋求不变，而东亚之大势波及，其不可能已经洞若观火。及此，与急躁者之破坏殊途同归。此乃志士应深思熟虑之要点也。
我国大异于贵邦也。开国以来数百年，尊奉天皇而民不反叛，仅有之叛民亦因当时执权者倨傲营私而不顾民之疾苦因激怒所发。中世以来变为贵国所谓之封建制，兼并土地人民，侵略邻国土地，有势者恣其生杀予夺之心。根据其领土之广狭，养士民，筑城垒，保护其土地人民。由此，称臣者数十或数百人，其赏罚悉属主权者。总辖此主权者称为大将军或幕府。
近四十余年前，自外交之事兴，废绝武家政治，国内成郡县之势，悉臣从于天皇。此大革命尚日浅，虽未至于完美，及今日之形势也。故我邦之改革及其他，或有大异于贵国之国势。因而难易与着手顺序，难以详悉于他人之明，原因在于其大体形势之异也。
我国民性格剽悍勇猛，乏于远图之识，临事而易激怒，忍耐力弱，轻死、小节以义而疏于大节，此往时武士道之遗传也。以上为我国形势之大体也。
凡临大事者，不可倚于他人，是可靠者不可靠。且如倚于他人，易失其机。如轻举急躁，则易蹉跌，岂可谓适大事乎？
观察宇内之大势，深谋远虑者终得其志。其他则自失自败，不过为深谋者创造其地位而已。至其自败之极，空生鹬蚌之悔，亦何所及？亚细亚诸邦与西洋各国之交通至于今日，无不使其内部纷扰。其原因，自失自败，且误其机，以至于不可挽回，皆同一辙。此彼之所长而为我之所短也。足下请深虑。再拜。松浦玲在《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引用了如下一段胜海舟的谈话：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一起来了。因为那是宇佐带着亡命而来的，所以给予了各种帮助。本来与公使李盛铎等好像也是朋友，但是宣统帝失败之后好像也没有往来了。康、梁都是优秀的学者，但不是政治家。因为想要模仿日本布立宪政体，由日本的援助来谋求支那的改革，遭到大声斥责。说：“本来是支那人却不知道支那的长处，哪有这样的家伙？现今的支那即尧舜的政治，模仿日本的立宪政治之类，没有这样的傻事。支那的豪杰来日本，不要太骚扰了，静静地驾临吧。而且借助外国的力量进行本国的改革之类，简直是荒谬！日本幕末之际一些人也有这种错误想法，真是毫无道理！”真是完全直率的不拐弯抹角的学者。大隈失败而山县出来，充分地拜托康有为的事希望能够出些钱，即便看看外国也可以使之稍微开开眼界。连忠告书都写了，那是北泽正诚翻译的，因为没有什么风趣，让楢原陈政加以订正，由宇佐送去了。“日本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善政的国家，支那有支那的长处。使其长处得以发挥吧。”说到这种程度了。转引自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209—210页。胜海舟全集刊行会（代表者江藤淳）编注：《冰川清话》，讲谈社，1974年，第128—129页。松浦玲反复强调胜海舟谈话中的关键词“尧舜的政治”，是要借此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他认为胜海舟是反对日本变成“西洋型的‘近代国家’”，“对海舟而言的明治中期的现实，即便不是心甘情愿，但日本已经变成了西洋型的‘近代国家’了。……而中国还没有变成西洋型的‘近代国家’。何止近代国家，连国家都不是。这是包含着海舟的敬意的诊断。一定要让中国坚持守住不变成西洋型近代国家之道。那是模范，日本已经在没有意义的道上迷失了。”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200—201页。他还特别提到“‘反对中国变成近代国家’这种危险的说法，很容易招致nationalism中国的反对和激怒，但是象海舟那样，连日本这样也反对的话，就能够容忍了吧。不是说日本成了近代国家，而中国还原原本本地处于‘亚洲的停滞’状态；日本持续地高度成长，而使中国维持着源自保护自然的太古的农业的循环。”同上书，第200页。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现代化方向的重大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胜海舟的问题上来，即胜海舟是不是反对日本成为西洋型的近代国家？他是不是就真的认为“现今的支那即尧舜的政治”？他想要强调的中国与日本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对此我们联系他的《与康有为书》，简略地举例来加以说明。
胜海舟以精通经济问题自许《冰川清话》与《海舟余波》中都言及。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13、259页。他很推崇岛津齐彬（1809—1858）这位萨摩藩主，说他“既像是开国家，也像是攘夷家。对开国家谈开国，对攘夷党谈攘夷”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52页。。务实而通融，可以说也是胜海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以货币为例，在1897年3月起草的给枢密院议长的建言中主张：“往昔海外的交通仅止于支那、朝鲜、荷兰。今则不然，交际通于宇内。国内的货币岂能泥古？国人亦不能泥于旧制度，要眼明胆壮，寻求圆活融通之道。”同上书，第273页。又说：“大观古今，古者真率而拙，今者巧智而拙乎？古者迟钝而不成大业，今者急躁失措而误事。此乃政官须反复深虑者也。”同上书，第279页。借鉴古今、放眼世界寻求现实可行的国家政策，是他一贯的态度。早在幕府时代，他就有这种思想。如他在1866年7月11日给横井小楠的信中就附有一篇《自书》中就强调“如果不明海外之实情，而在彼之道、我之道中加以损益取舍，在其大小广狭之处，以事实为标准平心加以处理，恐怕下民将年年岁岁陷于暗昧，势必将出现上下颠覆之状。”山崎正董编：《横井小楠遗稿》，东京：日新书院，1942年，第475页。这时，他主张为了邦家，幕府应该自毁封建之制，选贤举能，实行郡县制，“当万国交际兴起之际，郡县之议可谓当然之议。”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94页。可见胜海舟并非是泥古不化的守旧者，其目的是“对国家好就行”。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14页。他将所谓“主义”、“道”都相对化，认为：“所谓主义、道，断定其只不过如此，我最讨厌了。即便说道，也有大道、小道，山外有山。取其一而摒弃其他，平常绝不如此。人来了，议论纷纷，说出‘还有这样的情况啊’不争，然后仔细考虑，进行各种比较，认识到山外有山，真是愉快！所谓研究，至死方休，此前就一直是苦学，一日也不停止。”同上书，第257页。在《冰川清话》中也有类似的谈话。他说：“即便单单说道，道也有大小厚薄浓淡之差。扬一而排他，为我所不取。（中略）如果我所守为大道，而将其他小道也作为小道而放在那里，不是很好吗？”同上书，第173页。这种态度的确是值得学习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胜海舟特别强调首先是独立，而且还要有特色，反对口口声声讲文明，而实际上对西洋的道理一知半解的人。同上书，第270页。下面这一段谈话值得注意，他说：所谓国家，必须要独立，要有些卓绝之处。无论怎么说西洋西洋的，吸取其好的方面，此外还需要有些什么，而这些根本没有。就是说在亚细亚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才一一地模仿西洋。西洋规模大、很远大。因为牢固地树立着，别的自然倒下。对付日本等，就像对付孩子一样，一会儿褒奖，一会儿叱责。同上书，第211页。日本走上西洋型近代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也有迫于国际形势之故。胜海舟引用大隈重信的意见，说道：“我国自与美利坚定约以来，与外国交际越来越深厚，以至于彼来我往。当此之时，我邦之国法大行改革，如果不基于西洋各国普通之法，何时才能改变治外法权之法？不然，外人谁会立于我国权之下而接受我之国法？这是不待智者也应该明白的道理。”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30页。可见他并非反对取法西洋，他反对的是因为取法或借助于西洋而妨碍日本的独立。他不但不反对，还曾对西洋的善政充满了羡慕憧憬之情。如在1867年12月18日的《愤言上书》中表示：“譬如华盛顿之建国，于天下有大功而不私其职，不失安抚之宜，诚堪羡望敬服。”同上书，第300页。
因为借外债会对国家的独立造成威胁，所以他特别反对借外债，认为那是大奸臣的做法。他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国体不同，在日本即便是天子说要借外债，也必须制止。同上书，第240页。如上所述，这样的荒谬的想法他认为在幕末就有。《向德川家达公陈愚衷书》（1893年11月），见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110页。而在他的谈话中提到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幕末很相似，他预言：“看吧，无论是朝鲜还是支那，现在正好和我国幕末一样，贫乏而极度衰弱，到了向外国借债的程度，今后肯定会招来祸端。”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11页。在内外交困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还会真心将当时的中国看成是理想的“尧舜之政治”吗？
《与康有为书》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在西力东渐的大形势之下，国家的存立要以强化内治为主，其二是强调日本与中国的不同。他在《海舟余波》中也谈到“国者，决非由他人拆卸而解体，由内自毁，西洋人才得逞”，即所谓“国唯自亡”。同上书，第215页。《与康有为书》中所说的改革顺序要从平息国家内部纷争而使国民得到实际的好处着手，以变革旧法而使国家顺应世界大势为重，正是这个意思。如果不顾大体，国内分裂为各种党派进行内讧、内斗，这样同类相食，终将自失自败，自取灭亡。或者想借助外国的力量，倚于他人，不仅易失其机，而且只会为他国造成可乘之机，不仅不能算是爱国、忠臣，而是需要非常警惕的奸臣。胜海舟与康有为一系的改良派和孙中山一系的革命派均有接触，这无疑给他们都是当头棒喝，听到这样的“忠告”，以帝王之师自居的康有为“遂怒，怫然而去”。即便如此，胜海舟还是以“即便人负我，我亦不负人”的大度，提出即便在今天听来也不无借鉴意义的忠告，其“恳切热诚”的确可嘉。
关于日本和中国的不同，《与康有为书》中只是提出日本在国家体制和国民性上异于中国的特点，并未直接论及中国如何。他指出，日本在国家体制上，实现了由过去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到如今的“郡县制”的转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尊奉天皇”。而胜海舟本人的严谨忠诚的“勤王心”，据说也令人“悚然胆寒”。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02页。在国民性格方面，他特别提到武士道的负面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有自知之明。他看到随着封建制度的破坏，武士风气日趋颓废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他也强调光有才气还不行，当路者更需要有胆力，因此对“三河武士的美风”同上书，第171、172页。亦充满怀念之情。强调中日两国国情之不同，提到日本维新日浅，尚未臻于完善，都是在暗示康有为等：中国的改革不可照搬日本的经验。这对于坚信“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附康有为伪戊戌奏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第433页。《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博物院藏稿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卷一二，第40页。的兴致勃勃的康有为而言，自然也无异于泼了一盆冷水。
四“所谓历史，实在是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