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三卷(1840-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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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蔑视中国的普及化(17)

落るこの葉の数をますらん胜海舟此时也渐入老境,而且大概也想到这些年有栖川宫炽仁亲王(1835—1895)、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847—1895)等相继去世,加上对伊藤博文为首的藩阀政府的不满,得知陆奥宗光这位曾经在自己门下(神户的海军操练所)学习过的“淘气包”也去世了,他曾经回忆说虽然陆奥不像他的同学伊东祐亨那样时常来看望他,甚至到死都从来没有来看望过,但他还是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本来就是才子,很有办事能力,也是一世之人杰”。吉本襄:《续 海舟先生 冰川清话》,东京:铁华书院,1898年,第46页。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中央公论社,1978年,第96页。同时也指出他适合作幕僚而不适合当统领,感叹要是他能够在大久保利通属下的话,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上述哀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陆奥在日清战争中的表现,但是,就其在日清战争中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事实”,再联系到哀歌中的“草革裹尸”这一象征着誓死尊皇的有名典故《万叶集》第18卷所收大伴家持作《贺陆奥国出金诏书歌》(第4094首)中有“……海行かば水漬く屍 山行かば草生す屍 大君の辺にこそ死なめ かへり見はせじ……”(《萬葉集五》“新潮日本古典集成”,新潮社,1984年,第143页。)对此,有将其中译为:“去海上葬身水中 去山上以草裹尸 在大君的左右 誓死无怨无悔”(金伟、吴彦译《万叶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92页。),也可以理解为对陆奥“功绩”的肯定吧。

在战争期间,最能够反映他的态度的,寡闻所及,要算他在1895年1月给伊藤博文总理大臣的《愚存》,其全文如下:战斗的胜败在于能投军机、使将士保其英气。现在战争已经经过七个月,每战每胜、军机不弛,是由于将帅得其人与士兵之忠勇。现在冻寒之际,衣食不适度,病卒日增,国内之民众渐唱异议,或恐军机生松弛欤?其机既动,诚为可恐可忧之极也。仰望将帅能明察其先兆,士兵愈益鼓舞振作其勇威,内阁大臣革新民众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应问心无愧。

近来上下唯汲汲于善后之策,善策之案穷出而其机已过,尚有何益?仅徒生纷纷议论而已。

开战既阅数月,未必无成熟之机。我非谓倾向于和战某一方,其进退驱引在大政之掌中,若有可乘之良机,不可失也。机会一失再失,则难易之地位转换,不难预料。

众人皆知事后之了结不易,故稍有心者窃愁于此。此风若波及民众,终将产生军机沮丧。

武人无智,有智无勇,两两相倚,形成今日骑虎之势。窃窥众心渐生倦怠之色,犹如求醉后一掬之水。当此之时,使国家安宁乃大政之要点。事业虽可属于武人,如其战和如何、善后之策如何,则应属于内阁大臣之决断,自不待言。故内阁大臣应挺身而出,痛痛快快而义无反顾地决定善后之策。若悠悠然等到兵机沮丧,则不可挽回。百事蹉跎,岂在计策之立与不立?所分之难易唯在先机与失机,岂论区区策略?确乎唯在勇断实行而已。老朽之浅言固不足采,唯知不可默然于此时节,书微衷之所在,呈于左右。谨言。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94—96页。标题《愚存》前有“明治廿八年一月裁一书赠伊藤总理大臣”的说明。以上整篇文章,很难看出他一味地反对战争的态度。相反,他开篇便是对持续七个月来战争每战每胜的经验总结,即将帅得其人,士兵忠勇,这毋宁说是对战争的肯定与赞赏。但是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加上天气恶劣,他出于对军心、民心的体恤和忧虑,希望内阁总理大臣能够当机立断,决定善后之策。他表示不站在主战与主和的任何一方,对于主战者,他鼓励在外的将帅明察先兆,士兵振作勇威,奋勇杀敌,而国内的内阁大臣则要承担“革新民众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的责任,做好后勤保障;对于主和者,他则强调民心有怠倦之色,希望给沉醉于欢庆胜利的时势泼一盆凉水,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实际上已经处于危险的“骑虎之势”,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困境。这种“骑虎之势”是怎么造成的?他明确地指出是由于“武人无智,有智无勇,两两相倚”而造成的。整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对政府的不满与忠告。

能否笼统地说胜海舟反对日清战争,看来还值得探讨。比如在《冰川清话》中也不乏主张扩张军备、肯定切实地身体力行的殖民论等言论(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28、139页)。如果说“胜海舟不是担心败给中国而反对战争”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67页。那么他是不是因为对中国友善而反对对中国的战争呢?我认为也不是。比如,到战争发展到有“讲和”的动向之时,他反对日本方面坐等清政府派遣的讲和使到来,而主张日本方面主动的“自行去天津直接进行谈判,亦无任何忌惮”。他说:“支那人虽说愚顽,如果以诚意与信仰来解释光明正大的道理与东洋的将来,难道不能使之一旦贯通而觉醒吗?”胜海舟全集刊行会(代表者江藤淳)编注:《冰川清话》,讲谈社,1974年,第253页。显然他认为“光明正大的道理”是在日本方面的,而此时他心目中的“支那人”无疑是需要先觉的日本人去加以开导才能觉醒的。当然,联合亚洲以对抗欧美的思想因素不可否认,但是更多的是出于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批判。如上所述,他将日本国家与政府区别开来,对为“愚蠢的政府”而战死者表示可惜,对“为国家而死”则表示可敬。其态度可见一斑。

二“尧舜的政治”真意何在?

对照松浦玲的《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关于胜海舟的中国认识,《冰川清话》中有以下两处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处是这样的:支那人毕竟心境宽广。在日本说战争胜利了,虽然兴奋得狂欢大闹,但是支那人,换了天子了,战争失败了,这些事几乎就如同马耳东风。不管是改换了天子,还是日本战胜了,这些都无所谓。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不管是一个朝廷灭亡了另一个朝廷取而代之,还是国家灭亡了成了他国的领地,整个社会还是保存着旧态。其社会,与国家的兴亡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如此,如果日本人因为战胜了而过分逞能,今后将会有好看的。即便在枪炮的战争中胜利了,而如果在经济上的战争中失败了,国家也是无可奈何。这种经济上的战争,我认为日本人远不及支那人,为此我暗自担心呀。

支那人将一国的天子与代管人一视同仁。只要对地主无损害,多少次变换代管人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开国以来,有十几次改朝换代。因为是这种国体,对战争极为不利。所以日本人才在最近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输掉战争的,只是代管人,地主依然什么也没有变化,这一点不能忘记。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中央公论社,1978年,第140页。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70—171页的引文中没有第二段关于经济上的战争,其余大同小异(因为出处不同)。为了“美化”上述“代管人”说,《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特别引用了含有“尧舜的政治”这一词语的胜海舟的谈话,即:所谓尧舜的政治,就是这种代管人政治。因此支那人不管是满人作天子还是外国人作天子,对此都不闻不问。榻榻米也不时地替换,租金便宜,还对房子进行维修,这样的房主最受欢迎。因此香港被英国所夺,安南为法国所取,最近胶州湾被英国所占,都无所谓。因为结果用外国的钱来修路、建学校、警察医院都很完备,而实力实权都支那人掌握着,这种计划,就像是利用别人的东西做事。看吧,无论是香港、胶州湾还是新加坡,不都是支那人掌握着实权吗?这样,就与天天在讲所谓大义名分这些愚不可及的空论的日本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转引自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7页。

支那人自古以来作为民族而发达,是完全不重视所谓政府的人种。这即是尧舜的政治。对支那不能很好地理解这种要领的话,将会有意想不到的失败。同上书,第198页。胜海舟全集刊行会(代表者江藤淳)编注:《冰川清话》,讲谈社,1974年,第265页。第二处《冰川清话》中的引文与第一处的相关,是这样说的:惩罚支那对日本不利,此事,世人还没有觉悟到吗?我从最初开始就知道。……

虽然有支那被德、俄所困而早晚将要灭亡之类的说法,但决无此事。如胶州湾、三沙澳(三都澳,又名三沙湾,位于福建宁德市东南部)这样的地方,连我家庭院一角上的垃圾堆都不如。在总体上将支那和日本一视同仁就大错特错了。日本是堂堂的国家,而支那不是国家,仅仅是人民的社会。政府之类,怎么样都无所谓。只要对自己有利,支那人就满足了。清朝的祖宗打过井,连这样卑贱者的子孙也拥戴而不介意,可见支那人对统治者是什么样的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因此是德国人来代替爱新觉罗氏掌握政权,还是俄国人来施政,对支那社会不会有丝毫影响。德国占领胶州湾,英国占据三沙澳,支那人认为是雇进了坚固的门卫,也许反而会高兴呢。

虽说德国占领了胶州湾,支那人与日本人不同,没有任何骚乱。长久地拖延,然后支付赔偿金之类。上海、新加坡、香港,实力都在支那人手中。对于德国的这种小骚乱,很难惊动。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中央公论社,1978年,第147页。此段胜海舟的谈话散见于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4、196、198—199页。我们先来看看松浦玲的解释。他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文中出现的“尧舜的政治”一词。他是这样来评价胜海舟的中国认识的:对于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而言,“尧舜的政治”是最高的赞辞,海舟也不例外。海舟谈这些的对象,在明治中期的知识分子中,因为汉学的教养是不可缺少的,举出“尧舜的政治”来说的海舟,绝对不用担心会被误解为这是侮蔑中国人。这是海舟对“支那”呈递的赞辞,听者也是这样接受的。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第197页。同时,他也顾及到中国的国民感情,论述说:“从中国的nationalism来看,这些言论像是难以容许的,但海舟并不是侮蔑、轻视中国来说这些的。毋宁说是怀有畏惧之念来谈的……”同上书,第196页。他还提到在海舟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时,说到“日本是堂堂的国家”,认为应该将“堂堂的国家”作为反语来读,与海舟所说到“天天在讲所谓大义名分这些愚不可及的空论的日本”联系起来考虑,他指出:“‘堂堂的’变成了讽刺。就此谈话的文脉而言,这里如果不是讽刺乃至揶揄的话,则文理不通。因而与之相对的‘仅仅是人民的社会’是包含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厚与强劲的洞察的表现。”同上书,第199页。

对于松浦玲的上述解释,不能不心存疑虑,特别是对“尧舜的政治”的解释。我们先撇开“尧舜的政治”来看看上述胜海舟的谈话中对中国认识的要点,这很容易使我们回想起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即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视朝廷为逆旅,因此也就没有忠义之心、爱国之心,只知道经营私利。尾崎也强调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无论中外贵贱,什么人都可以君临其上、可以当皇帝。这些特点,在上述胜海舟的谈话中都有。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中也提到最后一点,不过他是由此推出中国人具有“山贼般的侵略根性”,而胜海舟由此推出中国人对战争极不适应,得出中国社会停滞与保守的结论。

这些特点与“尧舜的政治”是否匹配呢?先来看中国汉学传统中对“尧舜之治”的理解,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是主张性善而“言必称尧舜”的孟子。《孟子·滕文公上》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那么,“尧舜之治”的用心是什么呢?《大学》作了简明的回答:“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再看一个反对儒家学说、主张“绝圣弃智乃天下大治”的老聃对“尧舜之治”的理解。《庄子·在宥》中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鲅,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这些经典应该是“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很明显这与胜海舟所谓的“代管人政治”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