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9月，荒尾精去台湾调查，研究治理的方策，不料因为感染了鼠疫，于10月30日病逝，时年38岁。近卫笃麿的《东方斋荒尾精君之碑》开篇即曰：“荒尾精君，深忧东亚大势，窃以挽回衰运为己任，奔走劳劬，经营惨憺，二十年如一日。一旦航海，南冒瘴疫，雄志未酬，溘焉毙于道途，海内志士，悲痛悼惜。”近卫笃麿：《东方斋荒尾精君之碑》（汉文），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第1页。这个人物，的确值得我们从多方面进行研究。
2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
尾崎行雄（1858—1954），号咢堂，早年就学于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1879年，21岁时被福泽推荐成为《新瀉新闻》的主笔，后来从政，参加立宪改进党的创立，此后成为从明治到昭和时代政党政治家。在大正初期作为护宪运动的先驱，被誉为“宪政之神”。尾崎行雄像（据伊佐修雄著《尾崎行雄》）
在对外政策方面，明治时代提倡强硬的对外政策，到大正之后，反对西伯利亚出兵，提倡缩减军备，反对军国主义，作为国际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与军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著作收入十二卷本的《尾崎咢堂全集》（1956年公论社）。
尾崎行雄著《支那处分案》扉页
关于明治时代尾崎行雄对中国的认识，他自己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自白值得注意。他说：日清战争对我而言，我感到十年来的宿愿这时才得以实现，非常愉快。
那是明治十七年（1884年）的事。支那与法国之间因为安南事件而发起了战争，那时我作为报知新闻的记者，以通信员的名义到了上海。当时日本的支那崇拜热很厉害，西洋崇拜热也不示弱。我对这两者都非常讨厌，正好遇到中法相争，我想借机去观察双方的实力。
我在出发之前，尽量向多年住在支那、或者到支那内地旅行过的所谓支那通当面请教。但是去了一看，感到与这些人说的有很多不同之处。觉得在支那呆过多年的前辈不应该有错，便进一步进行研究，无论如何还是觉得自己所见是正确的。我这时才开始修正了对支那的看法。
到上海一看，支那的军队已经准备出动，非常混乱。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不仅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而且士兵还各自都背着雨伞，手里还提着灯笼。还带着无数的旗和鼓等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也明确地知道了支那完全没有战斗力。这样，我在这时就感到有与支那一战，以打击其暴慢之心的必要，于是从此开始提倡“支那征伐论”。
这正好是日清战争开始之前十年的事。十年来我不断地热心主张讨伐支那。为此，我甚至被视为狂人，现在因为日清战争才知道我不是狂人了。
但当时我国人因为在四五千年间都将支那视为先进大国，尊崇其文化，结果无论朝野即便在日清战争爆发之后还意外地畏惧支那，而支那方面反而轻蔑日本为后进的一小国。
然而战端一开，如我所预言的那样，我陆海军连战连胜，几成摧枯拉朽之势。我真是无限愉快！尾崎行雄：《咢堂回顾录》（上册），东京：雄鸡社，1951年，第219—220页。就在1884年底到1885年初，以尾崎行雄等为论说记者的《邮便报知新闻》因为甲申政变而发表了许多露骨的蔑视中国的言论，其基调如其论说题目所示，如《须知支那朝鲜之地位远在日本之下》（1884年12月17日）、《国际法不承认支那与朝鲜》（同18日）、《勿使支那朝鲜增长倨傲心》（同21日）等，批评“支那妄自尊大自负，不知道自家将要覆灭，还要干涉他人之事”，主张要“勇断果决地先行制服，威信并行而破其傲胆”。《支那朝鮮をして倨傲心を増長せしむる勿れ》，见《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第378、380页。进而还有《韩国尚可教，至于清人即便所谓无缘之众生释迦再生亦不可济度也》（同31日）。在1885年1月16—21日，发表论说《论与支那战争的利害》，宣扬可以战胜中国，日本是“亚洲的盟主”。这些论说虽然没有署名，都收录在《尾崎咢堂全集》的第二卷中，被认为是尾崎行雄的著述。《支那朝鮮をして倨傲心を増長せしむる勿れ》一文的“解题”，见《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第377—378页。
无论是从晚年的自述，还是在他甲午战争前十年所发表的论说来看，尾崎行雄并不讳言自己是主张“支那征伐论”的对华强硬派，并且以此为自豪。最能够集中反映他的中国认识的，是1895年1月博文馆出版的他的《支那处分案》一书。该书出版之际，甲午战争还在继续，他在绪言中强调：“日清两国的胜败，将极大地导致文明的消长、道义的兴废、贸易的盛衰、陆海军备的变更。”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他也认为是“文野之战”，即“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进而更具体地说明这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秩序与混乱、慈爱与暴虐、进步与保守、自由与压抑、立宪与专制、交通与锁攘之战”。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东京：博文馆，1895年，第1、2页。就是说将不仁不义等所有的负面价值都扣到中国的头上。除了绪言之外，该书分“东亚之长计”、“支那之命运”、“列国的对清政略”、“帝国的对清政略”、“北京城下之盟约”、“占领之难易”、“列国的交涉”、“占领的利害”、“他日的机会”、“帝国的天职”十章，从当时的国际关系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对华认识与行动方针。在他看来，为亚洲和东亚的长远考虑，有两件事必须杜绝，那就是“欧洲势力的东侵和支那的再起复仇”，主张“亚细亚的天地必须让亚洲人自己来保有，这是维持治安、增进幸福的捷径”。同上书，第14页。这是亚洲罗门主义的一种表现。由于他认为日本是东亚乃至亚洲的主宰者，他所谓的亚洲人保有亚洲，实际上就是日本人保有亚洲。那么，中国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支那处分案》从“支那人的国家思想”、“支那人的政治思想”、“支那人的战斗力”、“支那人的道德”、“历朝的命数”五个方面来断定“支那的命运”。关于国家思想，他认为：“在支那，朝廷即国家，首都即朝廷。因此首都陷落，朝廷随之灭亡，朝廷灭亡了，国家即灭亡。”“支那人不知道朝廷之外还有国家。”同上书，第17页。不知道国家为何物，没有国家思想就不足为奇了。他进一步分析：“支那替换无数君主，内外贵贱各种人物变换着君临其上，因此人民视朝廷为逆旅，而朝廷动辄视人民为仇敌。至于慈母赤子的关系，只不过是学者之空言而已。这样，忠义心薄弱，毫不足怪。”另一方面，他说：“即便没有爱国心、忠义心，如果人民相互亲爱，富于团结力，也可以补足保国的要素。然而，秦山楚水相互隔绝，加上完全缺乏交通机关，境域过大而东西南北的风土习俗及利害关系大不相同，甚至是本部之人也有结果重新翻译才能言语相通，其人民如何能够产生团结心呢？”他的结论是：“国家思想、忠义心、爱国心、团结力，皆为保国之要素，支那人无一具备，这样的情况要在这侵夺的世界保持独立，未知有也。”同上书，第18、19页。关于政治思想，他认为：“支那人有文学思想而无政治思想，其政治上的奏议论策，至多不过是文学上的述作而已。”历代名臣奏议，在他看来都是“浮华之言，迂远之议”。其所谓政治思想即便有，也“不过是私利经营的思想”，是“极为卑微”，而“其政治上的行为已经腐败丑恶之极，像我们所说的欧美人所享受廉洁严肃的政治，支那人从来就不知道”。“支那的官吏以受贿盗窃为人间之常事”，所以他说：“支那人自古以来就没有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在今天独立于世界的。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21、24、25页。他不仅认为中国人没有政治道德，而且断言中国人缺乏社会道德。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言行不一，书上所记“皆浮夸张皇而与事实大相龉龃”。在他看来，“修文即为学习诈伪”，“因为文章多虚伪，所以支那人书读得越多，诈术就修得越深”。同上书，第34、35页。他对中国人的道德评价是：“虚妄、诈伪、无耻、无节、不义、无气魄，且好盗窃，支那人像这样还能够独立于今天文明世界吗？曰：不可，断然不可！”同上书，第36页。那么，中国人的战斗力如何呢？概而言之，他认为“支那人为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为好利之民而非好战之民”。进而他有几个具体的看法，曰：“支那无固有之武器，所谓武器，非杀人之具，宁为威吓之具。”又曰：“余曾解释支那之战字为‘旗鼓之竞赛会’，或近谐谑，相信决不失其实。”形容中国人“以旗鼓为战。鼓声震天地、旌旗蔽山野者胜，旗数不足、鼓声不如者败。两千有余年之久，支那的战争毕竟不过如此。”又曰：“支那之战为军容之战而非军器之战。如今虽也大量从欧美引入武器，战争的性质俄然一变，但是二千八百年间，唯以旗鼓竞赛为事的尚文好利之民族，学习到真正的战争并不容易。故兵卒死则将校逃，将校伤则全军溃。”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支那人的战斗力今后只能长期处于水平线之下，这样的民族也能在如今争夺的世界上保持其独立吗？曰：不能，断然不能！”同上书，第28、29—30、32页。综上所述，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必亡，由内乱外寇交至而亡，且其灭亡已经迫在眉睫。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44、45页。
关于尾崎行雄的中国认识，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明确地区分了“书上的支那”与“事实的支那”两者的不同。在《支那处分案》中，他也回忆起十年前的情况。他说：“明治17年夏，我头一次游清国，仔细观察其形势，感到茫然若失。盖事实的支那与曾经在史书上所见闻的支那，完全不同。假使我对汉籍一无所知，见到事实的支那的惊愕决不会如此之深。不幸我多少读过些汉籍，由此而知道书上的支那，然书上的支那非实际的支那，发现了二者性质全然不同。”他进而评论说：“汉籍读得越多，距离支那的实况就越远。因为我多少知道些书上的支那，见到实际的支那大为吃惊。纲纪之颓废、道德之腐朽，已经达到极致。书中所记论的事项，没有一样在现实中实行。”同上书，第72—73页。由此，他相信支那帝国必亡。十年之后他的想法并没有变，肯定“支那不久将灭亡。其人民是否会流离四散，在于入侵者的政略如何”同上书，第76页。。
面对中国这种将要亡国的形势，日本应该采取如何行动呢？首先，他批评了“日支同盟”论，因为“与命运必亡的邦国结盟，就犹如陪着濒死的病夫上战场，对我只有大害，绝对无益”。所以他认为与垂死的、没有战斗力的支那结盟没有任何道理。其次，他认为中国虽然无力自保，如果能够得到外力的扶助，还是可以避免一时灭亡。由此他认为无论从地理上、人种上还是东亚的长计上考虑，日本帝国作为“东亚的主宰者”，如果扶助的话，应该是日本独自来进行，而反对欧洲列强插手其中。而日本扶助中国的条件是：“支那将军事外交财政（维持军事外交所必要的）之权归我的话，我必为支那扫除灭亡的主因，否则无论如何都不可救药。”同上书，第88页。如果这样的话，他当然知道“支那非纯然的独立国家了”，而如果不主动答应的话，他认为就只有选择灭亡。还有一种可能是日本与西方列强“共同分割”中国，但是他认为让欧洲人蹂躏东亚，不是保持东亚治安的长远之计。他明确表示为东亚的长远利益考虑，日本以独自的力量占领支那是唯一的对清政略。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第98页。他说：我实在不忍抛弃支那人。故日本帝国代天而领其地、治其民，唯欲使文明之光种横披四百余州。我们占领支那、掌握其主权的话，大量移植我国官吏使之掌管内治外交之要路，及行军制改革……振肃纲纪，确立军制，足以维持内外治安，保全境土生民。
支那人欲自行为之，如同百年待河清，决不能达到目的；而如果由我帝国臣民当其局，不出二十年可以使其面目全然为之一变。此非支那民族之幸福乎？非人类之庆事乎？同上书，第94—95页。为了占领中国，促使清朝灭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占领北京。为此，他提出了如下六条理由：（一） 不入敌国之都城而退，为军队所耻。故我军欲全其面目，必须一举占领北京。
（二） 如果要清人完全慑服于我之威武，一旦恢复和平，他日彼等必然再发其固有之傲慢之心，以至悍然逞其敌意。而扬我威武之道，莫善于攻克其首都。
（三） 支那人之变诈诡谲，冠绝天下。故如果不先扼其咽喉而后着手媾和谈判，其必逞其得意之长技，旷日弥久诡变百出，而最终不能得其要领。
（四） 如不充分膺惩之，即便签订怎样的盟约，清人决不会遵守，而占领北京为精神上膺惩之一大手段。
（五） 支那二千五百年间的历史证明，攻陷首都，国便灭亡。故为了膺惩支那人，可见占领北京特别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