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也可以通过《蹇蹇录》中对李鸿章的相关言论的记述窥见一斑。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的和谈中，赞扬日本改革事业的成就，叹息中国的改革尚未奏效。对甲午战争谈了两点深刻的感受：“第一，日本利用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取得显著成功，足以证明黄色人种亦决不逊于白色人种；第二，由于此次战争，中国侥幸得以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此实为日本促成中国发愤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可谓得益非常巨大。故中国人虽有多数怨恨日本，但我对日反多感荷。”并且他进一步展望：“中日两国为东亚两大帝国，日本有不弱于欧洲各国之学术知识，中国有天然不竭之富源，如两国将来能相互合作，则对抗欧洲列强亦非至难之事。”陆奥宗光认为李鸿章所论，“只是今日东方经世家的老生常谈，但是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骂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其狡猾，却也令人可爱，可以说是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257—258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132页。对日本提出的条约草案中的“割地”一项，李鸿章表示：“此次要求割让之土地，若强令割让，则不但不能消除争端，且日后两国必将继续发生纷争，两国人民子子孙孙永成仇敌，无所底止。”又说：“中日两国为比邻之邦，历史、文学、工艺、商业，无一不同，何必如此为仇敌耶？而以数千百年国家历代相传之基业土地，一朝割弃，其为臣民者饮恨含冤，日夜以图复仇，盖必然之势也。”“从此东方两国，同室操戈，永成冤仇，互不相援，唯有不时引来外人之攘夺耳。”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276—277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142—143页。这些值得听取的恳切之声只是被看做一篇“泛然概论”的“好文章”，而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现在的时代与百余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相比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强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今天，重读李鸿章的这些话，也能够感觉到其意味之深长。
二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一）：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与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6月出版的《国民之友》上发表了《日本国民的品格》的论说，其中将国家人格化，分为被敬重的国家、恐怖的国家和被轻侮的国家三类。敬重是因为文明的力量，恐怖是因为野蛮之力，而轻侮则是什么力量也不具备的结果。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形态，而纯然轻侮是另一种表现形态。
1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
竹越与三郎（1865—1950），号三叉。曾就学于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和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在福泽的时事新报社工作过，由于不满其官民调和论而辞职。但是福泽谕吉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他说道：“竹越与福泽先生的一个特异之处，在于唤起思想上的革命，引来社会上的变革，构想新社会，而向外扩张日本的国权，这是先生既定的方针。”赞扬福泽谕吉“不只是作为思想家，也不只是作为学者，而且作为国民的首领留下了出色的业绩”。如新川登龟男所言，“作为国民的首领”谋划在思想上、社会上的变革，也正是竹越与三郎自身的写照。新川登龟男：《竹越三叉》，永原庆二、鹿野政直编著《日本の歴史家》，日本评论社，1976年，第36页。竹越后来加入德富苏峰的民友社，其作为政论家、在野历史学家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891、1892年由民友社出版的《新日本史》（上、中）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是第一次系统地描述幕末、明治维新以来政治、外交（上卷）和社会思想、宗教（中卷），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综合性分析叙述的历史著作。其意图在《题新日本史》中有明确的表述：著者并不想写那种将事实网罗无遗的记录史，也不想写考证派的历史。维新以来到现在仅二十余年，滔滔世间忘记了维新的大目的，走上了邪道。在朝之大臣，其政策错误，在野之志士，其见识错误，均陷于姑息偏安。因此著者慨然执笔，以记述维新以来世变之大纲。竹越与三郎：《新日本史》（下，西田毅校注），岩波文库，2005年，第11—12页。在1893年1月的《题第七版新日本史》中，他强调：“维新之大革命乃决定我国民万世前进之大道者也。违背维新大革命之血脉者，非日本正统之继嗣，非正统之继嗣者，不可使其家继续。余实有感于现今之时势而述作《新日本史》者也。”他欣喜地看到：“此书公布于世以来仅一年半，已经重版七次，发兑至万部以上，可称为我国稀有之事。由此可见，维新之大目的没有成为过去的梦想，旦暮朝夕，现实生长于我国民之胸中，这一事实决非可疑。此乃我心中之欢喜也。”竹越与三郎：《新日本史》（上，西田毅校注），岩波文库，2005年，第17、18页。那么，这里所强调的所谓“维新之大目的”是什么呢？同在1893年1月刊行的《国民之友》（第179号）上，他发表《大日本》一文作了很好的解释。而这一篇正好是《支那论》的第一篇。后以《新日本史》的思路写作了日本的《二千五百年史》（1896年），该书出版之际，也正是陆奥宗光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时，便在临死之前将竹越介绍给了西园寺公望，由此竹越与三郎进入政界。后来他还组织编纂了《日本经济史》（1919年）。
竹越与三郎在学界以历史学家而著名，就其思想的一般性质而言，桑原武夫一方面看到其“健康的民主主义启蒙史观”、“平民的抵抗的启蒙主义”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作为最为重视‘经世实用之学’、处在上升期资产阶级史学家的竹越，在对专制表示强烈的反感的同时，也不隐瞒对实力主义的留恋和对国力扩张的希望”。桑原武夫编：《日本の名著近代の思想》，中央公论社，1962年，第55、56、57页。他在甲午战争期间出版的《支那论》，可以说是将这种留恋化成了呼唤，将这种希望吹成了鼓舞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嘹亮号角。
《支那论》是1894年8月24日印刷、27日由民友社发行的，卷首有他1894年8月15日写的题记《题支那论》，文章开宗明义，说：现在我陆军已经扫除牙山之兵而迫近平壤，海军也已经在南阳湾获胜而迫近威海卫。海陆并而将进日章之旗树于北京城头之日，已经指日可待也。
当此之时，国民只陶醉于胜利之中。如果要问为什么必须征夷清国，他们很多人的回答仅止于因为清国妨碍了日本援助朝鲜独立的事业。然而日本不能不征夷清国之理不止于此，如彼等在朝鲜之不法不义之举，不过是新造成的出师之契机。得皇天特宠的日本国民，为了奉行其天职，亦为国民之自卫，作为国家千百年长久之计，必须彻底地征夷清国。此书虽为一小册子，但它是代表日本国民而阐明其想说却未说、要谈而未谈之所在者也。这里用“征夷”作动词来表现中日之间的战争，值得注意。如前所述，在甲午战争之前，很早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征清”方策，比如日本将“出兵台湾”称为“征台”等等。“征”在中国古代本身就有“上伐下”或“上讨下”的意思，为什么要“讨”“伐”呢？因为“无道”。如《尚书》有“奉辞伐罪曰征。”孔颖达疏曰：“奉责让之辞，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而日语中的“征夷”原本是“征伐虾夷”（古代日本不服从“大和朝廷”的少数民族），后设有“征夷使”、“征夷大将军”等官职，从征伐东夷到征伐反逆者，最后发展为掌管“天下”兵马大权和政权的主宰者。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现了许多以“征清”为名的出版物，如《征清爱国军歌》（菟道春千代著）、《国民必读征清愉快武志》（金子哄堂编）、《征清伟功忠烈美传》（海东外史编）等等。这里特意用“征夷清国”来表示这次中日之间战争的性质，是彻底地对传统“中华世界”中所谓“华夷秩序”的颠覆与逆转。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征夷清国”这个说法，而且强调这种思想、这本小册子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他“代表日本国民”，作为整个日本国民的“首领”，说出他们想说而未说、要谈而未谈的内容。
他明确地表示，书中所谈有向政府献策的意思，而且在题记中大略记述了书中十篇文章（多篇已经在《国民之友》、《国民新闻》上刊载过）的大纲：征清之师已出。此局如何结束？结局不易之时，在外交上向世界尝试何种措施？我相信这是热心且冷静的政治家所需要考虑的。此书对此也有些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