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中日关系来看，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中，他认为中日不可能两立。他在“彼我形势”中开宗明义：“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他以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来形容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说：“英国保持其富强，不可不首先拥有印度。也即，我国不可不掠地于支那，以之为附带防御物，以之为印度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为了日本的独立和发展，必须掠夺中国。再者，他认为中国一旦实力强大，成为强国，也不会对“曾使其受到败辱、只有彼十分之一”的日本友善。他说：近来，适值其陆海两军渐次改良之气运。然清国优柔寡断，显然不能一蹴而为强国。但其勤勉不怠，当可达到相应之境界（就目前情况而言，二十年后当可稍至完备）。苟其实力稍备，其对我国之感情果然如何，实为不堪杞忧。自尊自大之彼，若是达此实力，则即使对无关之邦国，亦将弄其相应之腕力，更何况曾使其受到败辱、只有彼十分之一之我国焉？台湾之举，深深映入清人脑中，如琉球馆者，今日尚且存于福州，依然受清人之扶持。又如朝鲜事件，反招清人蔑视、朝鲜之怨声。由是观之，清国终究不是与我保持唇齿之国。这里实际上有一种明知自己做了亏心事，因而对将要强大起来的中国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即便如此，他也坚决反对调和中日关系，而是主张坚持明治维新以来的强硬政策，即所谓“明治维新之初，我则常常研讨进取之战术策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进而处分琉球等等，且以断然与清国交战之决心而坚决行之，实乃当继续之国策是也”。对待中国，一定要趁其尚未强大起来，而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即他所谓：“当乘彼尚且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其不能活动，方可保持我国之安宁，以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其冷酷与险恶，可见一斑。归根结底，《清国征讨策案》的目的“在于吞并不可保持媾和之邻邦，以绝欧洲诸国之觊觎，使国威伸张于天下，隆盛东洋之命运”。其吞并中国的野心毫不隐晦，昭然若揭。
第三，对中国问题的具体认识。从总体上而言，《清国征讨策案》一方面始终强调中国是日本的“强邻”，强调“清国虽已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还不是真正的强国，说：“清国近来虽然虚张声势，频繁谋求扩张军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绝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这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作者具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思想。他反对当时日本存在的“动辄将清国视为强国，自行宽仁，不谋进取。倘若出此之计，则只能增长彼之觊觎，益加招致外国蔑视，益加损伤国民士气，以致酿成无复挽回之势。此时，宜讲究进取计划，有可乘之机，则益加伸张国威，确定断然不动之国策，乃是当务之急”。具体而言，他从军事实力和精神状况两方面来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在军事上，中国的兵力，虽然“三十万八旗兵之外，有绿营兵六十万及蒙古兵十万，合计百万”，但是他批评曾经“勇猛绝伦”的八旗劲旅，由于“惯于承平，浸染华美之风”，已经成为“无用之物”，而绿营兵也是“舞弊之风日甚”。实际上用来作为日常攻防的兵力，是勇兵即临时募集的壮丁和从绿营中选拔出来编制而成的练军四十万。但是，这些兵力在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弊端，严重影响了战斗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种四十万兵力，并非元帅一人统辖，而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是以，教育之法各不相同。或有刻意改良之人，聘任外国教师，但可惜者，并非举而全然委任于外国教师，而是采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不过徒生烦杂之极。其教育既已如此，其军备又何能齐一？故而，一朝有事之际，聚合此等士兵奔赴战场，其不便之处，必然不可名状。加之，更为可怜者，乃是将校为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皆是唯有利己之谋。以如此将校指挥如此之兵，其临阵对敌之技，实可察知。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急，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而且，内地之教匪、苗民（将四川东南不化之民称作苗民）等，常有思乱之徒。平时以防勇、练军为主，以备镇压，也难以举之过半援助邻省。战时无动员编制，增加或补充兵员，不过临时招募无赖游民，是也足以证明其军备薄弱、财政困难。不仅如此，作者还看到：“安南战争以后，北京政府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由是观之，无非是担心防勇、练军日趋进步，八旗兵之衰败益甚，动辄危及清朝而不得已之措施。但恰好如同减少剽悍壮勇之精兵，而训练贫困惰弱之士族。是以，可谓清国之实力又有几分退步。”而且他还详细考察了炮台等军事设施，情况也很糟糕：“视察清国河海防御之力，其炮台数量虽然众多，其配置之炮也为不少，但其位置、构造之法，并不得宜。除一二之外，皆如无有，甚至反而有益于敌者。”总之，中国即便为大国，也并不可怕。他看透了中国“自大成风”，一旦有事，“则内心实为畏惧，但表面却装作傲慢不挠之状。故而，其惯用之外交政略，常以虚喝之手段。此乃其屡次与外国酿成纠葛，又屡次得以败辱之因也。”
中国国民的精神状况如何呢？在“彼我形势”的第十项中他对中日两国在“忠君爱国之精神”上加以比较，他强调：“国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国内富饶，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若是缺乏此种精神，即使携带何等兵器，国有多少之富，也无济于用。”他认为日本是“富于忠君爱国之精神”的，中国的状况如何呢？他说：支那自古以来，朝廷屡屡兴亡变迁。其为国君之人，或起于民间，或来自塞外，以一时之威力而统驭人民。故而，人民于奉戴国君上，缺乏忠君之精神，因威力之张弛而乱党起伏。如今日之清朝，也是兴于满洲而最终君临其国。其威力既衰，故人民有厌恶清朝之倾向。长发贼、回匪大乱以来，至今窥伺帝室之贼徒不绝。清朝特意训练八旗武士，实乃虑于此也。是以，清国若为纯然之共和政治，但缺乏忠君精神，即使富于爱国之义勇，在一朝有事之际，人心可以奋然于此，但今日清国之人民，只知有本国而不知有外国，沿袭自尊自大之旧习，且疏于天下之形势，乃无智愚昧之人民。是以不知爱国为几何。呜呼，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认识，促使他作出了需要趁早对中国进行攻击的征讨方案。其具体的“作战计划”，我们来看前六项的原文：第一项欲使清国乞降于阵前，以我海军击败彼之海军，攻陷北京，擒拿清帝，是为上上之手段。而易奏其功者，则是在攻击北京之同时，以堵截击败来援京畿之敌兵最为紧要。故而，为达此目的，应派遣之远征军总数，当为八个师团（六个常备师团、二个后备师团），其部署及任务确定如下：
第二项在海军掩护之下，将五个常备师团和一个后备师团，送至直隶湾，在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攻克昌黎县、滦州、永平府，以永平府为基地，设置兵站、医院等，利用滦河联络海军，且维持与本邦之交通。占据永平府后，一个常备师团则直接进发，经开平占据唐山，利用铁路在此设置坚固据点。然后，则夺取芦台，时时运动，以示突入天津之状，牵制天津清兵北上，兼任保护我军背后安全。
第三项二个常备师团经滦州、开平、丰台、宝坻县、香河县进入通州。此二个师团之左边为天津，要对天津方向加以戒备。另外二个师团，要经永平府、丰润县、三河县进入通州。在此种行进中，要断绝通往热河及北京以北之道路，进行警戒并采取阻止清帝逃逸和来援之兵。此四个师团，事无巨细皆当相互援助，奋力猛进。占据通州后，当以之为据点，尽力收集地方物资，直接围攻北京。
第四项围攻北京之部署是，二个师团在通州地方，另外二个师团占据燕山地方，以东西北三个方面为团，在东西两个方面虚张声势，以东北角为正面攻击之点。
第五项一个后备师团与上述各常备师团同时登陆，夺取山海关，并坚固防守此地，以断绝东三省清兵救援之路，且注意铁门关方向，以使我军无东顾之忧。
第六项一个常备师团和一个后备师团，与海军同时进入扬子江，首先攻克并占据吴淞，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之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陷江阴、镇江、扬州、南京、九江、安庆、武昌、荆州、长沙、宜昌等沿岸要冲之地。在扬州、武昌设置各师团之本营，占领镇江、南京、安庆和荆州，在南京拥立明末后裔，以截断长江，使长江以南之清兵不能北上，且在长江以北之地，进行背后骚扰威胁，使长江以北之清兵不能北上，并收集地方物资，以为持久之计，使攻击北京之兵，尽专力攻陷之任。其“作战计划”中非常重视南京的军事地位，强调：“一旦攻陷南京，则实与击败十八省四十万之敌具有相同之功效。夫南京乃是清国重地，明朝之旧都。故而，人民有南京之存亡即十八省存亡之感。咸丰三年，长发贼得之而强，同治年间失之，则如同瓦解。其因由也是如此。”他看到清朝内部不满势力结社为各种党羽，相信日军“一旦攻陷南京，此党显然会闻风而起，于各地反抗清廷。至此，小党相率云起，清廷终将至土崩瓦解之势。诚如是，则即令有百万之兵，又有何余力对抗我军。再者，我军夺得南京，若是立即拥立明末后裔，以此为都，则必然有所来附，益加呈现众多反抗清兵者。至此，能够抵挡我军者，不过为北京附近六七万之清兵。刻日制胜，使之为城下之盟，达到我国目的，决非难事。”达到此目的之后，他还有签订条约以分割中国的具体善后计划：若是达到对敌战争之目的而缔结条约，则要将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之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三项所列之地区划归为本邦版图；将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与清朝，令其在满洲独立；在支那本部，则迎明末后裔建立王国，割与扬子江以南之地，使之成为我之保护国，以镇抚民心；在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行立一王国，使之为我所属；在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在内蒙古、甘肃省之准噶尔，选拔其酋长或人杰，使其为各部之长，且受我监视（可参考附图）。如是分割十八省，在满洲立一国，区划西藏、蒙古，平均其力，唇齿相依，形成进步之计划，则面对欧洲之豺狼，亦不足为虑也。其中所谓“第三项所列之地区”包括以下“六个要冲”：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他详细地分析了这些要冲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其分割计划可谓处心积虑，十分周密。
据考证，小川又次的上述《清国征讨策案》在甲午战争前的陆军中很有影响。山本四郎：《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4山县有朋的中国认识
山县有朋（1838—1922）是日本近代军制的奠基者，制定了征兵令，创设了近代陆军。以陆军卿的名义颁布《军人训诫》（1878）以及他起草的《军人敕谕》（1882），强调军人的服从意识和天皇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体现了其皇国史观，他的对外扩张思想也是对吉田松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孙耀珠：《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思想和政策的继承》，《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甲午战争中被任命为第一军司令官，直接指挥战争，实践他的扩张战略，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之处。在甲午战争之前，山县有朋作为明治国家革新政策的推进者，在为日本近代国家确定前进的方向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后，他作为统和军阀与官僚的象征，创建并维护着军国主义的官僚体制。他的一生几乎就是近代日本政治史与军事史的缩影。参见藤村道生《山县有朋》，吉川弘文馆（人物丛书），1997年新装版第三次印刷。
山县有朋的中国认识与行动，既有理智的、现实的一面，也有豪情万丈的一面。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节上，他都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的意见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