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论》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从世界文明之大势出发，解释日本“脱亚”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第二段是从中国、韩国与日本的地缘关系出发，分析中国、朝鲜由于不能与时俱进将无法维持国家独立，甚至将会亡国、将被瓜分，同在亚洲的日本为了维持本国的利益，不能再受“恶友”的连累而与其为伍，必须“与西洋文明共进退”，“根据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来处理”与他们的关系。福泽虽然没有在明治政府为官，但是他以“明治政府的许多新设施也都是以拙著之书为根据而发布的，暗中成了政府的导师”《勲章などは御免》（1897年8月22日），《福泽谕吉全集》第20卷，岩波书店，1963年，第414页。而感到自豪。也就是说，福泽的思想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意图的，“脱亚论”也不例外。这里的“脱亚”实际上还是一种理想、一种努力的目标。比如第一段中所言，如果比照历史事实，就可以看到，在维新之初，新政府虽然成立，但是它不独未脱日本之旧套，而且不得不采取“王政复古”的形式。“脱亚”之主义要落实到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各政策层面还有待时日。即便在整个明治时代，“万事皆采用西洋近时之文明”之然否亦需另当别论，欲“在亚细亚全洲中重新开出一机杼”以成为亚洲盟主的路线通过其大陆政策逐步得以实施。第二段实际上是从地缘政治来论述“脱亚”的原因、具体内容和措施，其原因可以说完全是出自功利。他对中国、韩国的批评，除了批评其“儒教主义”及其“仁义礼智”已经形式化而“只以外在之虚饰为事”，比较具体故尚可中听之外，其他如“道德扫地，残酷而不知廉耻之极”等蔑视甚至谩骂之言，虽然是捕风捉影，但是极具煽动性。其目的在于说明“今日之支那朝鲜不仅不能丝毫有助于我日本国”，而且还会在西方人面前连累到日本，即所谓“间接地对我国外交上造成的障碍实际已经不少”，因此，其“脱亚”具体而言就是要摆脱中国与朝鲜这两个将亡之国的牵连，反对与中国联盟以共同振兴亚洲的联盟论，而主张直接与西方列强为伍，加入世界文明诸国之分割亚洲的行列中去。从这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脱亚论》不仅是一种绝交宣言，而且更是一种开战宣言”。
② 走向“脱亚论”，除了当时中日韩三国的具体历史情势的激发，如甲申政变等事件之外，也与福泽谕吉的东亚观、中国认识紧密相关。
如前所言，他的思想与日本政府是鼻息相通的。他1882年12月7日至12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的《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一文很有代表性。前面提到，这一年的7月朝鲜发生所谓“壬午兵变”。在8月6日，福泽谕吉给岩仓具视上书，强调朝鲜事件为日本政府加强官民调和提供了难得的好机会，担心如果内政不稳，再“由朝鲜之事而引出与支那的葛藤”那就难办了。《岩仓公实记》下卷，岩仓公旧迹保存会，1927年，第890页。福泽的上书，岩仓自然很重视，这从岩仓9月份向阁僚提出的“调和官民扩张海军的意见书”可以看出来。这里我们来看看岩仓具视对扩张海军的论述。其全文如下：陆军已经有六万常备军，现在应该专门扩张海军。我国四面环海，如果军舰不充足的话就像鸟无羽翼，一步也不能飞腾。这次朝鲜之变，现在已经苦于派遣军舰之不足。如果不幸朝鲜的谈判破裂，或者与清国生衅隙，进而如果遭到攻击，则退不能内守，进不能攻击，今日已经如此。今后至清国之舰队略备之日，而我依然停留在今日之状况，何以抵御彼之轻侮？何以应缓急之用？实为寒心之至。故眼下之急务莫如扩张海军。至于其费用之支办，除了用非常收税的方法，别无他策。采用非常收税的方法，近期会激起民怨，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此乃保护日本国之紧急要务。试想如果海军不强盛，我国民于无事之日受他国之侮谩，于有事之日被他国袭击，非遭此难言之惨祸乎？然则为扩张海军而纳其租税，即于无事之日保护其权利、有事之日维护其生命财产，因此为我国民应尽之义务。况且维新以来之田租，与昔日封建之世比较减轻不少，全国之农民顿显富饶之色。故今日施行非常收税之方法，绝不可谓为于国民难堪之义务。纵然一时有愁怨之声，亦不足深虑。不出数年必定习惯，其声将歇。《岩仓公实记》下卷，第909—910页。上述意见书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是扩张海军的必要性，直接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第二是经费来源，只有通过增加税收的方法，认为这可能一时激起民怨，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国民的义务，久而久之民怨将平息。无论福泽谕吉是否看过这份意见书，从他发表的言论看，他对这种主张非常支持。比如他在《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中说道：如果就这样放任今日的陆海军备，以现有的军费养现有的兵士，而维持现有的军舰，就这样等到明治23年吗？在23年即便最终可以开设国会，但是开设国会的日本国不仅被西洋诸强国蔑视，甚至让我们平生连将其视为对等都觉得有些光彩的支那人着了先鞭，那将可能会出现在东洋政略上执牛耳的成了北京政府这种奇观。这是我辈最不希望看到的。……简而言之，今日之时势，军备之扩张乃焦眉之急，不可一日犹豫，……即便从本月本日开始着手军备也恐怕为时已晚。文则为开明之魁首，武则为亚细亚之盟主，与读者诸君所希望的一样，实现我东洋政略之夙愿，相信此即为报国之本分。《東洋の政略果して如何せん》（1882年12月9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434页。“连将其视为对等都觉得有些光彩的支那人”、最不希望看到北京政府执东洋政略之牛耳、无论是文还是武都要成为亚洲的魁首和盟主，这样的“夙愿”和所谓“报国之本分”，可以说是对上述岩仓具视意见的积极响应和大力宣传。具体到为扩张军备而筹集经费上，他不仅从这是日本国民“应尽的职分”同上书，第433页。上来讲道理，而且不惜现身说法，从弱肉强食的愉悦中来鼓励日本人民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克服眼前的困难。他是这样说的：谚语曰：乐为苦之种，苦为乐之种。人世间，不能忍受痛苦，就不能获得快乐。现在我国为了扩展军备而征收国财之际，人民直接或间接地失去一些私财，即便很少，也不能不说这是痛苦。如果要问既然尝到此痛苦那么所得到报酬的快乐是什么，那太大了。大凡人没有不好权的，受制于人不若制人之愉快。说得极端的话，我们受到压制虽然可恶，但是我们压制他人则可谓甚为愉快。从道德方面而论，此心情似乎甚为不良，但是从开辟以来以至今日的普通人情上看，特别是在与风俗习惯相异的外国人交际之中，尤其可足以见其事实。我辈在十数年前，每次往来于外国在欧美诸国停留之时，常常遇到动辄因为所受待遇不好而觉得不愉快。乘船来到印度洋，英国士人登上其海岸所辖之地，还有在支那等其他地方也专其权势，统治土人，其状况旁若无人，几乎不将他们视为同样的人类。当时我辈见此独自在心里说：印度支那的人民这样被英国人所窘迫虽然是痛苦，而英国人擅其权威又是多么愉快呀，可怜一方的同时又羡慕一方，我也是日本人，何时能够一耀日本的国威，不仅效法英国人统治印度支那的土人等，而且要使英国人窘迫而将东洋的权柄握于我一手。壮年血气方刚之时藏在心里的目标至今尚不能忘。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拿出私财而集为国财，以此建立东洋政略的基础，那么眼下虽然有些痛苦，如增加地税的话地价就高涨，随之而来米麦的价格也会高涨，课酒税的话，晚上去喝一杯的话也会觉得价钱贵了些，痛苦虽然是很痛苦，但是想象遥远的前途、谋划我国威之宣扬，也非常愉快。陆上备有几十万貔貅，海上浮有几百艘军舰，地球上海水所到之处都可见日本军舰，日章之国旗在整个东洋飘扬，如其影响则远至西洋诸国，不亦乐乎！即我们为东洋一强国之人民，国既强，则贸易之权在我，以至国内之殖产逐渐繁盛，进而开通商之道，在亚细亚东边出现一大新英国，决非难事。想到这些，今日些许痛苦不足挂齿。《東洋の政略果して如何せん》（1882年12月11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436—437页。同时，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实现他的所谓夙愿，除了从正面鼓励、给人以美好的前景之外，他还通过丑化中国、以中国威胁论来恫吓日本人民。为了说明中日之间战争的可能，他承认“日本灭了琉球，我效法其先例而施之于朝鲜，在这种意义上，顿时以兵威而迫使朝鲜进行废国立省”的事实同上书，第438页。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欧洲人的唆使，“日支之间必然不得不开战”，而且设想“在朝鲜之海陆开战”。他如此设想日本因为军备不足而败北的状况：想像一下我日本兵因为兵器不完备而败北吧。无数的支那兵随其军舰（据说支那的军舰很多是雇佣西洋人操作的）而闯入东京湾，轻易地经过富津炮台，先摧毁横须贺的造船厂，继而由横滨进入品川，炮击东京市内，数十吨的炮声如雷，无数的散弹似雨，百万市民，只有七颠八倒，呼天抢地。豚尾之军队随着黑烟而登陆，进而至于侵掠分捕的阶段，也同样可怕。乘胜而逞其暴乱必为怯懦者之能事，多年来与外国兵作战而通常是败走的支那人，如果千载一遇而战胜了日本人的话，其残酷无情，可想而知。文明之战法他们固然不知，掠夺不分私有还是官有，凌辱妇女、夺取锦帛钱财、杀害老幼、烧毁家屋，凡是人类想像所能及者，可谓无恶不作。……将来某一天在我东京及沿海地区，遭遇如此惨状，如何是好？《東洋の政略果して如何せん》（1882年12月11日），《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438—439页。这种中国威胁论，也是他“脱亚”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不幸的是，这种描写成了以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1894年11月21—24日）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为首的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暴行——“凡是人类想像所能及者，可谓无恶不作”——的真实写照。
③ 对于中日结盟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福泽谕吉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