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城市基础建设方面。整体的感觉是狭窄、破旧，卫生状况极差，而中国人不以为然。如5月28日在上海，书中有如此记载：“余随从大丞公、津田参事、郑参事、颍川大佑乘官服轿去见陈福勳、涂中瀛。距虹口一里许，其间市店鳞次栉比，街道甚狭，檐牙相喙，碍砌相啮。侧身而过，污秽之气冲鼻，感觉难堪。而土人恬然不省，身上只缠绕白袴，露着半身，悠悠以愒日。店铺则杂货累重，有可谓美观者。听说此城为吴之孙权所筑，颇为宏壮，而亦荒坏不修。待本使临门，发炮数声，门次第而开，接客之堂只有四五间，尘埃盈席，下官辈数人压前，袒禓立观，亦不制止。”与普通街市相比，外国租界中的妓院却非常昌盛，同日又记曰：“泾浜一区，妓院鳞次，其风月楼台虽然不如我邦北廓南品（吉原、品川）之盛，亦有可顾问者。”同上书，卷之上，第8—9、10页。相比之下，清政府官员的官邸无人修整，甚至都如同“废宅”。6月13日，在天津，对应宝时的官邸这样描述：六月十三日。晴。与大丞、公、长参事颍川大佑一起到应宝时的官邸。邸在城中，城平地而起，没有树木没有沟壑，只有一廓围之一周。厅前堂庑任其坏圮，屋上杂草参差，开始还以为是废宅，可是还有人住。议事的房间官吏聚集得越来越多，喋喋不休。轿夫舆丁挤在一起，官吏和老百姓不分，在堂前咫尺猬集蚁散，特别讨厌。……戏赋诗一首：大海航来自日东，始知禹域到边同。屋倾柱朽无修饰，不耻茅茨太古风。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卷之上，第20—21页。官邸如此，民房如何呢？六月二十五日，始晴，连日大雨，门庭起澜，因此而屋漏数处。大抵清人之造房屋，因为不架梁柱，而四方上下涂以泥土，只有富家用砖瓦叠成。而由于木材匮乏，往往骨弱而肉不堪，久雨浸润则为之坏裂剥落而不能支。加之结构不密，不予修理，坐待其倾颓者比比皆是。懒亦甚。馆南有一民家，因为雨而破坏，只见犹且引芦缠席，恬然而住。是惰是愚、或是韵致高绝而不动其心者使然乎？天津称一小都会，尚且如此，山居野处之民可想而知。同上书，第24—25页。又记述：六月二十七日，晴，曝晒所带粮食等各种物品，连日阴湿，以至筐柜中的物品甚至都起醭了。天津与上海相比，陋亦甚。没有如以太桥花园那样的赏心悦目之地，所需之水，其浑浊黄赤与吴淞江无异，居民粪尿等不洁之物，朝夕担来弃去。即汲其下游而制盐，盐黑如土，非煮而去其渣而难以供用。饮水经再滤三滤、清而再清，还是有因此而生病者。凭水而居者，任其岸边崩坏而不加修筑，如有一点空隙之地，白天市人随地大小便而毫无惧色。在房间里呆着无聊，偶尔想取出散步也多因此而受阻。其街道甚狭，两檐相距不过五六尺，驮的、驾的、舆丁、轿夫其来去匆匆，横冲直闯，路也因此而践踏得凹凸不平难以行走。而我邦人偶尔出游，前后市人聚集围观，挥之不去，挥去即来，蝇蝇蠢蠢，实在难堪。最为头疼的是臭气、乞丐、街道之狭隘及道路不平。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卷之上，第25—26页。关于北京的状况，他写道：八月二十五日，晴。北京人家稠密，人口过当。邸第寺院之大者俨然为一区，而所到之处，杂货繁盛，据说城市方四十里。街道宽窄不齐，其窄处五六尺，如容一辆马车，则有碍行人。而且路面常常泥泞难以步行。没有排污之沟、运物之渠，所以市民皆以道路为壑，稍有空地便臭而不可接近。其宽处有四五十间，分为三条，左右高而中间低，高处行人，低处通车，而其两旁常常成污池，各种垃圾弃于此，不洁之物聚集，怪风刺鼻，无法通过。然而其城郭之宏壮与良贾之深藏，则足以作大国观。要之，上海以华洁胜，而北京以宏壮胜。同上书，卷之下，第17—19页。在这种破败、污浊的城市里，他也记述了两处亮点，作为历史资料，照录如下。其一，是天津的山西会馆。他这样记载：六月十二日，大臣及诸员赴山西会馆之招待宴，距旗昌行有十丁许。号炮如例，护卫之兵由寓所到会馆。门上匾曰：“步趋谨严”。进入之后往右有第二道门，曰：“彤云丽日”。对门有关帝庙，曰：“乾坤正气”。再往右，土木繁盛，即为会馆。堂之中楣有匾，曰：“仁云天恭”，左边为“必恭敬止”，右边为“人伦之至”。楼的正面为春秋楼，左边为“正名定分”，右边为“麟经默契”。堂隅有碑，刻上姓名与所捐之钱数。此馆为富人相谋所建。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卷之上，第19—20页。另一处是北京的圣庙，参观圣庙，使他得见“支那文国之所以为文者”：八月二十三日，美利坚公使来。与宫下中助教、颍川权大佑、岛内某、杉山某、竹村某同往谒圣庙。在城之东北二十丁许。下车进门，巨碑夹道排列，不知其数。高皆七八尺，书体优美，可惜风雨漫漶，许多难以解读。门内二碑高八九尺，幅四尺余，右面镌有御制亲笔之文，左面镌有张照所书石鼓歌，行书大字，四面满幅。其笔势鸾舞凤翥，实足悦目。其旁有六个石鼓，皆为新制。过门植，左右栅栏内亦有石鼓，甚古，仅存仿佛。有一人在碑旁拓印，因索张照之拓本。下台阶有四方回廊，其中古树槎枒，庭院皆甃石，堂数宇中，只有一碑屹立于鳌背，巨大需仰视。原来为历代君主所建的赞圣碑。上石阶则为大成殿，大是四五十间许，两庑翼之。守者来为开门，高敞辉煌，有雕文刻镂，而严肃之气象自存。正座安放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楣间匾额有五，曰“圣集大成”、曰“生民未有”、曰“万世师表”、曰“与天地参”、曰“圣协时中”。前有四位，左边为述圣子思之位、亚圣颜子之位，右边为宗圣曾子之位、（原文如此）圣孟子之位。两侧有二十哲之位，曰闵子、曰冉子、曰端木子、曰言子、曰仲子、曰颛孙子、曰卜子、曰朱子、曰有子。观了出门，有一人为引导，至辟雍宫，距庙数丁，亦宏壮巨大，两庑内建十三经之石经，刻字鲜明，庑长百余间，绕宫之四方，实为不朽之盛事。但欠扫除，萋草拂碍，高柳碍檐。然而支那文国之所以为文者今日始得见之。同上书，卷之下，第15—16页。第二，饮食、风俗及国民精神面貌方面。就饮食而言日本人讨厌中国饮食，中国的料理不和其口味。风俗方面，他特别批评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总之，对中国国民的精神面貌是持一种怜悯、鄙夷的态度的。
比如在论及中国饮食时，也连带涉及中国人的“本性”，其中有如下记载：“六月八日，朝，小雨。众人皆厌支那饮食。便打开所带来的东西，让仕丁加以割烹。雇用当地人使唤，而当地人蓬头垢面，不严加驱使，则不管用。其本性松散迟钝，不如我邦人之能耐，但趋利之心则甚为敏锐。”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卷之上，第18—19页。6月20日在山西会馆的招待宴会上，他觉得“其料理不合口味，只有桃李等水果无异味，可以吃。其羊肉猪肉，或切为丝，或割为块，以砂糖胡椒等各种调料制作，必以麻油橙油为主，浓稠而不淡。酒带有酸涩之气，茶相当于我国之番茶，不煎、不用瓶，而是先抓一把放到碗中，后浇上开水，盖上盖。”同上书，第20页。关于缠足，他写道：“尝闻清国女子以小脚为贵，见之信然。缠足之术自幼时开始，缠缚抅曲，以去其脚趾之肉，穷年没齿都不松开，时或松开则其腐臭不可接近。其为异习也。”同上书，第23页。又说：“妇女大抵处于深闺之中，其外出者或为老婆或为小女子。因为脚小，最可笑的是白发满头的老婆，也娇气得要有人扶才能走动。现在则步履蹒跚还不如乞丐不具之人。陋习之所靡亦可以如此登峰造极。”同上书，第26页。
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他描绘有两幅整体的图画，第一幅是“流民图”。他写道：八月五日，微雨。午后解缆，过三叉河数里，河渐阔，越往上则越如汪洋浩瀚而不见边际。其中数点村落不时出现在水面如岛屿，房屋或溃或浸，居民流离，全家老幼仅寄于扁舟，鹤形鹄立，捕鱼充饥，朝不保夕。如见有大船过来，则过来乞食。尤为可怜者，黄小儿辈以绳索系于腰间，翁媪立于船上，撒网，媪竭力而儿泣饥，宛然一幅流民图。呜呼！今日有谁将之陈于帝座？有诗曰：
鹄立老媪刳木舟，寄将生计漾中流。八年禹绩谁能继，万里烟波水国秋。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卷之下，第8—9页。“流民”之中还有许多“穷氓”、“乞丐”。他说：“天津之地穷氓极多，偶尔散步于街道，乞丐逼人，以至有携杖而步其后者。”同上书，第23—24页。与这种“流民图”相对照，中国的文人之癖为“争名而不务实”、“自尊自大”。他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古书画古器玩往往有我邦所未见者，然而或残缺不全，或毁拆无所用，以素朴为韵致，以精致为凡俗，以暧昧为信，以简懒为高，争名而不务实，其为清人之癖乎？譬之如耄耋之人，血液既乏，进取之气竭，而犹以古事迂怪之谈喋喋夸耀于人无异，知我而不知彼也。二京十六省岂无其人也？盖自尊自大之余习所痼也，无遑他顾，虽有其人，也只是狡猾迂腐而不能用。同上书，第1—2页。此外，他还论及商贾之狡猾、好利。如6月15日的日记记载：“午后散步到书店，观古董，其玉石印材古砚陶器之类比较珍稀，其书册则或者时文俚语、或者举试剽说之类，其数不胜枚举，而经世有用之新著作，很少能见到。其价甚贵，恐怕非普通之真价，而是看人攫利，商贾狡猾各国皆然，而此处为甚。”同上书，第22页。还论及清政府与洋人的关系时指出：清朝“政府只有空名，而金谷铅铁海盐之利权恬然尽归洋人方寸之中。非洋人之狡诈，即为清人之愚昧也”同上书，第21页。
当然，在中国，也有些值得回忆的景象。比如他认为7月15日夜的情景“真有遗世之想”。他写道：“七月十五日，晴。此夜土俗为盂兰盆，放灯观赏。灯盒以纸片裁制，形如莲花。红影映水，点点随流而下，前者灭则后者继焉，登船观赏良久，忽有登船过来，数星灿烂，鼓枻而去。月明风清，举网弄笛之人，皆为良夜之妆点，真有遗世之想。”不过这种美景他认为因津门镇兵之操练而“杀风景”，他紧接着就写道：“听起来可恶的是津门之镇兵每夜五六个小时打钲吹锣，嘈杂喧腾，此夜亦忽固然。所谓杀风景也。乃掩耳归而就寝。”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卷之下，第4页。
第三，个人之间的交往。与对中国整体上的不良印象相比，具体到个人，当时与其有接触的中国官员，他则表现出欣赏与敬意。条约签订后的7月30日，日方回请中国官员。他的日记中记载：“七月三十日，雨。招待李鸿章、应宝时、陈钦、马绳武、丁寿昌等，雨大而未来，因而将所设之膳馐赠之。听说应宝时已赴江苏之任，想来通商事务非其本衔。余曾见李、应、陈等之风采，李英果洋溢于面，应蕴藉寡言，陈畅达善谈，皆为当代之选，其协作换约成功者，乃三人之力也。”同上书，第7页。柳原前光的《使清日记》中记载：“三十日戊午，阴雨濛濛。应宝时赠大臣书牍如左：‘敬启者：昨承宠招，丞应走领而回寓后，又发头风，呕吐不止。未能驱陪座末，且即日登舟南旋，亦不及走辞一叙别悃，万分歉罪，诸乞海涵。如贵大臣过沪时，本司或因公出省，尚可再图良晤，以尽地主之谊。临颍神驰，肃此布谢，敬颂台安。柳原公以次诸君均此道意，不另。’”见《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25页。
此行除了外交活动之外，也有一些文化交流的举措。上文提及安井息轩，为石幡贞之师，此日记中记有安井托柳原将其著作《左传辑释》转赠李鸿章、应宝时之事，其中可见当时中日文人交流之一斑：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连日晴爽。此前大丞公将安井翁所托之《左传辑释》赠李鸿章、应宝时。此日应宝时添序文一篇而还，其文曰：
敬启者。送上月前面嘱左传辑释序文一首，媕陋之作无足观也。希幸代致安井先生为荷。执事前云送都门一部，为李中堂所留。兹将见惠一部仍缴上，惟书面纸已微损，甚愧也。
贵国有精刻书三种，如可售，祈于明年代购寄苏。每种各三部，价当照奉。宝时尚有近刻书数种，俟台从过沪时籍上，祈诸惟为国自爱。不宣。
名正具
附呈书单一纸
古文尚书论语皇侃疏
山井鼎孟子七经考文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卷之下，第5—6页。石幡贞代作答书，曰：复启者。《左传辑释》序文一首，代致安井衡。敬领贵意。非执事金诺，曷能及此。谨诵贵序，含珠蕴玉，自然发精彩。送都门一部为李中堂所留，幸为赠。见封还一部，虽执事谦挹使然，须于衡意不安，祈查收。三种书弊邦坊间往往在焉，于明年如台教代购缴上。承贵著有近刻书数种，仍过沪时见送，亦如贵谕代送矣。残炎犹狂并请秋安。同上书，第6—7页。可见当时中日文人之间彼此敬重，非常友好、融洽的交流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