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论：近代日本的立宪政体与中国——以加藤弘之的《邻草》为例本文是根据本人2008年9月14日在杭州召开的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与浙江树人大学共同主办的“近代东北亚的启蒙思想”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报告修改而成。该文日文版《日本における立憲政体の受容と中国——加藤弘之の『鄰草』をめぐって》发表在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北東アジア地域研究センター）的《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7号（2009年3月）上。稍作修改之后，中文以《〈邻草〉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为题发表在《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加藤弘之（1836—1916）于1861年12月完成的《邻草》，在日本作为“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被誉为日本“立宪思想发展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文献”。尽管如此，如加藤弘之所言，因为那时不能明目张胆地主张日本要采取西洋的立宪政体，而当时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就只好取替邻居担忧的意思而将该书起名为了“邻草”。下出集吉：《〈邻草〉解题》，载《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解题）》，日本评论社1967年第三版，第3页。该书的确对如何认识中国以及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问题进行了意味深长的论述。以中国为谈论对象而明确主张立宪政体的《邻草》，在一定意义上，即便放在中国同时代的立宪思想发展史中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珍贵文献。我曾经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近代中日关系的原点时论及《邻草》的意义
刘岳兵：《学術·思想史の視点より見た近代中日関係史における幾つかの問題点》，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第十三号，2008年。，这里旨在分析《邻草》的中国认识以及通过对其立宪思想与同时代中国立宪思想的比较来探讨中日两国启蒙思想的异同。对《邻草》的研究，参见鸟海靖《日本近代史讲义》（第二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版；区建英：《〈隣艸〉と〈西洋事情〉——西洋理解の思考様式の角度から》，北海道大学法学部《北大法学论集》Vol.41，No.1，1990年；李晓东：《近代中国の立憲思想：厳復·楊度·梁啓超と明治啓蒙思想》（第五章），法政大学出版局2005年版。《邻草》是日本近代主张立宪政体的发轫之作，而日本主张立宪政体的发轫之作竟然是以通过探讨中国的形势及对策为内容而完成的。由此也足见近代中日关系的紧密性非同一般，而将该书放到中国立宪思想史上，作为中国立宪思想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文献来阅读，对于我们从比较思想史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近代中日关系也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
1《邻草》的中国认识
《邻草》的最初的稿本题名为《最新论》。取名为“邻草”，实际上是根据当时蕃书调所的同事西周、津田真道的意见修改的。西周在此稿本上朱批曰：“题名似乎完全与本论不适合。或者叫《殷鉴新话》，如何？如何认为过于露骨的话，叫《邻草》之类，如何？”津田真道的朱批也就题名发表意见说：“叫《冈目草》如何？冈目就是旁观。叫《邻草》也可以。”《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岩波书店1989年版，第3页。就是说这里除了《邻草》之外，还有《殷鉴新话》和《冈目草》，共有三个书名的提案。“草”是某个话题的材料的意思，也用作随笔作品的题名，如《徒然草》、《翁草》等。“邻”是取地理上的临近，而所谓“殷鉴”或“旁观”强调的都是论者的一种主观态度。所谓旁观，是以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当事者的是非利弊。但在西风东渐、特别是其以船坚炮利大举东来之后，日本和中国都已经不可能成为事不关己的“第三者”了，而如横井小楠等所说的，中日两国是“唇齿之国”《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50页。，相互关系非常紧密。这可以说是幕末日本的中国认识的根本特征。
许多研究者将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即从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的转变参见杨栋梁、王美平《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的契机，或者认为是184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第70页。小岛晋治：《日本人の中国観の変化——幕末、維新期を中心に》，神奈川大学·浙江大学学术交流十周年纪念《日中文化論集：多様な角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劲草书房2002年版。，或者认为是1862年幕府向上海派遣“千岁丸”日比野丈夫：《幕末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観の変化》，《大手前女子大学论集》20号，1986年11月。之事。这些说法在理论上很好说通，也很容易让人接受。但是所谓中国崇拜的观念到底是什么，不用说还需要进行分析，古代日本且另当别论，近世以来，中国崇拜的实况，即崇拜中国的什么方面、到底多大程度的日本人崇拜中国，对这些问题不作具体的阐明，就判断言其中国崇拜的观念得到了修正或者发生了转变，这很容易陷入一种想当然的抽象的观念论中。中国文化对古代日本的确影响深广，但是至少到近世之后，就不能无视日本的“主体性选择”。以此为前提，各种各样的潜在的或既存的中国观，根据不同的历史状况或“主体”的需要，任何一种都有可能一时成为主流。所谓“主体性选择”，具体而言，在逻辑上有以下几层意义。首先是将中国相对化、对象化，或者叫客体化。其次是从外交或国家战略上，对被相对化了的中国，或者主张应该持有强烈的警戒心，或者如上所述要么力图结为盟国，要么妄图主动地进行侵略，各种各样，尽其所能。最后是从历史和文化上，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加以分裂。
就《邻草》而言，如上所述，西周曾经建议将其改名为《殷鉴新话》。日本将“唇齿之国”的中国作为一种“殷鉴”来看待，这在幕末是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而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贺侗庵就著有一本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中的弱点和短处、对所谓“唐人之失”进行大肆“裂眦骂詈”古贺侗庵：《殷鉴论》序（1813年）。1882年10月《殷鉴论》作为“天香楼丛书四”由编辑兼出版人竹中邦香公刊。的著作《殷鉴论》，这是一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综合性批判的集大成之作。侗庵的父亲是宽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贺精里，其长子古贺茶溪也是幕府的儒者，并曾负责处理俄罗斯事务，担任过蕃书调所前身“洋学所”的首任总管。可以说“殷鉴论”是幕府后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认识。而《邻草》作为一种“殷鉴新话”，其中国认识有什么特点呢？
《邻草》的中国认识的特征，总体而言可以说是在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分别对待的思考方式的延长线上。但是加藤弘之不是将二者作简单的分裂，而是根据各自的状况作出具体的优劣判断。
首先，在《邻草》中对中国古代文化表现出了敬意。将“汉土”作为“往古圣主贤君代代出现的国家”，认为其优越性“决非其他君主握权之国可以同日而论”，甚至强调“即便到了如当今弊政丛生的地步，也自有许多其他国家所不可企及之处”。他解释其原因，认为其法律制度等所根据的都是“先王的遗法”。《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9页。“先王的遗法”换言之就是“先王的政治”或“先王的政体”，而先王的政治或政体，完全是以仁义为宗旨的公明正大的政治或政体，即所谓“仁义之政”或“仁政”，因为加藤思想中同样具有先王的政治是理想的、完美的这种传统的儒学政治理念，因此，从这种道理上说，自然可以导出“无论怎样的政体也不可能比先王的政体更优越”、“先王的政治决不可能产生弊端”《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5页。的结论。
但是，又不能忽视现实的中国“为曾经被鄙视为无知浅虑不足为患的夷狄禽兽的英法所攻击而屡遭失败”这样的事实。中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概括而言，是由于清朝士大夫的“柔惰”和“安逸”、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他列举说：“不知道中华非古之中华，夷狄也非古之夷狄。也不知西洋各国智巧大开，从天文地理之学到格物穷理等各种技艺都臻于精妙，特别是兵法器械等已经远出清朝之右，而全然忘记了不虞之备。”同上书，第3页。就是说他也对现实中的中国还囿于传统的华夷秩序观而无视西洋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提出了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在将中国作为“殷鉴”来认识的幕末日本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一种常识。在《邻草》完成的前一年，即1860年，横井小楠也论述说：“今满清……开国以来百数十年以至于道光、咸丰，升平日久，其弊流于骄傲文弱，而不知海外诸国往往穷理开智、施仁崇义、国富兵强而不如诸夏之亡。在道光末年，在被往日蔑视为夷狄而等同于禽兽的英国所挑起的鸦片之乱大受挫折。”《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449页。而加藤弘之曾经师事过的佐久间象山，很早通过鸦片战争将“清朝的覆辙”作为“殷鉴”（所谓“清国的殷鉴”《象山全集》卷四，信浓毎日新闻株式会社1935年版，第642页。）进行了总结。如他指出，所学不得其要，溺于高远空疏之谈。选择人才使贤能者居下，而愚者、不肖者执国柄，这样就无法救治时弊。不与时俱进改革兵制，提到外国就当做夷狄蛮貊来贬低，而不懂得其实际技术、特别是军事航海等方面已经远在自己之上了。《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284页。
清朝失败的原因，也有如佐久间象山所指出的是由于英国的“强盗之所为”《象山全集》卷四，第646页。造成的一面，但是从清朝内部寻找对策，无疑是当务之急。在日本当时也有以“天地自然的道理”来“对待外虏”横井小楠：《夷虏应接大意》，收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的主张，但关键是要讲求究竟如何进行具体的改革。加藤弘之执笔《邻草》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刚刚开始。加藤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想要真正复兴武备、强悍士气，仅仅靠制造坚船利炮、操阅练教决非可及”。这些“武备的外形”，在他看来“甚为末事，不能说是整顿武备之大本”《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4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横井小楠的以欧美的政治“几乎符合三代之治教”横井小楠：《国是三论》，《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第448—449页。的想法相对应，加藤弘之在充分肯定“先王的政体”优越性的同时，明确地指出：“先王的政体在建立方式上也不是没有未至之处。”《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5页。此“未至之处”是什么呢？他说：“实际上可以说是汉土的缺典的就是所谓公会。由于自唐虞三代之时以来未设此公会之故，以至后世出现暗君暴主，或政权为奸臣贪吏所盗，或君主独专其权，遂使天下国家易失。”同上书，第9页。这里所谓的“公会”就是立宪思想里的议会。他痛感有引进立宪思想、设立议会的必要。
2《邻草》中立宪思想与同时代中国的立宪思想的萌芽
1． 《邻草》中的立宪思想
（1） “人和”与“公会”
上文提到，加藤认为“武备的外形”为“末事”，并论及“整顿武备的大本”即“武备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是什么呢？他认为“除了人和之外没有能够成为武备的精神的了”《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4页。。在他看来，“无论有怎样的兵法器械，如果没有人和也决不能取得胜利。……因为人和是武备的精神，所以真正地整顿武备，必须先得人和。”同上书，第5页。对此，西周用朱批的形式给予高度评价：“以人和来阐述四大制度。这是以孔门的源流转而为西哲之浩荡，尤为具有说服舆论的力量。”《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第6页。“人和”可以说既是《邻草》中立宪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目的。
《邻草》在分析当时清朝的状况时，将天下治乱的责任归结于“天子”、“人君”。圣主贤君之治，能使上下之情和合如父子，能使四海万民亲睦如兄弟，即能得人和，所以天下太平。他认为无论是哪个国家，从创业之君到二三代之君，圣贤者居多，至四五代之后（在清朝，特别是嘉庆之后）往往忘记牧民之大任，唯以宴乐奢侈为事而将治国完全委任给奸臣佞士，因此上下之情壅塞而不相合，万民不亲睦，人和被破坏。总而言之，清朝为外邦所轻侮且屡屡为其侵略所困，加藤断言“其咎独在天子（人君）”。是因为为天子、人君者忘记了其为民之父母的责任，忘记了天下是天下万民之天下，不得人和，就会最终失去仁义之政。因此，其结论就是“胜败之大本实际上就在于得不得人和”《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