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清朝是日本最好的借鉴。他在《清国咸丰乱记》“序文”（1855年）中说：“吾之所宜以为则者，莫若清国。清国治平日久，宴安日甚，视豺狼如猫狗，视苍赤如土芥。道光一危，咸丰再乱，吾苟能反其道，则天下宁有危与乱哉？”而且在此稿的“例言四则”的最后一则强调：“清国与我隔海相邻，土广民众，财富物阜。故其国之治乱，以至往往与我国有关。欧墨诸夷，荒陬不比我远者，昔天平宝字之时，唐土安禄山谋叛，天朝乃命筑紫，使严武备。古之朝廷率用心如斯，今人如何不察，读此记者，切勿忘此意。”《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55、58页。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他对待西洋与邻国的方略如何呢？1855年4月18日他在《与来原良三书》中吐露：“天下之势，日趋陵夷，……为今之计，和亲以制二虏，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夺满洲、来朝鲜、并南地，然后拉米折欧，则事无不克矣。”同上书，第22页。这与他同月24日《致兄杉梅太郎》中所言及的“分割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支那，交易中所失于鲁国者，可以鲜满之土地来补偿”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
四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与实证的中国观的形成
关于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冯天瑜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该书第305—465页为《附录：“千岁丸”乘员上海纪行文选辑》可以参考。以下引自此附录者，仅标注为“冯著附录”，本文所引，译文或有改动。实际上这次中国之旅的意义和目的，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中有明确记载，曰：“盖此行，幕府欲渡支那为贸易，宽永以前朱章船以来未尝有之事。官吏皆拙于商法，因使英人及兰人为其介，官吏惟观商法形势，为他日之谋而已。”又说：“我奉君命随从幕吏至支那上海港，且探索彼地之形势及北京之风说，如果我日本不速为攘夷之策，亦难料终将蹈支那之覆辙。”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岩波书店，1991年，第269（冯著附录第439页）、226页。就是说此行的目的，一是进行贸易，为他日之谋；一是刺探形势，助攘夷之策。这次日本官吏及其随从在上海的见闻的意义，他们自身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其中有人就指出“如果把此次同船的几十个人的各自见闻汇皆集而大成的话，肯定会有不少有益的东西”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卷，东京：まゆに书房，2007年，第21页（冯著附录第312页）。。
据当时长崎奉行高桥美作守（高桥和贯，在职时间为1861年5月12日至1862年8月16日）的记载看，幕府官吏（主管外国事务的官员“外国挂”、主管财务的官员“勘定奉行”和监察官员“目付”）主张“本邦与唐国的关系是唇齿的关系，通商不用说，我们可否实现通信，也要通过某种方式调查一下他们官员的规章”，还有五个通商口岸的租税状况等，而且注意到“近来唐国与英法两国的战事，加上贼乱并起，国内一派衰乱，这种状况下能否开通信之端，关键是要向唐国官吏询问情况”。《夷匪入港录一》，日本史籍协会丛书16，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重印本，第288—289页。寡闻所及，日本的这次上海之行，幕府官员与中国官方之间的接触，只看到抄写的《道台府应接书》，中国方面的意见是，在与日本没有签订通商条约之前，按照与荷兰通商的规则办理同日本的相关事宜，具体活动一切委托荷兰领事进行。《道台府应接书写》，收入《夷匪入港录一》，日本史籍协会丛书16，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重印本，第298页。通过这次上海之行，幕府官员的对中国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对上海的见闻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样子与日本并无不同。第二，上海的面积比长崎大三倍，但是其中三分之一为夷国蛮夷的商馆。第三，地形是平地，附近没有高山，因此污水处理非常麻烦。第四，稻作、农业与日本无异；商法亦无特别之处。《长崎书简写》，收入《夷匪入港录一》，日本史籍协会丛书16，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重印本，第301—302页。“千岁丸”上海之行的共同印象中，对上海的卫生状况多有微辞，特别是污水。对此，当时的名医王孟英也有记载，其《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年自序）中说：“上海特海陬一邑耳。二十年来屡遭兵燹，乃沧海渐变桑田，外国之经营日广，苏省又以为会垣，而江浙之幸免于难者，率迁于此，各省商舶麕集，帆樯林立，踵接肩摩，居然一大都会矣。然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痧诸症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盛增秀主编：《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副岛种臣《游清诗草》中亦有诗曰：“黄浦朱泾间，江浊难濯缨。嘉善嘉兴际，水色始澄明。忽听渔父唱，缅焉移我情。”见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1卷，慧文社，2004年，第13—14页（又第3卷，第174页。末句为“悠哉移我情”）。
“千岁丸”的上海之行，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影响比较大。在论述高杉晋作的中国认识之前，先看看其他随行的有关记录。
首先，他们看到中国上海有繁华的一面。千岁丸刚刚进上海港口，他们为上海的繁华景象所感叹：“吴淞至上海计英里十五六里云。港内者商舶军舰，大小辐辏，帆樯之多不知几千万云。就中英船最多，但支那船之多本不待言。右岸，西洋诸国之商船栉比，极为壮观，实为支那诸港中第一繁华之所，比之传闻犹有过之。同舟诸士中有两人曾于前年赴美利坚，据其所云，比之美利坚之华盛顿、纽约，其繁华犹远胜之。”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1862年5月初六日），冯著附录，第417页。
其次，能够以第三者的眼光看待中日两国彼此不同的风俗习惯。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唐船不断地靠近我船，指着我们的头笑得前仰后合。我则看着他们头上垂着数尺长的尾巴而捧腹大笑，双方互笑对方愚蠢之举。在长崎有人使劲地诽谤唐人梳辫子不巧，有一个人在旁边笑着说，头上垂着尾巴，有什么巧不巧的，左右的人都笑起来。唐人说，贵国的人让头发倒在额头上，有何巧否之说，然而还常论其发髻的巧拙，又从何谈起，大家都捧腹大笑。实际上这都是风俗所至，很难说出谁笑得对。”日比野辉宽：《赘肬录》，冯著附录，第339—340页。
第三，以他们亲历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的危机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见到圣庙被英国人占据，他们就会认为日本“敬孔夫子胜”过中国，因为中国的圣庙中“无圣像而有英（国）人”，见到中国人“受戎狄之鞭挞，不敢耻”，就怀疑中国人“岂可谓之有义心乎？”日比野辉宽：《没鼻笔语》，冯著附录，第412、403页。比如从中国兵卒的装备见出官府之窘迫：“一天，见吴熙（位三品，任布政使司之职，兼兵备道）带很多兵卒到荷兰领事的处所，戟好像是用钉子做的，其柄是用未刨光的苏木，弯弯曲曲。盖伞是用几根破开的竹子支撑着旧布面，士兵们戴的是在竹笼子上糊着纸的帽子。其状宛如狐狸的行装。官府之穷由此可见。”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冯著附录，第318页。从整体上说，他们一方面将中国作为“殷鉴”，感叹“外面洋夷猖獗，内有长毛贼煽起动乱，灾难并至。既是有善人，该如何收拾此局面呢？我们来到清国看到如此一番景象，对外土地出借，开放五个港口，唉，殷鉴不远。近在一水之外，真叫人可怕。”日比野辉宽：《赘肬录》，冯著附录，第346页。另一方面他们分析中国陷入此窘境的原因，也表示怜惜。认为“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论。因此近世之风则是有志者无一不是为己者，一味贪求中举。为中举煞费苦心于制科时文，成为虚鹜徒劳的弊端。既是遵从优雅艺文，又何必耗资如此之大，将自己陷入到虚文卑弱的地步，照此下去岂能治理国家，以致被长匪苦害，外来夷狄控制。清国危如累卵，实在可怜。”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冯著附录，第311页。通过上海这一个地方，他们窥一斑而知全豹，指出“清国之病不止在腹心，而且现于面目，溢于四体，一指一肤莫不所痛。如此，以上海一处而推十八省，可知其大概。当今上海之势，内有长毛贼之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只是在城内喁而手足无措。县城前虽有数千商船云集，看上去极为繁荣，但是不能自取其税银，而全部由英法两国收取。”峰洁：《清国上海见闻录》，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东京：まゆに书房，1997年，第30页。
再来看看吉田松阴的门人、具有真知灼见甚至令吉田松阴也自愧不如的高杉晋作1858年7月18日吉田松阴《送高杉畅夫叙》中盛赞高杉晋作为“有识之士”，说：“畅夫建论议于此间，多与余意合。而至其精识，则非吾所及也。畅夫议事素多持重焉，近则振发凌厉，如专以气行之者，盖其识之有进也。”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书翰》，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7—8页。对中国的观察参见徐兴庆《日本幕末思想家高杉晋作的中国观——兼论“明伦馆”与“松下村塾”之思想教育》（收入高明士编《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罗立东《日本近代化的中国因素：以高杉晋作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在乘“千岁丸”来上海之前，高杉晋作作为攘夷志士，思想已经很成熟了。“初米夷请通商与我，一言未发，而系军舰于码头；一戟未战，而轰大炮于内海；骂官吏，劫人民，其猖獗惨毒，虽天下愚夫愚妇，知其请通商也真非请通商，其志在并吞，而欲夺我神州矣。然而虽庙堂之士，固非不知彼志欲夺我神州也。而因循姑息，破锁国之禁，为开港之盟，遂使我神州陷于米夷之诡术，受千万年未受之耻辱，是果有深谋远虑然乎？亦或惧米夷之猖獗乎？予于此耶不能无恨矣。夫天运循环，虽神州元气之地，不能无盛衰。若使丰公、时赖生于今日，则岂忍受千万年未尝受之耻辱、陷于米夷之诡术也？予唯待豪杰之奋起而已矣。”《读米人彼理日本纪行》，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诗歌文章》，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3—4页。他进而将当时日本的形势与中国进行比照，认为“夫丑虏之寇神州也，西入崎港，东袭虾夷岛，需薪水、掠人畜，遂至开互市于横滨，其猖獗蹂躏，视我国犹无人国，是我将践明清之覆辙。”因此主张“攘夷之第一策，则在一天下之人心。天下之人心一，则虽百万之丑虏，不足惧矣”。否则，他认为就会“祸患起内外，神州亦有如明人之失台湾、舟山，清人之受毒烟矣”。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东行遗稿》，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