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豪放的歌声，深深地吸引着张寒晖。他感觉到，田大叔的敢声，既不同于他所熟悉的《小白菜》、《小放牛》，《浇花儿》，也不同于新学到的《中国男儿》、《爱国歌》之类。田大叔唱的都是老百姓的话语和歌词，但又有一种十分新鲜的刚强劲儿。这些敢是谁编的呢？编得可真棒！
当张寒晖向田大叔提出这个问题时，田大叔把头一扬，说：“这些敢是谁编的？这可难说了。反正当年义和团和平头百姓们都爱唱这些歌。不但这一片的人唱，俺在安国，曲阳扛活时，也都听人唱过。”
田大叔沉默了片刻，接着说：“那些年，俺们这儿也有一位编歌的好手。噢，你还记得俺讲过的‘王铁匠大战洋毛子’吗？”
“记得！咋不记得？！”
原来，高蓬镇的王铁匠，是当年有名的英雄人物。这儿周围十里八村义和团用的大刀长矛，全是王铁匠他们师徒三人给打的。在一次战斗中，王铁匠曾亲手劈死一个洋鬼子。
后来，王铁匠在保卫高蓬的战斗中被鬼子的洋枪射中壮烈牺牲了，牺牲时手里还举着他那把大刀！这个故事，是田大叔最爱讲的段予，也是寒晖最爱听的段子，听了不知多少回了，哪能不记得！
今天，田大叔又讲起了王铁匠唱秧歌的事。
“说起这位王铁匠，他有个外号叫‘秧歌王’。那可一点也不假，论到唱秧歌，京南这一片没人比得上！你别看他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可人家记性强，几十套秧歌戏文全在肚子里搁着，让他唱十天半月，都不带一句重的。
“秧歌王还有一手别人比不上的绝活：他能‘吃荆条，屙笊篱——现编’。人家见啥唱啥，张嘴就来，出口成章，还合辙押韵，真是活活气死秀才！那几年，城里，村里出了什么新鲜事儿，他常常要编上几段，义和团每打一次仗，他也要唱上几句。他编的歌，都唱到俺们的心坎里去了。大伙觉得好听，唱着带劲儿，乐呵，就这么唱起来了。”
噢！原来王铁匠不但是一位打洋鬼子的好汉，还是一位唱秧歌和编新歌的能手！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张寒晖没有见过，但通过田大叔的故事和歌声，王铁匠的形象已经在少年寒晖的心上高高地矗立起来了。
3唱秧歌
张寒晖所喜爱的田大叔也是一位秧歌迷。人们曾多次看到，他家锅里没煮的了，锅底投烧的了，他还在那里不紧不慢“龙格龙格”地唱秧歌哩：“有朝一日我坐江山，白面的饼子一日三餐，一棵大葱两头蒜，外加三个咸鸭蛋。”
细心人认真一听，听出老田唱的这出戏叫《朱洪武放牛》。
哈！乡邻们都乐了，“瞧那老田，都穷疯了，还想着当皇上吃白面饼子哩！这真是叫化子唱戏——穷乐呵。”
田大叔正是一个越穷越乐呵的人。在秧歌会里，他是一个打鼓的，现今还是西建阳村秧歌组织“义合会”的小头目。逢年过节闹秧歌，只要他在村里，哪次都缺不了他。
张寒晖十二岁那年春节，西建阳义合会照例准备大演几天秧歌。经过田大叔的指教和引荐，寒晖将第一次登台唱秧歌。
定县百姓爱看定县秧歌，超过了对一切文艺的爱好。在这儿，秧歌要比大戏——指梆子、京戏、昆曲等——更受欢迎。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年的贫苦农民们，把年节时看几天秧歌当作最美不过的精神享受。连平时不大出门的大闺女们，这时也可以和姐妹们一起上戏棚看戏了。
定县百姓喜爱定县秧歌，还因为秧歌是定县土生土长的特产。这秧歌，说的全是定县老百姓的土话，唱的是地遭的定县民歌的腔调，连老人，孩子都听得明白，比那些大戏更亲切了一层。再说那演的故事，大都是他们身边发生过的事情。舞台上的人物，就是那些扛活的，赶车的、做小买卖的、穷借当的之类，当然也有皇上、大将、贪官污吏、才子佳人之类的人物，但都是经过了农民的朴实想象改造过的形象，也带着几分泥土气息。
张寒晖听田大叔和秧歌会的老人们说：定县秧歌最早还是苏东坡传下来的呢。他们的义合会供着苏文忠公东坡先生的画像，对这位八百多年前的人物十分敬重。
说秧歌是苏东坡所创制，恐怕没有太大的科学根据，这仅仅表明了定县人民对这位“父母官”的一种怀恋之情。原来，这位宋代的大文学家，曾在定县当过短时期的‘太守爷’。那是一〇九三年前后，苏东坡在一次官僚派系的权力之争中遭受到失败，被罢了中央的官，“下放”到地方上来充当定州太守。这是他一连串的贬谪降职的开始。当时他的政治生活当然是很不得意的，但他也算得上是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位“能上能下”的清官，他在被贬谪后的各地方任上，都为当地百姓作了一些好事，留下一些为人们称颂的政绩。
我们要说的定县秧歌也就是这种传颂之一。
苏东坡到定州任事时，经常到各地去巡视。当时定州北部黑龙泉一带，是一片江南水乡的景色，老百姓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开辟出一片广阔的水田，盛产名贵的“京南稻”。据老人们说，这位太守爷看到百姓们在水田里耕作非常辛苦，就亲自为他们编了歌，教他们在插秧时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使他们得以忘去劳苦和疲倦。定县“秧歌”的名称，起源就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秧歌”，仅是些插秧、耨草时唱的山歌式的短曲。但它真正受到了老百姓的喜爱，在定县唱开了，流传下来了。而且，经过了长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它已从山歌小曲的形式变成了民间歌舞小戏，并进一步发展成能扮演整本大套故事的一种戏曲的雏型了。
张寒晖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从小就喜爱秧歌。小时候，他从大人的胳肢窝底下钻到戏台前面去看戏，还跟上大人们走上十里二十里到别村去逛秧歌会。后来，田大叔看到他在这方面聪敏伶俐，能唱会表演，记性又好，就让他参加一些秧歌会的演出，如在秧歌大戏之前，让寒晖和另一小孩表演一段《小放牛》之类。不过这些都只是秧歌艺术中“零碎活”，算不得真本事的。
这回，趁着寒晖学校放年假，田大叔计划着让他正式扮角色了。“义合会”筹划着今年元宵节上演《丁郎寻父》，主角是十二岁的杜丁郎，正好，由十二岁的寒珲来扮演这个角色。
这是一出表现节孝观念的秧歌剧，丁郎怀着对父亲的一片孝心，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神仙的帮助下，找到了流落在外十余年的父亲杜文学，结尾正象大多数秧歌剧一样：合家大团圆。
透过剧本节孝观念的外衣，可以发现《丁郎寻父》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应该说，这也是一出社会剧，反映的是一个政治性的案件，套句现代话，杜文学案是在逼，供、信之下造成的一个冤、假、错案：杜文学是临潼府人，在京城作官。一年，临潼府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老百姓的生活遭到大难。权臣严嵩趁火打劫，到临潼去把搀了水和土的粮食以高利放给农民。了解情况的杜文学联合众民上殿参了一本，揭发了这件事。但“无道昏君”不但不治罪严嵩，反而给严嵩加官晋爵。这样，严嵩对杜文学怀恨于心，遂采用阴谋手段，诬告杜文学杀了人，犯了法，将杜下在狱中。严嵩又用重金买通了审理杜文学的官员陈经，唆使陈经动用五刑夹棍，将杜文学苦打成招，并充军发配到湖广地方去，一去十余年杳无音信……在这出戏的戏文里，既骂了残忍阴险的权臣，也骂了昏庸无道的皇上，而且表达得痛快淋漓，充分表现出农民文学大胆可贵的反叛精神。
正月十四后半响，西建阳村的秧歌就要开台。村东头的戏台修理一新，还用木杆、苇席搭起了秧歌棚。戏台前边挂着几盏五色灯笼和五彩的幔幛，一派节日气氛。秧歌棚的对面有一座神棚，里面放着供桌，点着香，供着三盘馒头五碗菜。
供桌中央放着一个牌位，上写“供奉全神之神位”——凡是神仙都敬供到了，恭请各路大仙来吃馒头，吃菜，看戏，并保佑大家四季太平，五谷丰登。
这一天，正好风和日丽，真有点春天的意思了。全村的父老兄弟，带着他们从外村请回来的七姑六姨，高高兴兴地向戏台聚拢来，先进神棚烧香叩头，焚烧纸钱，然后进戏棚看戏。孩子们最为高兴，早把台前的一片地面全占据了。锣鼓大钹已摆在台上，忙乎着的田大叔手里握着一对鼓锤，还在呼前喊后，照料一切。只听见他对打锣鼓的几位喊道：“伙计们，开家伙！”说着，两手高高地举起鼓锤往鼓中心打下去。于是，锣，钹，靛子一齐跟着震响起来。秧歌的前奏——锣鼓打起来了。
这天，寒晖演得特别买力。虽然他的年纪还小，对于他所演的这出戏的意义，还是体会不到的，但他的表演非常认真，非常生动，大段大段的唱词，他一句不错地背了下来。
演到伤心之处，两行服泪涌出了他的眼眶，搏得全村乡亲的同情。尤其是站在戏棚后边的大妈，大姐们，他们所流的眼泪比寒晖还要多。
寒晖心里非常高兴！戏台上的表演原来也并不难呀！他听到了乡邻对他的各种夸奖的话。四婶说，“俺泉子的扮相可俏哩！”二大妈说：“他那嗓音好着呢，水灵灵的！”张寒晖心里美滋滋的。他想：这唱戏啊，又能让人哭，又能使人笑，可有意思哩！
不久后，发生了张寒晖的父亲在家乡办新学的事。
他的父亲名叫张振洲，字统六，终生以教书谋生。张振洲受到清朝末年维新运动的影响，思想倾向于革新。
一九一四年五月，安徽桐城人孙发绪到定县任知事，这是一位提倡教育，厉行革新的人物。到任以后，他经常骑马到各村巡视，访问村长乡绅，鼓励挖井浇地，主张兴办学校，从事创建模范村——族范县的计划。
在县长政令的推动下，定县许多村庄将庙宇改为学校，一时间办学成了风气。张振洲的革新思想，与孙发绪的民主思想是一致的。于是，张振洲联系了本村康清波等人，在村中热心提倡男剪辫，女放足，拆庙宇，立学堂。小炉匠手工业者康清波率先剪去发辫，曾被某些人讥讽为“康老官子”。
张振洲他们在县知事的支持下，没收了村中公产及大户族产，立案作为学田，在西建阳办起了新式学堂。这事引起了本村封建宗族的强烈反抗，造成了尖锐的冲突。张振洲等人奋力维护所创办的新学。待到一九一六年九月孙发绪调离定县以后，封建势力进行猛烈的反扑，康清波惨遭毒打，忠厚沉实的张振洲只得被迫到外村小学教书。
这件事发生在张寒晖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年龄虽小，但父亲勇于革新、追求民主的行动，对他有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