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救亡运动开展之后，”张寒晖接着说，“你的歌曲就一首一首地接连传出来了，《救国军歌》呀，《热血》呀，《青年进行曲》呀。我看到歌片上“冼星海作曲”的署名，就想到，这不就是当年整天在艺专的过道里歪着脖子拉小提琴的广东小伙子吗？”张寒晖说到这里，模仿了一个冼星海陶醉于音乐专心练琴的姿态，那夸张而传神的情态逗得冼里海夫妇都笑了，“后来又看到报纸上的一些介绍，才知道你离开北京以后，曾出国留学多年，成为一位修养高深的作曲家了。”
冼星海说：“在我去法国之前，我在上海也曾参加过田汉先生主办的“南国社”。如果不是我的国语讲得不好，我也想上台扮演角色呢！看起来话剧和音乐是相通的，编歌曲和编剧本，在艺术的道理上必然有共通的地方。要不然，你的歌曲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呢？那首《松花江上》，真是好啊，好！”
冼星海将“好”字念成了“豪”的音。
“噢，那是我前年练习写作的。说实在话，我对于音乐懂得真不多。我想写些歌曲，可又怕人家笑话，怕真正懂作曲的行家说：‘不懂作曲法还乱作曲，乱来一气！’”
“噢！在写作歌曲这一方面，我所学到的知识并不比你多。你別看我留了洋，上过法国的巴黎音乐院。可音乐院并没教过我怎样写救亡歌曲。我之所以写出了一些作品，象你一样，也是叫救亡运动逼出来的！我的体会是：你不要过多地考虑作曲法这些东西，你要把作曲法当作你的奴隶，叫它服从你的需要，你不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束缚你的创作。
总之，你感到怎么带劲，就怎么写。当然，作曲的一些基础知识，是可以边千边学的。”
冼星海推心置腹，说出自己的深刻体会，张寒晖频频颔首表示赞同。张寒晖还把不久前创作的《夯歌》、《游击乐》、《去当兵》等介绍给冼里海，征求他对这些作品的意见。冼星海也把新近在武汉写的《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的歌片留给张寒晖。最后，冼星海说：
“这次是我第一次到西安，兴趣所致，我还逛了几个名胜古迹，去朝拜了委员长被活捉的山洞，还在杨贵妃沐浴的华清池洗了个澡，哈哈！”冼星海这时沉吟了一下，继续说；“但是，总的来说是失望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名城，竟破落得这个样子！不过”，冼星海的眼睛又明亮起来，谈锋更健了，“你们的工作使我看到了希望！连日来，我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的，平津流亡学生的，西安各学校的歌咏活动，去看了八路军办事处的文艺晚会，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一年来我转了好多地方，高兴地看到每个地方都有大众歌咏的开展，都有一批热心于大众歌咏运动的干部，我感到我们的新音乐是有希望的。大众所需要的救亡歌咏，已经应着时代的需要而产生了。刚才听了你的几首新作，使我感到你的作品里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作风——新的中国民歌的风格，从乡民们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出来的风格。我就要到那边（指延安）去了，你们看，我把小提琴也带上了。当然，我希望在那里不断听到你的新歌传唱出来！”
张寒晖指指北方，说：“那边是我们大家的‘娘家’，这回你先回娘家，我迟早也会来的。”
老同学、名作曲家的这一席长谈，给了张寒晖很大的鼓励。是的，抗日斗争需要新歌，人民大众需要新歌，应该为时代，为人民多写一些，不要有太多的思想顾虑。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有一颗纯真，热烈和勇敢的心！如果没有这样的一颗心，就谈不上艺术创作。此后的三年间，是张寒晖歌曲创作最旺盛的几年，这无疑反映了冼星海诚挚鼓励的巨大作用。
冼星海到了延安之后，曾热情介绍张寒晖的作品和经验。一九三九年他在窑洞里写的长篇论文《民歌研究》中指出：张寒晖创作的《松花江上》、《夯歌》等作品，“都是在抗战中最进步最适合抗战所需要，这是研究民歌的结果。”
当张寒晖在一九四一年进入边区时，冼星海已经从延安去了苏联，后来又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客死于莫斯科，这是我国音乐界的一个大损失。因此，张寒晖也失去了在音乐创作上与他继续深入探讨、交流的机会。
55《松花江上》在飞翔当《松花江上》在西安产生之后，它展开了音乐的翅膀，向全国各地飞翔，到处受到欢迎。这有力地证明了：它是深入到我们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民族的呼声。
《松花江上》最先是在东北军中广泛流传的。“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卫队营扩充为卫队团，以及新建的抗日先锋总队，都更热烈地唱起《松花江上》。事变后不久，东城门楼的学兵队改编为东北军政治宣传队，分散到东北军各军、各师去宣传抗日，鼓动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成为宣传队最有力的宣传武器。每当宣传队员演唱或教唱时，立即能引起东北军官兵的强烈共鸣。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这首歌就象烈火燃追荒原那样迅速传到了东北军的各军备师。
数十万东北军将士及他们的家属，几乎没有不知道《松花江上》的。
当东北军的官兵、家属把《松花江上》唱遍西北、苏皖一带的时候，它也已经开始在北平流传了。《松花江上》的曲谱，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从东北军学兵队寄到北平的。
一九三六年末，党领导下的北平学联歌咏队已经在唱《松花江上》了。当然，西安的同志为了遵守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为了保护歌曲的作者，没有将张寒晖的名字告诉北平的同志们。因此，在北平学联歌咏队油印的歌篇上，《松花江上》的作者署的是“佚名”。当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广大学生纷纷撤离北平，到达南京、武汉、开封、太原等地，他们一路高唱救亡歌曲，演出救亡戏剧，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当时，《松花江上》是他们必唱的歌曲之一。革命回忆录《回忆民先队》一文在讲到乎津学生以敢唱《松花江上》作宣传时写道：“记得一位师大姓杨的女同学唱得特别哀深痛绝。每当她高敢一曲，行人止步，几声‘九一八’，唱者泪零，听者饮泣，悲痛至极就转为愤怒，大家热血沸腾，都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平津和东北的流亡学生们，把这支歌传遍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国土。
抗战爆发以后，音乐家刘兽庵在上海组织出版《战歌》周刊，刊登抗日歌曲。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战歌》出版到第三期了，有一位朋友送一张油印的《松花江上》歌谱给我，他说这是平津流亡同学中最流行的曲子，希望我在《战歌》上发表出来介绍给大家唱”。不久，因为上海沦陷，刘兽庵也自上海撤出，流亡到广东，湖北去了。在流亡的途中，由江陵作词，刘雪庵作曲，创作了《流亡》和《上前线》两首歌曲。这样，以《松花江上》为第一部，加上《流亡》和《上前线》，便组成了著名的《流亡三部曲》，首先发表在迁到武汉出版的《战歌》第六期上。这是《松花江上》第一次与印刷机发生联系，署名仍是“伕名”。
广大演剧队。歌咏队和宣传队都竞相把《流亡三部曲》当作保留节目，唱遍了前线和后方。应该说，《松花江上》在全国各地的广泛流传，与《流亡三部曲》的关系世是很密切的。
《流亡三部曲》已经具有了“组歌”的性质。三部曲中的后两部，是在《松花江上》的启发与影响下创作出来的。后两部的词作者江陵写道：“……更要特别提起的，是作《松花江上》一歌的不知名的朋友（据有人说是姓张，待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支悲戚的歌，是引不起我写续曲的心思的，而三部曲也许不是现在这样以东北人的口气开始了……我们愿意把这部流亡三部曲，作为进走流亡的葬歌，我们愿意把这部流亡三部曲，作为集合同胞走向战场的号炮，我们愿意我们作者和歌者都在战场上相见，为抗战的胜利而歌唱！”
无数宣传队在演出《流亡三部曲》的过程中，产生过程多动人的事例，这里仅举“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为例。
一九三八年五月，西安的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在从汉中返回后不久，又踏上了“西征”的途程，他们从西安步行出发，抗击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一个县一个县地宣传演出。
经过了数百里路的长途跋涉，他们来到了陕甘边界的旬邑县。这里靠近陕甘宁边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当时称为“统战区”，县城的四个城门，两个由八路军把守，两个由国民党军队把守。演剧队的青年怀着满腔的热情先去为八路军进行了慰问演出，又去给国民党军队演了一场，为他们演唱了《松花江上》和《流亡三部曲》的其他歌曲。演出完毕已是深夜，有一位县政府官员来到后台，说：“县长请你们吃饭。”按照沿途的惯例，县长老爷找到头上，不是驱逐就是威胁，不会有什么好事。演剧队的青年们心里嘀咕：恐怕这回也是凶多吉少。到了饭厅，县长已经等侯在鄂里。大家坐下后，他首先站起来讲话：“诸位！你们辛苦了！兄弟也是东北人，流亡在外多年。今天听你们唱了《松花江上》，我一直哭得没有抬起头来，十二分感动。我也是中国人，不甘作亡国奴。现在略备便饭，以表谢意。”后来，这位国民党的县长还派汽车把滇剧队送到邠州，使演剧队在旬邑的宣传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演剧队到了兰州，反动当局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封锁他们，隔离他们，阻止他们宣传演出，根本不让他们与群众见面。演出队想尽种种办法与一个国民党控制的剧团中的进步人士商量好：在该剧团演出之前，先让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加演一个歌咏节目。当演剧队的全体队员穿着破烂的服装，光着脚丫（因为他们经历了千余里的艰苦历程，遭受了数月的重重迫害，他们衣服破了，鞋子烂了）在台上高唱《松花江上》时，听众无不深受感动，台下一片唏嘘之声。演唱队的演员们，将满腔的愤怒倾注于自己的歌喉，用悲愤的歌声来倾诉自己苦难的遭遇，控诉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演员们的眼泪和歌声一齐自心底涌出，观众的热泪和演员的泪水一同挥洒。当场就有群众为演员送上衣服和鞋子，高呼团结抗日的口号，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青年的迫害。
抗日战争期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松花江上》的巨大宣传作用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天晚上，我八路军的一个文工团摸到敌人的碉堡下面，凭着掩体向伪军们宣讲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的道理，宣传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然后又给他们唱了《松花江上》。凄怆、悲愤的歌声震动了伪军的心灵，一些伪军把头伸向碉堡的窗口凝神静听。当歌声终止后，碉堡中一个东北口音的士兵带着哭腔恳求道：“再唱一遍，好吗？”于是，《松花江上》再次响彻寂静的夜空。渐渐还可以听到碉堡中伪军哭泣的声音。歌声激起了他们对家乡的怀念和对日本鬼子的憎恨。后来，这位让再唱一遍的东北籍伪军，带着武器和其他几个弟兄投诚到解放区来了。
《松花江上》也是最早产生世界影响的我国少数救亡歌曲之一。抗战初期，莫斯科广播电台就播送了《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等中国革命歌曲。一九四○年初，外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新加坡收灌了一批中国抗战歌曲，其中包括张寒晖的《松花江上》、贺绿汀的《保家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和盂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随着这批唱片在海外的广泛发行，《松花江上》在世界上——尤其是南洋华侨聚居的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抗战画史》一书写道：《松花江上》等歌曲“曾流行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