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毛泽东哲学虽然最后变得黯然失色，但它也有放光的时刻。当然，这种理性的放光是以不直接涉及中国国内的政治路线为前提。例如，在70年代初，毛泽东在对世界态势进行新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他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列为第一世界，将欧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工业国列为第二世界，将亚非拉广大的不发达国冢和地区列为第三世界。这种打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原有理论格局的提法，有助于世界人民，尤其是有助于那些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威胁，或者还未取得自身民族独立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扩张，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推动国际间的合作，维护世界的进步与和平，建构起新的经济、政治秩序。正因为如此，“三个世界”的理论-经提出后，立刻为全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尤其为发展中国家、弱小民族所拥护。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左倾和思想上的冒进，这一阶段的毛泽东哲学在多数场合往往失去理性的应有威力。或者说，在这一阶段，理性与意志的冲突在毛泽东那里达到了极端：意志的极“左”总是战胜理性的“右倾”。这导致毛泽东在长期的国事活动中，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重大问题进行哲思时，往往在矛盾和冲突中站到“左”的立场作出“左”的抉择和决策。例如，毛泽东尽管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想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并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左倾政治路线的需要所产生的强制作用，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方式处理一切，仍把对人的改造放在首位，他百倍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断搞“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运动。在他那里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形：“双百”方针的实行是以“锢掉”反马克思主义的“毒草”为条件的。“大鸣大放”既是民主的形式，也是“引蛇出洞”的手段。在他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中，注重的却只是精神力量的作用及对人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和改造。他虽然强调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但又未能很好的适应这一规律，去发展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并以其为手段使人类不断获得真正的自由。他虽然批判了天才论，并承认是“奴隶们创造历史”，却因政治上的需要允许搞一点个人崇拜。他虽然提出要学习外国，但却长期紧闭国门，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在这一阶段，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阴谋集团中无耻文人的附会曲解和鱼目混珠，毛泽东的思想和哲学已被弄得近乎面目全非，而非毛泽东思想、非毛泽东哲学——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思想和哲学中某些被片面夸大而推到极端的观点和思想片断，林彪、江青集团改头换面的或赤裸裸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其他陈腐观念——则恶性膨胀起来充斥着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毛泽东本人曾经愤慨地申斥过的，是“形而上学猖獗”的时期，也如郭沫若在某-首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人妖颠倒是非淆”的时期，它使中国的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陷入了全面的混乱之中。这个时期的哲学在某些人手中变成了魔术：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变成了借机整人、斗人的理论根据；强调矛盾转化的结果，是现实中的大批促大干；推崇人的主观能动性时，竟达到置客观规律于不顾的蛮干地步；哲学的解放变成了哲学庸俗化；批判天才论变成了对科学知识的鞭挞及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而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则变成了对文盲、愚昧和落后的尊扬和歌颂；文化革命导致了人民言论和思想的禁锢和对文化的专制；政治挂帅则反而带来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破坏，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贫困；斗私批修、破私立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空洞道德信条更是异变为压抑人性的枷锁。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是这样，头脑清醒的人们仍可明显地看出，毛泽东哲学理论中的若干错误观点，是能够与林彪、江青集团的反动谬论区分开来的。从认识的主观根源看，前者主要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于求成的主观意愿而导致哲学思想方法上的失误进而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后者则是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和封建法西斯主义幽灵附身后的伺机发作，是为篡党夺权之需大搞论为帮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康生、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慎重地、严格地区别开来；必须将毛泽东的本来是正确的理论原则或某些错误理论观点，与它被扭曲放大后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不良作用，同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之需别有用心的篡改，以及负罪于人民的十恶不赦的暴行慎重地、严格地区别开来，这样才会在“彻底否定文革”时，在清算左倾政治思想及其哲学理论基础时，不至于将宝珠与鱼目一齐弃置。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哲学似乎又反本归真为一种社会务实哲学，重新溶化在社会政治伦理领域，力求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思想方法功用。这通过毛泽东在20余年的难计其数的会议讲话、报告、指示、文件批示以及谈话记录中表现出来，并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他于1958年制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1959年总结出的《工作方法十六条》中。《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毛泽东试图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总体性思考的历史纪录，它几乎包罗了那一时期的一切具体社会事务：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到社会风气，领导作风，领导原则和方法，从提倡学科学技术、学哲学、经济学、史学、法学、外语、普通话到写文章，从培养知识分子到办学校，从反浪费到卫生运动，一揽无遗，和盘托出。而《工作方法十六条》则单纯从哲学角度来思考工作方法本身，试图给人以思想方法上的指南，教人在做工作、办事情时多谋善断。但由于此时毛泽东的思想机器已在紧紧围绕自己的左倾政治路线的轴心旋转，因而使它这种极富哲理性的思考也烙上了明显的历史印痕，“反潮流”、“大权独揽”等等，便是这种左倾印痕的具体表现。从主观方面看，这是毛泽东哲学力求上进、刻意求新的主动精神的充分体现，它想证明自己不甘心落后于时代而尽量对社会的进步有更大助益，但正是它过于主动的超越而使自己未能占领时代的位置反而落后于时代水平。
当然，说毛泽东哲学反本归真为一种社会务实哲学，并不是说毛泽东在漫长的晚年生活中一点也没有涉猎哲学理论本身，事实上，他在晚年仍与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一样，对哲学保持着一种浓厚的兴趣甚至是特别的嗜好。他不仅忙中取闲地研读哲学书刊，注意哲学理论前沿的动态，宣讲哲学理论，同哲学工作者讨论哲学疑难问题，还反复思考过许多重要的哲学理论、命题、范畴和概念，例如关于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关于正确与错误的关系，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关于动与静、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关于新与旧的关系，关于事物发展的二重性问题，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问题，等等。不过，对毛泽东来说，这诸多问题中除去物质无限可分性问题外，余下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不是新问题，并且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也没有超出30年代的水平多远，他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及其他有关著作中对这些问题不仅讲得比较清楚，而且有的还相当系统。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哲学见解虽然引起过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关注，并获得世界著名科学家的赞赏，但这一见解的正确性还有待于物理学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方可作最后的判定，何况这种见解的哲学根据仍是对立统一，仍没有超出对立统一思维方式的构架。当然，从历史角度来看和从整体来看，无论是纯粹的哲学理论方面还是非纯粹的哲学思想方面，毛泽东对时代的贡献仍是无比杰出的。谁要是指望一个人——哪怕是天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谁就是不可救药的白痴。正如一个人的成长会在经历少年、青年、壮年后步入老年一样，毛泽东哲学发展的具体历史行程也大致与之相类似。物则壮则老。毛泽东哲学从灿烂辉煌的青壮年时期迈入老年时期后，就慢慢变得灰暗了，这正象一颗恒星将自身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以后必然要老化和坍塌一样。但是，无论后一历史发展阶段处于何种状态，毛泽东哲学在其总体上仍不愧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种哲学，它为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所发挥过的极其有效的功用世人尽知，它那意义深远的理论价值将永远成为后人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毛泽东哲学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
毛泽东哲学不仅是一种普照的光，沐浴着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过程和中国革命的一切领域，而且它还有更深远、更永久的意义。首先，它在伟大中国社会革命的基础上，成就为一种既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哲理，又是一种改造主观世界即改造人本身的哲理，它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改造贯通起来，视为三位一体的完整任务。其次，它在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来改造中国社会并取得巨大成功时，使中国哲学成为了真正面向世界文化的历史纽结，获得了巨大的世界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