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毛泽东哲学的发展在延安时期达到鼎盛期，仍然充分体现在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和学说中。由于已能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诸种复杂问题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有关政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个子理论都已成熟，这就使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理论体系在全体上完全成熟起来，并在现实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即它正在有效地指导着中国革命实践和正在循序转化为中国革命实践。同时，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也空前地发展、壮大和成熟起来。就中国共产党本身来说，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它已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中的成员不仅具有较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具有革命远见和革命才干，而且能克己奉公、同心同德、努力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个党的领导集团在历史的选择中确认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确认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个党已具有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它凭藉自己发明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卓有成效地领导着伟大的中国革命。这个党不仅有力量抵抗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些具有错误。的指示，能够顶住其思想压力和政治压力，而且更有力量克服党自身的错误和不足，并能从思想上、理论上寻找出导致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清除教条主义带来的危害和经验主义造成的影响。这个党已端正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学风，能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有的放矢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关于党如何自觉地坚持一条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如何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的阐述，一览无遗地表现在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这些哲理性的著作中。
由于能够自觉地坚持一条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由于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完全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对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历史，中国革命具体发展的两大历史阶段即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达到社会主义阶段，中国革命成功后的国体和政体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设想、预测和阐发，并在毛泽东所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得到全面的论述。同时，这个党在现实政治实践中，能领导广大人民坚持抗日战争、坚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以实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立民主新中国的政治目标。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有《论持久战》和《十大军事原则》作指导，在通过持久战成功地击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又通过运动战和歼灭战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蒋介石独裁政府的军队，彻底打垮了这两个凶恶的敌人。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迅速而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实行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工商政策，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在文化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总结和对外国进步文化的吸取，建立起反帝反封的、人民大众的、科学的、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文学艺术方面，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了文艺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使“革命文艺”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总之，延安时期有着殊为重要的地位，从理论方面看，毛泽东的思想和哲学此时已达到鼎盛期恐怕是公认的了；从社会实践方面看，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由于有以前两次革命最后都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经验总结，加深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具备了驾驭中国革命的能力，因而领导中国人民在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后，继而顺利而成功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应中国社会历史潮流的流向彻底完成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0——1956），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毛泽东哲学在指导这一革命转变完。成的过程中自身也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开国伊始，仅用短短7年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又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新胜利；在国际上，中国赢得了国际地位，赢得了以苏联为首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同时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被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军队。在国内，中国政府领导人民迅速医治好了战争创伤，基本恢复了国民经济，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完成全国土地改革和肃反工作后，旋即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用合作化的方式和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使小生产者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民族资本家都迅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果实际上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到1956年秋就基本上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并且，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由于苏联援建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着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195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已揭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一页。“八大”宣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迅猛异常的胜利及其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迈进，在指导思想上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密切相关。尤其当历史条件使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向建设之际，毛泽东哲学思想即便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和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这种积极的探索集中地表现在毛泽东于19S6年以及1957年初所撰写的一些富有创建意义的著作、会议发言或谈话中，这些著作和谈话主要有《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十大关系》可以说是第一篇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文献，毛泽东在该文中抓住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亟需解决的10个具体问题予以切实分析，既涉及了农、轻、重各产业部门的结构、国内产业的布局、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又涉及了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了是非关系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总之，它试图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对外关系等方面来揭示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以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此时十分明确：中国要想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注意学习外国。因而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一条正确的方针：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中一切真正好的东西。毛泽东还为这种“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再次否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认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并提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的主张，认为“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在由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而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同样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和观点。例如，他主张仍然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断调节得以解决，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也就基本结束，并提出要善于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提出要用法律制裁的方法和民主的方法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应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但共产党同时又需要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毛泽东适应时的要求及时地提出了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认为艺术上不同形式的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的解决不能够利用行政上的强制手段。毛泽东还敏锐地察觉到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真理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不过，尽管时代不同了，地位也不同了，但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与错误的斗争中才能向前发展，也必须在百家争鸣中才能增强它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期一个总题目来研究，其目的是通过划清敌我界线，芷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各族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其着眼点是十分正确的。不难看出，建国初期仍然是毛泽东哲学生气勃勃的时期。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毛泽东哲学从思想上堉导中国人民极为迅速地转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从而开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这个新时期的来临，毛泽东哲学的发展也就进入了第二个大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下）
谁曾料想，在进入第二个大的发展阶段后，历史却为毛泽东哲学的行程设计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这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布满了险阻，使得毛泽东哲学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髙昂的代价。这样，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的毛泽东哲学就显得远为逊色，其社会功用更是大相径庭。
从整体上看，“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啜嚅”这句古语可用来形容从1957年到1976年这20年间毛泽东哲学的历史行程。这也许是第一阶段它过于成熟的缘由吧，因为已经成熟的果实不会再生长而只会熟透。毛泽东毕竟首先是一位实践活动家，是一位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袖。在日理万机的治国操劳中，他已没有机会和闲暇进行冷静、深刻的哲思，没有精力和条件继续撰写富有哲理性的专著。同时，他的思想发展失去了一种真正自由发展的环境。因为他的思想、理论的成熟已达到了中国范围内任何思想家、理论家难以达到的高度，并随着在现实生活中他的政治威望的日益崇高，他的思想、理论威望也日益崇高起来，人们对他的思想和理论以及对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已习惯于只加以学习、领会而不会存疑，相反，任何微小的存疑将会遭到普遍的责难，这种社会心理基础便使毛泽东的思想和哲学的发展在客观上失去了一种外在的竞争机制，从而影响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已扩展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已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溶为一体，转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后，确实需要得到一个新的发展时，中国社会却未能形成使自己时代的哲学进入一个更新的形态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哲学既然主要地是一种为社会政治革命服务的哲学，因此它必然离开自然科学较远。而这种情况归根到底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一致的：由于中国是一个小农众多的农业大国，近代及现代科学技术虽然已构成中国社会文明机体的一部分，并使社会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由于缺乏自身勃兴的环境与机制，科学在中国国土上并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哲学的发展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直接动力，或者说阻塞了一条重要通道，即不可直接吸取自然科学的养分和借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丰富自己。因而在毛泽东那里，哲学的发展就只能径直地沿着社会政治的革命变革直接引起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一条道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