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元魁和泰斗是李大钊。他思想锐敏、目光犀利；生就一身铮铮铁骨，养成满怀浩然正气，并无时不忧“破碎神州”。李大钊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扬者如国民党的理论家（包括沈玄庐、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等）及改良派人士（包括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的不同之处是，他言行如一，立场坚定，大节不辱，宁折不弯；情愿把脖子伸进刽子手手中无情的绞索，也不容许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任何亵渎和动摇。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当时比任何人都更注视俄国革命的动态。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8个月后，李大钊先于他人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竭力探求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后在北京城为庆祝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李大钊一反“公理战胜强权”的流行论调，发布了“庶民的胜利”这个轰动一时的演说，接着又写出了著名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极力颂扬列宁的功业，并把十月革命喻作“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1周年纪念日，李大钊帮助《展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专栏陆续刊载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及一些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兹后，李大钊又把自己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开始于其上刊载自己撰写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在当时中国算是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出色文章，它引述《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有关段落，较为系统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理论的精华部分。李大钊认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它包括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关于唯物史观，李大钊认为其要素有二：“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
“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关于阶级竞争说，李大钊赞同“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认为“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就在于“徼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关于经济论，李大钊着重阐述了马克思的“余工价值论”和“资本集中说”以及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他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前后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面的思想立论。”从李大钊以上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可见，他的思想取向首先偏重于马克思学说中的阶级斗争理论。由于中国社会的落后及社会文化的落后，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泰斗与对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梗概式地了解，并且还不能够充分正确地理解。例如，他在文中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原动为生产力”同“阶级竞争是历史的法则”的提法相矛盾，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的说法也有些牵强，认为马克思单单主张物质的变更是最需要“加以救正的地方”，并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令人玩味的是，如果将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始祖河上肇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比较，则可看到其中有关唯物史观部分的内容几乎是对后者的转述，且继承了河氏理论上的不足之处。当然，这毕竟是“我”（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不管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如何的不全面、不系统，但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当时中国先进人士在精神上第一需要满足的是“阶级竞争说”的“金线”，有了它就可以刮起阶级战争的台风、翻天覆地，这正如与敌短兵相接的斗士手中没有利剑只须得到一把匕首就会变得威猛无比一样，正如长期饥饿、体力不支的人只须有最低限度的充饥食物（而不过分讲究食物营养结构）就可以较快恢复活力一样，何况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来说，是-把刺向邪恶的利剑，于中国民众来说，是一种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呢。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被最先应用的部分与中国社会最需要改造的部分相吻合，其被实现的程度也与中国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相吻合。不过，尽管马克思主义在被引进中国的过程中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改造，并且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使某一方面变得特别突出，但它的许多原理基本上是清楚明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理解和需要也就变得愈来愈全面、愈来愈强烈了。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每到一地就会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发生作用。它首先在人们的心理领域和观念领域形成强大的冲击波，并成为引起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地震般革命的震源。马克思认为，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后，在高度发展生产力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将会实现各尽所能的劳动制度和各取所需的消费品分配制度。国家这个镇压社会反动阶级的暴力机器最后会消亡，管理社会的职能机构将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社会每一个人将在适应于自己才能发挥的社会部门工作、社会全体公民会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受到普遍重视，老弱病残者得到优先的照顾，幼年儿童能够健康幸福的成长，社会每一个人自由的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马克思立足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设想出来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有着无限诱人的前景。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文化中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模式，给了中国人民能够迅速地全盘接受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心理认识图式、伦理准则、审美结构以及情感融通基础。尽管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时代背景各异，但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如此的相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旧。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从《礼记·礼运》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生活艰辛的古代中国人似乎更愿意思考人类社会制度的美好完善，更喜欢憧憬未来社会人类的幸福光明。只不过在小农经济社会的古代，这种思考表现为幻想，在机器大生产的现代工业社会它在变成科学。在这种对公正、平等、自由、幸福、仁爱社会的执著追求中，确可以看到“大同”理想是古今中外人类所共有愿望，是一个激励人类为之奋斗不息的永恒主题。正因为如此，不管中国社会是否直接具备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科学理论都能激起人们对它树立起坚定的信念，并驱使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去为之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加之当肘内忧外患并袭、社会动荡不安、临于巨变前夕的中国，会时时产生并已经产生出一大批变革社会的革命家。当这些革命家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作为趋向目标时，就会以焕然一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社会革命的运动中。这些革命家把真理和正义看得神圣，看得高于一切，为迎接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诞生，他们不仅能够前赴后继地奋斗，而且敢于毫不犹豫地献身。
毛泽东是众多青年革命家中的佼佼者。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就在胸膛中激烈地跳动着，人才代出的芙蓉之国养育了这个救世抗暴的巨子。毛泽东确是一个难得的革命天才，他年少时，就养就一身叛逆的性格。《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里富有反叛性的精神和奋发图强的精神，似乎比儒家的五经四书更充分地哺乳了他。毛泽东虽然生活在封建秩序正统的农村社会环境，但是，在家庭，他敢于反抗专横、固执的父亲；上私垫，他敢于反抗至尊至亲的塾师；在宗族内，他敢于反抗握有族权的族长；到长沙，他更是如鱼得水，立即成了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主帅。在慧眼识才的杨怀中先生眼中，他将是拄长天的“大木”；在同学们心里，他是“伟器”。毛泽东素以时代为己任，高远的志向，驱使他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6岁入东山学堂时，他就被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所吸引，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康有为的《大同书》中的社会改良理论一度成为他反封建的有力思想武器。毛泽东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过辛亥革命，但鉴于这场失败式的“成功”革命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而人民实质上什么也没有得到，使得他倍感失望。由于长期忧虑的问题总不能在所读过的书刊中找到透彻解决的答案，当《新青年》在中国问世后，毛泽东就立刻成了它最热心的读者。与此同时，陈独秀、李大钊迅速地取代了梁启超、康有为，而成为毛泽东思想上追随的权威和心目中崇拜的对象。本来，当时中国社会流行过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诸如被主张用以改造社会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工读主义，等等，毛泽东几乎都接触过、研究过，有些甚至还热心地实验过，但先后都由于行不通而被他一一抛弃，而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的学说。毛泽东这种孜孜索求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在极为短暂的时期里，他的思想发展实现了两次质的飞跃：他的思想在冲出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重重险谷、穿越过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薄薄滩地之后，又势如破竹地君临世界新的文明制高点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高高台地上。
毛泽东不仅是新思想、新理论的执著追求者，也是善于把这种新思想、新理论付诸社会实践的坚定实践家。早在1918年毛泽东就与挚友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起初仅是一个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进步社团，但毛泽东等人根据社会迅速发展的要求，提出应本着新的宗旨来发展学会：“准备人才”，“稳立基础”，“向外发展”，“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正是本着新的宗旨，所以新民学会很快变成一个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志职的革命团体，变成了一个政党的雏形。假使当时中国没有产生共产党，这个学会也许会起到类似共产党的作用，或者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新民学会会员们不懈的努力而直接演变为共产党，以担负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这正如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等人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然而3年之内新民学会并没有成为中国之重心点，而只是完成了自己短暂的历史使命。因为历史的发展促使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作跳跃式的前进，也促进毛泽东等新民学会的领导人及绝大多数成员投入了更新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当毛泽东在1920年第2次到北京期间，读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后，便选定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19世纪中叶西欧社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经过70余年的辗转流传之后，终于与这位后来叱咤中国革命风云的湖南青年发生了联系，至使整个中国社会革命事业别开生面，进而带来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1921年7月，青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名实践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漫长革命生涯。这样，毛泽东的名字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与中国革命紧紧维系在一起了，也与新中国的名称紧紧维系在一起了。可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所取得每一个实质性的成绩和每一大的进步，都经过了毛泽东的手并深深地烙上了他的印记。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夺得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很快使中国跨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正是这个革命过程的全部丰富内容充实了毛泽东的精神生活，使他在革命的洗礼中对社会、历史、人生能作出严肃而深刻的思考，从而才有可能使他形成一整套关于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社会人生哲理，产生出既有革命家特色又反映时代特点的伟大哲理。
二、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毛泽东所要着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因为这一革命如果失败，长期苦于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仍只能置身于被宰割的地位，广大中国人民也只能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中华民族若要死里逃生，若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打倒两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盟的凶恶而又强大的敌人：代表国内封建势力的地主阶级和代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买办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革命任务。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过于弱小，因此这一任务直接地落到了中国广大农工大众以及通晓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肩上。适逢生活在这样一个巨变的、迫使人作出严峻抉择的历史时代的毛泽东，当历史的重任成为他一生艰难卓绝的事业的同时，历史也赋予了他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毅力，高度的革命热忱和勇于为革命献身的高尚情操；也赋予了他杰出的才能、敏锐的眼光和精深的思想。巨变的社会塑造了能促进自身巨变得以实现和完成的伟人毛泽东，并假毛泽东的头脑创立了在精神上指导这一社会巨变得以成功的毛泽东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