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哲学研究所改建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直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才从中国科学院中分立出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不仅基础薄弱，起步较晚，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展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开始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把某些社会科学学科都视为资产阶级的伪学科，把一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积极意义的哲学学说和观点都视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表现，将其拒之于门外。1956年，国家虽然制订了12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它根本没有被付诸实施。后随着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运动，使中国初具规模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事业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阴谋集团各自为着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大搞个人迷信，窒息科学思想，打击和迫害科学工作者，解散科学研究机关，使科学研究工作几乎全部停顿，使国家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濒临毁灭。在这个不正常的时期内，许多有思想的人失去了思想和言论自由，而正在成长中的千百万青年的精神却在扭曲中发展毛泽东思想被别有用心地吹捧为“顶峰”论，举国上下掀起了背诵语录的狂潮。象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近乎崩溃的边缘一样，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日益贫乏无力，近乎病重不支、分崩离析的境地……当我们站在历史回顾的终点回过头来着中国哲学最近10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和它目前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就会知道这本身便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因此，当再一次受到世界性的新的文化浪潮、新的哲学浪潮冲击之时，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在作出自己的积极反应之前曾略有震惊并小有徘徊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当整个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和转折之时，人们表现出某种暂时的不适应也在情理之中；一般的人，甚至一些哲学工作者至今仍习惯于用半僵化的思维模式观察、分析各种现实事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哲学的兴盛和毛泽东哲学
当把世界哲学与中国哲学从总体上作一比较时，便可以在世界哲学的优点烘托下清楚地看到中国哲学的某种主要弱点。由于中国哲学没有在与现代科学紧密结合的基础上，经过高度分化进而达到新的综合，所以这一哲学的认识结构和认识功能不太健全和完善，其思维方式中还存有较浓的思辨习气。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当今世界哲学是一种总汇了全世界各民族哲学理论的世界性哲学，因而它显然地会优于某一个民族的哲学，从而使中国哲学的弱点暴露得更加鲜明；而主要是因为当代世界哲学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从精神上反映了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迁跃，而目前中国还没有完成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整体性转换，中国社会发展进程限制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正如中国要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需要吸取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使自身变得强大一样，中国哲学要摆脱自身的弱点，要从发展中走向全面繁荣，也需要吸取世界的优秀哲学理论成果。自身还不太强大而又一次受到新的世界文化潮流的强烈冲击，这就是中国哲学所处的现实环境。正是这种现实环境迫使中国哲学必须承受两种巨大的压力：于外，在应承世界哲学潮流的冲击并在与世界哲学的交流中，中国哲学要在使自身得以确立的前提下生长出巨大的认同能力和同化能力；于内，在与根深蒂固的旧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思想及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的斗争中，中国哲学要在一个科学意识不普遍发达的国度，唤起全民族的新觉悟，以从精神上驱动全民族向新的时代、新的目标进军。中国哲学处于这么一个艰难的时刻，便义不容辞地身负有许多重要的、特殊的和艰难的历史使命。更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蓬勃发展这种客观形势的推动，中国人民已在欲求一种新的时代理性精神，已在渴望哲学能给自己以某种新的启在目前阶段，对一般有文化知识的人来说，这种观念已是明白无误的了：中国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不仅需要坚持而且需要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哲学思维领域，不仅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更需要把这种哲学推向前进，以不断建树起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思维模式。正是在中国社会精神文化欲求自身获得较为迅速发展的大趋势下，曾有一段时间时常可以听到有人发出这样的呐喊：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在于全盘西化！这种呐喊表明了人们内心的某种切悟，也表明了人们某种主观的意愿和偏激的情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精神文化、中国哲学将会获得一个较大发展的前兆。
但是，这种呐喊却过于笼统、过于含糊，因为“传统”这个概念模糊不清且富有弹性，它几乎可以囊括一切，甚至把历时半个多世纪之久，在现时代仍具有巨大社会作用的以毛泽东哲学为表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包括其中。可见，这种良莠不分、试图全面否定“传统”思想的呐喊势必会导致否定一切，抛弃一切，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最后肯定还会不可避免地把这些“传统”思想的否定者自身也否定掉。这种吶喊不仅笼统、含糊，而且也不切合实际，尤其是“全盘西化”的呐喊非常之不切合实际。因为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寓于该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中，它要全面异化或外化为非自身，它要“全盘西化”，首先必须具备一种与自身不同的即与“西方”社会相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及其他相关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能把中土以外的社会包括中土以外的人整个地搬到中国来，那么中国文化也就不会全盘西化。然而，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结构，必定要求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从而有效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服务。况且，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通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它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为广大人民所拥护，而且肯定会在发展和完善中愈来愈体现出自身的优越性。因此，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精神反映，即以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为核心的中国社会精神文化，不仅现在不会全盘西化，而且将来也不会全盘西化，而只是在从思想上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合理地吸取世界文化精华的前提下使自身更具中国特色。
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一种哲学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秩序和规律，只有遵循这种秩序和规律作出积极的努力才会对其发展有所助益，否则就会对其发展带来损害。正如一个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已被探索到，而不能跳过或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阶段，只能缩短或减轻它分娩的痛苦一样，人们今天即使认识到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运动发展的规律，也同样不能跳过或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阶段，也只能加速它的更新过程。同时，某一种社会的精神文化、某一种哲学理论是否成熟，也标明着产生该精神文化、该哲学理论的时代是否成熟。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本身恰恰表明了时代的不成熟，而不成熟的时代是不可能过早地产生出能彻底与传统决裂的成熟的精神和哲学的。试问：喝传统文化（1919年以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也包含于内）羹汤长大的炎黄子孙们，真的达到了在精神上弑母自立的历史关头吗？骨子里浸透了传统文化的中国人能轻易地与传统决裂吗？用传统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自我一下子能脱胎换骨而变成非我吗？历史与现实的时间接头在同一个座标系中，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终端即是现代文化、现代思想的起点，并且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思想仍在现实社会中发生巨大的作用，以致我们在实际中难以将它们绝然分开。尽管历史已提供了新时代哲学发展的现实起点，但这也就规定了它由起点出发到发展成熟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哲学的发展最终受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取代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终极条件仍埋藏在社会的物质结构中，而不取决哲学自身是否想在主观上得到超越。只要分析一下现存中国哲学意识怎样受制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就可对上述论点有较为明确的理解。自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多层次的经济结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近代工业、手工业、中世纪式农业、畜牧业，及刀耕火种式原始农业等产业，以及与这种种产业相适应的商业等等构成中国国民经济整体。与此相一致的是中国人口的文化质量也处于一种多层次结构状态：中国有8亿农村人口，数亿计的文盲和半文盲、数千万计技术水平不太高的工人、文化水平不太高的行政管理人员，再就是数以千万计的受过高等和中等敎育的脑力劳动者，其中包括科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社会文化工作者和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从这种社会状况和人口素持状况出发，就可以知道中国哲学意识体系也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以毛泽东哲学为表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辩证思维这种“高层次”哲学可与世界哲学媲美，它属于世界哲学中最优秀的哲学之一；而“中层次”的哲学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式的农业社会的直观综合思维里；“低层次”的哲学思想，则还带有某种原始思维的迹象。换言之，在大中城市中思想修养水平较高的人的哲学思维已趋于达到现代水平；在小城镇和广大农村中，文化水平低下的市民和农民所使用的还是直观式综合思维，尽管其中也渗入了一些“辩证思维”因素；在边远的山区，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人们还在运用原始思维方法过日子。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哲学意识形态是一种多质态、多层次的结构，而且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中层次”的哲学思想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这就从整体上制约着以毛泽东哲学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高层次”哲学的发展。中国哲学向前跨越的道路既然如此不平坦，那么泛泛发出的“传统思维向何处去”的呐喊也就只能成为一种无力的呻吟。中国当前正处于整体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转变之中，它的哲学理论及整个精神文化无疑需要逐渐更新，而这种更新除了需要哲学工作者作些切实的艰苦工作外，更需要全体人民努力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
在泛泛一般的“传统思维向何处去”或“全盘西化”的疾呼声中，使人不能不想起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世界历史虽然不会重演，但却有某种惊人的相似。19世纪上叶的德国社会正处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在政治上相应地表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反映和前导这种社会变革的德国哲学也正处于分化和变革之中，因而那时涌现出许多的思想勇士。从黑格尔哲学派分化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曾洋洋自得地以为自己的哲学具有震撼世界的危险性和大逆不道的残酷性，认为只要把人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人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现实就会崩溃，认为只要人们有了“自我意识”就可以创造历史。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尽管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但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仅仅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他们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的贫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普遍化，那么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目前中国社会的情形与当年德国社会的情形确有某种相似之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没有全面形成重组社会秩序、重建社会文明、重构社会意识形态的稳固基础，不能提供横扫一切束缚人们精神羁绊的物质保证。因此，即使社会中已产生有一种新思想、新哲学，也不能在纯粹思想领域最终全面战胜并全面取代旧思想、旧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