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模式在整体上实现了重大转换和变化，广大中国人民的哲学思维水平得到较大提高时，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等也从整体上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转换和变化。50年代以来，千万计的城市居民和数亿计的农民精神面貌的第一个巨大变化是社会人生观的变化。旧的中国社会封建等级观念及迷信观念，严重地奴役着中国人民的头脑，它给广大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印象是：管理国家的各级政府官员——纵然是只知鱼肉天下的太岁老爷或荒淫无耻的贪官污吏，都理所当然地是高高在上的社会”主人“，而自己的人生义务是必须作一个规规矩矩的、逆来顺受的、忠孝节义俱备的好子民。显然，那时的普通中国人根本意识不到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却往往把这种生活环境归结为天命的安排。在新中国，由于搬掉了庄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获得了独立和自主，在文化上获得了翻身和改善，他们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开始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初步懂得了人生的目的在于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初步懂得了自己具有自我解放的本质力量。中国人民这种自我意识的启蒙式的初步觉醒，具体转化为他们在参与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后，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体建设事业，投身于更加美好未来生活的创造活动。尤其是新中国的广大妇女，她们从社会最底层解放出获得人身自由后，也同男子一样平等享受社会公民的权利，并热情奔放地投入到新生活的建设队伍中以充分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
当普通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庶民百姓从非人的境遇中自拔还归于真正人的世界，从失落的宗教天国中找回世俗的自身，从混混噩噩的打发日子转变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新生活时，他们就会进一步形成和具备认识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将通过社会生活的实践不断地得到实现。因此，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另一个接踵而来的巨大变化是价值观、伦理观的变化。中国人民被社会地组织起来后，在用新的社会生活原则全面取代旧的社会生活原则的过程中，在向遗留下来的落后的封建主义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财富的斗争过程中，’也就不断地改造和改变着自身，使自己被压抑到极度贫乏的社会生活需要得到较大的复兴和改善，从而不断获得自身生存的丰富多样的价值，并不断引起自己道德意志方面的新需要。正是在为更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这种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中，在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积极实践中，在广大中国人民中间尤其是在自觉意识较为强烈的公民中间，涌现出了许多具有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新人，其中既有象孟秦、王崇伦、郝建秀、雷锋、焦裕禄等这样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忘我劳动的棋范，也有象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这些为履行国际主义原则、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敢于为国捐躯的英雄。直至今天，具有高尚社会主义情操和品德的新人还在不断涌现——蒋筑英、罗健夫、朱伯儒、张海迪、周礼容……总之，建立在以经济公有制和政治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产生出一种新型民主的、大众的文化，必然会造就一代具有新的精神风貌的社会新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本质上非人道的、压抑人性的封建专制意识、礼教道德，已正在被社会个人渴求全面发展的自觉意识所逐步代替，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本质上能培养起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能使人们在展开社会主义的竞争时本着互助、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采取更为人道的方式，从而使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同心同德地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
当整个社会的哲学思维方式、人生价值观念、伦理情操等精神生活发生系列巨大变化时，必然会引动社会其他方面的精神生活不自觉地发生变化，引动社会民俗、民风、民情等在整体水平上的系列变化。不消说，这种变化，从旧社会中走过来的人有着切身的体验，与新中国一齐长大的那一代人也深有体会。历史上有时也会表现出奇迹，它也会象自然界那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新中国的建立也宛如春风吹开了千万树梨花。在50年代人们欢度翻身解放的日子里，喜悦的神情初露于人们那长期遭受精神痛苦折磨的麻木不仁的脸庞。从那以后，社会的愚味、落后、不卫生、不文明的习俗正在慢慢地被人们克服，如裹小脚、童养媳、抽签问卜、求神拜佛等现象在大体上已差不多成为历虫陈迹，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所造成的冷漠的人际关系，正在被同志式的合作关系所取代，”多磕头、少说话“的社会遗风也被”敢想、敢说、敢干“的新风所代替，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心情舒畅的精神风貌几乎随处可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随着文化体育事业、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的身体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十分令人快意的是，6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在世界体坛上引人注目地崛起，许多运动项目已达到世界体育的第一流水平，中国体育运动健儿曾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多次夺得世界冠军，这同历史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它表明，中国人已不复是外国人眼中的”东亚病夫“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阿Q时代“的告别，中国人也告别了”阿Q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强盛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已逐步涵养而成了一种自尊自强的性格。近代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屡屡挨打于外国人时所形成的耻辱感，夹杂着愚昧和盲目排外情绪于其中的落后感和崇洋媚外感，对强者的逆来顺受感，遭受压迫和欺凌时扭曲地形成的：”精神胜利法“心理，等等，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以不同程度的扫除。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提供了一个更新的历史起点，中华民族既然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它断然不会停止向现代文明发展的进军。在这一新时代的伟大进军中，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中国国民的心理素质，必将进一步得到现代文明的文治。
中国哲学向前发展的历史路碑
毛泽东的思想和哲学，从其现实地位看，它已居于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结构的核心部分；从其社会作用看，它重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从其历史发展看，它则是中国精神文化、中国哲学向前发展，进一步走向繁荣的历史路碑。尽管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是这种发展本身却已成趋趋大势，且众望所归，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得住。
1976年金秋的胜利——江青阴谋集团被粉碎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发生了一场所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危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已经证明所谓信仰危机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虚假的社会精神现象。因为危机的实质只不过是林彪、江青之流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推销商因长期实行强剌激消费，而失去昔日市场虚假繁荣后引起的极度通货膨胀。而当人们一旦从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之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真理的精神太阳必将愈加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它巨大的社会价值必将为更多的群众所认识、所理解、所接受，它必将在长期的实践检验中不断地证明自身生存的力量，以不断吸引和指导千千万万的人们去努力实现自身的解放。令人欣慰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经受住严峻的历史考验之后，在排除”左“的方面及右的方面的种种干扰之后，在现实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正确运行轨道。情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代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已是一种成熟了的理论，它不仅是百余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及其反映这一运动的革命理论发展的正确总结，不仅是被数十年来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功证明，不仅在于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具有其他思想体系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更在于它是-种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方法指南的，本质上能顺应社会历史前进的社会科学理论，它能在不断克服自身不足和缺陷的过程中尽可能完善自己。中国人民在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通过历史的反思和总结，一定能使自己民族的躯体增生出一种精神免疫力，以对种种错误的思想和理论具备一种近乎本能的抗拒作用，以沿着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理论方向前进。
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方面的确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过巨大的损害，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如此。这就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人们发问：毛泽东的理论还灵不灵？还要不要继续坚持它？从而在这里又引出对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评价问题。如果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不能作出合理的评价，就不能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以增强人们的自信心。而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要作出较为科学和合理的评价，最起码的要求莫过于尽量越出鼠目寸光般的狭小视野，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将它放置在大的历史范围内，用大的历史尺度来衡量它。
进而言之，要考察毛泽东的理论和学说的历史作用及其历史命运，展望它的发展前景，一个最可供资用的办法是了解它产生、形成的文化思想基础和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换言之，只有了解它从何处来才能推知它将向何处去。因此，这里有必要来简略地回顾一下从近代开始以来，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战争中，中国社会精神文化、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演进的历史。从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949年这短短的109年间，中国的社会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形态是三级跳式的呈线性规则向前迅速发展。
中国社会精神文化，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在相当短的历史时期内，呈三级跳式迅速地向新的质态跃迁，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具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当中英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把中国推向近代社会后，这一社会内部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更是日趋僵死、没落，从而使其进步、民主的新文化因素的迅速增生成为直接可能。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在一次又-次的深深刺痛中华民族的神经，使之渐渐醒活的历史教训中慢慢转化为现实的。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外国资本的入侵，激发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也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察觉到自己民族的落后和认识到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于是，继之而起的是从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起义，它在担负起反对封建主义历史任务的同时，也企图效法西方资本主义使中华民族走上振兴之路。例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1859年到天京协助天王洪秀全管理天国朝政的洪仁轩，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中兴之盛“的施政方案——《资政新篇》，以图实现”新天、新地、新世界“的革命理想。在经济方面，洪仁秆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在文化思想方面，他主张批判儒教、道教、强调”说正话，讲道理“，以”开人之蒙蔽“，”广人之智慧“；在外交方面，他主张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等等。与此同时，鸦片战争的失败也教训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头脑者。自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所本着的”中体西用“的精神固然是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的复活，但它却显示了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向世界近代文明学习了。1895年中日战争的失败，更是触动了中国人，触动了中国文化界先进人士和最高封建统治阶层，于是有了维新派变法的建议和光绪皇帝新政的颁布，有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运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运动流产后，终于换来了辛亥革命——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华民国能够得以诞生的精神上的助产师则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学说，它是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形成的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体系，它的形成建立在批判旧的封建思想意识的基础上，它无疑是旧的封建制度法章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并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为主体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在主体上已从传统封建文化形态中脱颖出来，达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化台地，从而超出了整整一个社会文化历史时代。而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孙中山的进化唯物论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则标志着中国哲学也在主体上从古代哲学形态中脱颖出来，达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文化台地，从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