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种种观念代有发展，通过世代的延续一直流传到今，深深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中国哲学的这些优良传统思想，不仅能认同接受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和“平等”、“博爱”观，并且还能和传入不久的进化论等观念一起，为迎接、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化提供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处于革命风暴中的中国，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需要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导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迎接外来的、且高于自己的哲学文化。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精神需要，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君临中国并在中国扎下根来。可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几千年来的文化历史烙印和传统思维方式，断然不会一扫而光。即使是先进的中国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也不会一下子“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理深层结构中潜在地、无意识地掣肘国人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吸收、改造和制作，并在一定的社会现实环境的协同作用下悄悄地浸透、揉入到这种外来文化之中。任何人、任何新出现的社会理论、学说，几乎都难以逃脱而必须经过这张无形的精神意识之网，这种传统的民族认识图式或“社会过滤器”，就如同任何渲泄的洪水都必须通过一个既已设立的泄水闸门一样，如同任何离开地球表面的物体，因地心引力作用都最终要落到地面上一样。因此，毛泽东哲学的整体及其各个方面如物质观、运动观、辩证观、认识观、历史观、伦理观等等，总会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色并体现出创立者本人的个性特色。正如毛泽东不象马克思是德国人，不象列宁是俄国人而是一个地道的东亚人、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哲学也不是西欧式的，不是俄国式的，而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哲学果园中的“米丘林的梨苹果”。毛泽东就是这个哲学果园中着手嫁接中西哲学之树的辛勤园丁，毛泽东哲学就是在中国哲学园林里的“梨树根”上生长着的欧洲“苹果树枝”上所结出的一个硕大无比的“梨苹果”——它不是“梨”，也不是“苹果”。显而易见，既然毛泽东哲学从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汇中呱呱落地，世界优秀文化乳汁为它尽情地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成果为它的思想进步提供了新的起点，那么，它在把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化时，也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了，在中国哲学和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交汇和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正好处于与这两种哲学交叉和重合的地位，这表明它在性质上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又属于中国哲学范畴。因而，毛泽东哲学也就是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哲学的特征
毛泽东哲学作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一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政治伦理型哲学，它以自己的特有形式发挥着社会效能，这就决定了它具有方法论的总体特征。这种特征贯通于毛泽东哲学理论发展的全过程中，也体现在毛泽东哲学理论的全部内容中。毛泽东哲学的这种方法论的总体特征是为产生该哲学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
如前面所述及的，从本世纪2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或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性质也就决定了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特性，即决定了毛泽东哲学不是一种书斋式的哲学或讲坛哲学。社会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形成，不是在批判传统旧理论中创立新理论的自我创造过程中实现，而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得到迅速传播时，其创始人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继承和通过对传统封建主义和近代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扬弃过程来实现的。毛泽东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用之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辟正确的道路。因此，毛泽东哲学虽然在理论上主要渊源于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质，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上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延伸，不能不具有鲜明的特征，即它主要地是被用来作为中国革命的精神武器和思想方法。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才带有”新“的性质和形态，因而它一开始就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离不开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的理论指导。这种需要决定了理论的任务主要是有的放矢地去说明、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去转化为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任务的具体方法，去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方向。正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必须脱离出少数知识分子的书斋和讲台而进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因此它一开始就脱离了”纯“哲学的理论色彩，脱离了讲坛哲学的形态而转化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总体性的哲学方法。换言之，由于条件的具备和环境的适宜，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部所固有的方法职能，就会详尽无遗地发挥出来，转化为富于指导性的方法论。当然，这种方法论也即是一种别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一种独具风貌的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毛泽东那里确实是一个东西，关于这一点，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讲授哲学时曾直截了当地指出过：”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毛泽东还解释说：”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认识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个东西。“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特征，不仅呈现在总体形态上，而且还直接地表现在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中。凡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的著作和文字，无不围绕一个中心作用，即用革命理论来解释、指导革命实践。毛泽东所阐发的有关革命的理论、策略和方法，几乎遍及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事业的各个领域，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文艺、伦理、哲学……”。所有这些构成了宏伟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大厦。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著作分类来看，毛泽东的“纯”哲学著作比数很小，除了1937年撰写的哲学讲义《辩证法唯物论提纲》（起初《实践论》、《矛盾论》是其中的章节）外，另只有两篇短文：一篇是1941年撰写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篇文章只有700余字；另一篇见诸于196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这篇文章单行本发表时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也仅千余字。此外，毛泽东还有一些哲学礼记和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毛泽东的这些哲学著作，与其全部著作总量相比确实少得可怜，而有趣的是：毛泽东一生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深钻哲学，并且深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他一些哲学。他不仅自己认真读书，还组织过“新哲学会”；他乐于同哲学工作者讨论哲学问题，甚至在许多会议的讲话中，也往往有意识地参插着宣讲一点哲学。毛泽东一生钻研哲学的时间颇多而写成的哲学专著甚少，这种看来十分矛盾的现象与他所处的客观环境是切切相关的：即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务繁忙，使得他不能静守书斋用大量时间来进行哲学著述，而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分析、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每一个重大问题。这样，毛泽东的哲学理论就转化为革命方法，并揉入他的各类著作之中，同时又以奇伟而又自然的理论形态呈现在人们眼前。人们只要稍加留心就会看到，毛泽东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许多著作，处处显溢出深刻的哲理。例如，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何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几乎被哲学界作为重要的哲学著作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使得毛泽东的哲学理论潜藏于众多的非哲学专著之中，长期紧张的革命生活使得毛泽东只能抽空写出极少极精的哲学专著，这种现象，尤如岩浆包含在地壳之中，平时在地下运行，一旦有机会就喷涌而出，形成壮丽的外观。
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特征，还直接表现在毛泽东的哲理性非常鲜明的论工作方法的专著中。毛泽东在总结自己的丰富工作经验时，写出了不少论工作方法的专著，这些专著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化时的直接结果和详实纪录。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清楚地指出，调査研究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有效方法，认为斗争策略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毛泽东写《调查工作》一文的目的是为了在革命队伍内提倡调查研究风气，使革命者学会调查研究以寻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正确方法。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文中指出，工作方法的问题，严重地摆在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面前，不解决方法问题，革命任务只是瞎说一顿。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文中，提出了两个有效的方法；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他强调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并且还明确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49年，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了12条方法；1958年，毛泽东拟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9年，毛泽东又总结出《工作方法十六条》，等等。在毛泽东这些专门的著作中，哲学观点更是直接地融会为工作方法的原则，众多的方法论专著，形成了毛泽东特有的方法论的范畴、概念群，构成了毛泽东一整套包括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在内的并具有一定相关层次的方法论体系。这些方法是：调查研究法、矛盾分析法、质量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古今中外”法、统筹兼顾法、群众路线法、民主集中法，团结批评团结法，“四面受敌”法、等等，并且这些方法中又各有具体方法。例如，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是：（1）“走马观花”，即是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或翻阅有关情报资料，对形势有大致的了解。（2）“解剖麻雀”，即深入实际作典型调查，以发现事情的本质。（3）开调整会，听取群众各种意见以得出确切结论，等等。调查研究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目的是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客观事实依据。只要稍微列举一些毛泽东提炼出的许多概念、范畴，就可知这些方法的具体性和多样性。例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两分法、抓重点、以点带面、留有余地、两条腿走路、胸中有数、当机立断、多谋善断、一切经过试验、波浪式前进，等等。可以说，毛泽东的这许多概念同时又是哲学概念。总的看来，毛泽东的方法论可说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变态，或者说是隐含着哲学认识论的一种现实化、具体化的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