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造自然界、改造人类社会的同时改造人本身，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对人自身的改造可以说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创始人一生身体力行的实际生活过程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十分注意自身的修养，他主张”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追求人格的”为善“、”诚恳“、”光明“和”向上“，并且具有”不愿与恶人共事“的浩洁情怀。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就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的领袖之后，毛泽东把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作为所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投身者的唯一宗旨，他要求每个革命者都应成为”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和”有益于人民“的人，都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活动中使自己成为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新人。毛泽东认为历史的发展已经为这种新人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实践论》这一哲学名著中，毛泽东阐发了这样一个富有时代精神气息的深刻哲理：”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这一改造过程在开始表现为对一部分人（剥削者）的强制改造，然后则达到所有的人都实行自觉改造，这是世界历史进步的一种趋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正在或将要经过这种双重改造的历史过程。毛泽东预言”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设计的理想社会人格，不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能够自觉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具有创造能力和开拓精神。这样的人在把世界整个儿地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的奋斗中，将会保持经久不衰的毅力，所以，在现实社会中，毛泽东认为革命者应象张思德那样兢兢业业干革命工作，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并能够为人民利益而死；应象白求恩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既有国际主义精神，又有精深的专业技术，并忠于职守；应象”愚公“那样有挖山不止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毅力和精神，去排除万难，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应象鲁迅那样没有半点媚骨、奴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象雷锋那样，有爱僧分明的阶级立场，有克己奉公、一心为他人、一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品德。
塑造社会新人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理想，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为改造旧人培养新人创造了现实条件。因此，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就把对人的改造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并把它看作是实现对社会改造的一体性任务。毛泽东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但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对剥削者、对”敌人“，用专政的方法进行改造，即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而工人阶级等劳动者则”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这种普遍的改造是任何人也不能例外的。毛泽东认为自己”每年都在改造“，他说自己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通过长期阶级斗争改造过来了，但是这种学习和改造今后还要继续进行。毛泽东这样注重人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改造，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适应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因此，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时代人”又红又专“的标准。他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是永远如此。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统帅。为了达到”红“，毛泽东要求人们逐步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他认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到了60年代中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具体设想并试图付诸实践。他在1966年发出的《五·七指示》中提议先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然后推及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及党政机关，推及全国。在”大学校“内部，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这样就可以培养出”拿起锸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亿万共产主义新人“。由于毛泽东的这种设想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因此，当他在50年代实行对剥削者和劳动者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改造运动取得较大成效之后，进而想在短期内改造社会中所有的人并想造就亿万共产主义新人的愿望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为了使自己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泽东非常注重对下一代新人的培养和造就。他亲自制定的（正确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使新的一代茁壮成长，以不致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所希望的那样，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在”和平演变“中成为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者和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毛泽东特别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特别强调要把青年学生放在社会实践的第一线去锻炼，以致在自己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想让广大青少年”经风雨、见世面“，接受”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洗礼，以成为能保持旺盛无产阶级斗志、能”斗私批修“的新一代。但适得其反的是，他这种违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人为成份过多、操之过急的改造，只是收到了”欲速则不达“之效，其可悲的结局是在人际关系恶化和私欲横流中，导致了整整一代人的荒废，从而也导致对人的改造同对社会的改造和对自然的改造脱节。
从整体上看，毛泽东试图通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学习和对革命实践活动的参与，实现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是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绩的。毛泽东的思想和哲学，指导中国人民改造了自己的社会制度，并使这个”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踏进了现代社会的门坎。在这一过程中，全体中国人民都程度不同地自我改造了传统旧思想、旧习俗，接受了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尽管毛泽东在晚年发动”文革“这样适得其反的大规模的改造运动，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幸，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毛泽东的这种”改造“哲学的深远意义。这种意义的深远在于它揭示了人类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类在改造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时，应同时注意认识自身，发展自身，以不断完善自身，使自身更加适应外界客观环境，从而也使客观环境改造得更加适合人类。
中国哲学面向世界的历史纽结
毛泽东哲学实质上是中国人在精神上自觉地、毫无保留地，全面接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的西方进步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新文化、新哲学。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这样大规模西化和世界化的现象，从中国文化发展史和哲学发展史来看，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空前的。这是一个声势显赫、举世皆知的事实。
毛泽东哲学的真正社会历史意义在于，正值中国处于外国侵略者经济的和政治的、武力的和文化的侵压之时，正当中国人民困守在内忧外患的绝境之中时，它为中国人民争取自我生存最后摸索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行之有效的强大思想武器，并使中国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要真正理解毛泽东哲学这样一种与中国革命共生进的社会精神现象，绝对不能把它看作是静态的东西和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把它看作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东西。毛泽东哲学既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又是在精神上支持人们坚定地选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向导。它在使中国文化、中国哲学选择、容纳世界文化、世界哲学的过程中，也就使自身日益获得丰富的内容。
首先，毛泽东哲学从精神上引导中国人在多种比较之中选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俄式“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来作为未来中国社会的范型和实现目标。由于中国社会的落后，这种旨在人类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是不可能从中国的既存文化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因为中国文化主要以封建主义文化和畸形发展的资产阶级文化为主体。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封建主义文化，绝不可能达到阐明几乎高出自己两个社会历史时代的陌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文化水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中，只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社会，和在把”小康“生活理想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同“乌托邦社会图景。而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文化，也因软弱无力而难以提出改造中国社会的合理设想。不过，这种资本主义文化尽管基础薄弱，其发展处处受到封建文化的束缚，但它毕竟为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中国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正是因为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多少产生了一些近代工业、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伴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并随着近代工业出现而产生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所以当在近代工业文明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一旦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则具备了接受它和实践它的最基本、最起码的条件。代表广大农工利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最基本的社会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动和领导中国人民，在经过长年浴血奋战夺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短短4个年头里（1953年至1956年），迅速地在辽阔的中国国土上（除香港、台湾等地外）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种制度因中国社会的落后而烙有”中国特色“。
以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为现实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要在中国社会业已存在的”儒家文化圈“中安家落户、扎稳根基是非常不容易的，尽管它有其生存的起码客观条件。作为一种全然陌生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不得不在各个方面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文化作竭力的斗争，并且不得不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土壤中畸形生长的，在后来已和封建文化结盟的资本主义文化作竭力的斗争，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化身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与旧的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的斗争就成了它神圣的使命，它在自己发展的每一程途中，必然要同这种旧的传统文化发生严重的冲突，它也只有在这种文化的冲突和战争中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长叶、开花、结果。历史已向人民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在中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不仅表现在”五四“运动以来的近70年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被尽情地引进中国来，已为先进的中国人所熟知，更在于在这个不太长的时期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中国进步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现实社会中，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挥着巨大的功用，它为这个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指南；同时，它在发挥社会作用的过程中又使自己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