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述，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著作中去寻找。
——葛兰西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他同马克思相比，除个人特质的不同外，在社会经历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不象马克思那样在书房里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其成就主要在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师毕业后就投身于社会的政治活动和革命活动，尔后更有22年的戎马生涯，26年的治国操劳。因此，即使社会客观条件和个人素质条件具备，他也不可能有时间写出象《资本论》那样的巨著。毛泽东也不象列宁。列宁从事革命活动的大部分时间是侨居在国外，通过著作和报纸、通过理论和指示来指导俄国国内的革命。毛泽东一生仅在革命胜利后有两次很短的时间离开过中国大地，他一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灵魂，中国革命群众的实际领袖，中国革命航船的舵手，中国革命风暴的闪电。列宁的功绩在于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并把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付诸实践？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则是把农民推上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舞台中心，并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极大成功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毛泽东首先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家和革命家，他领导中国人民摧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旧的政治经济结构，从中国历史上看，毛泽东的成功比任何一代社会统一者的成功都要伟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更多地）是一介武夫，而毛泽东不仅成功地使中国得以独立和统一，而且还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只有思想家才有的不朽的传世之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同时写下了极多的有关革命、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文字，其总量大大超过世界上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的学者，也不逊于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作家。
正如马克思、列宁是少见的杰出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他不象马克思、列宁那样出生在一个文明的资产阶级家庭，而是生活在一个封建的农民家庭，但他天资聪颖，在学生时代就才华横溢、文思过人、品学兼优。在同学中，他被称为“伟器”、“毛奇”，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人；在识才的教师中，他被视为“建国材”、“栋梁材”。毛泽东思学如渴，有锲而不舍之精神和所向披靡之风格。特别是在湖南一师求学及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他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以文、哲、政、史、地等科的造诣之为最，他那时已经在思考如何“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也酷爱体育锻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他的座右铭。相对完善的“固定知识”结构和强健的身体，为毛泽东后来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提供了极好的基础。正是从这里出发，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在沸腾的历史巫锅里，使自己的精神不断受到炉炖和陶冶，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得以发展、丰富并达到成熟，从而留下深刻地揭示社会人生哲理的绝世之作。
从哲学意义上讲，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新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演进和崩溃机制，从而建构了“《资本论》的逻辑”；列宁在探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如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时，使认识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并企图提炼出“辩证法的要素”，描绘一个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草图；毛泽东则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军事、政治、哲学等著作里，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即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哲学带有明显的方法论特征。
毛泽东哲学源远流长，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延伸，正如列宁经过俄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汲取近代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一样，毛泽东经过自己的老师（也是自己的岳丈）杨昌济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学到了近代西方和中国的资本主义进步文化，经过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别、陈独秀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多次说到自己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产阶级的书，最后才读马列的书。正因为汲取和兼蓄了为后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铺垫的中国古代文化精华和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精华，并有一定能为之融会的社会环境为机制，毛泽东就能较快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故此，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最高点是一致的，即是说，中国近代和现代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就会达到何种程度。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才，总不能超出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正如任何人都不能超出自己的生存环境一样。毛泽东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联结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因素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为一体，这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从“传统”和近代水平提高到具有现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有的放矢地用来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毛泽东与王明的根本不同之处是力戒空谈，一切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和教条出发。毛泽东曾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落后，而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得具有灵活性，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猴气”为辅。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真可谓一个有自知之明、豁然大度、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从毛泽东那表现出自己特有风格的著作中也可以窥知这一点。毛泽东一贯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是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使之用于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目的是要使中国获得独立、新生、繁荣、昌盛，使中华民族能作为一个优秀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而使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并为全人类的解放作出较大的贡献。
作为杰出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更具有处于巨变时代的大学者风度。他所留下的哲学著作，既有传统中国哲理那样言简意赅的风格，又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彩；他的军事著作，充分表现了他远谋深算，雄韬奇略的军事家才能；他的政治著作中所阐发的思想既切合实际国情，又独具匠心地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所写的古体诗词，气派雄浑，不同凡响；他的白话文体更是新人耳目、奔放流畅。总之，毛泽东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文字珍宝。从主体方面看，它是毛泽东在文化原野上辛勤耕耘的果实，是毛泽东加倍脑力劳动的物化产品；从社会角度看，是中国社会处于革命转变的飞速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精神表现，是时代智慧的结晶。
伟人毛泽东是从普通人长成的，与普通人一样，他同样具有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正因为毛泽东是伟人，他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更带有时代印记，更典型、更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的弱点和不足。外强侵逼、内部腐败的近代中国社会造就了具有坚韧不拔反叛性格的毛泽东，使他成为了一个中国现代革命史中最伟大的革命者。然而，对于一个成功的革命者而言，他不仅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历史证明，建设新世界比破坏旧世界更为艰难。自革命胜利之日起，经历了重重灾难，对帝、官、封切齿痛恨的中国人民向往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在毛泽东身上开始集中地表现为不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幻想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的情绪。当然，从历时20个年头的人民公社的生存历史中，可以依稀窥见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岳麓新村”设想的扩大。主客观条件的交错，以至建国后的中国过多地注意了政治而较少地注意到自然（这正好与费尔巴哈相反），因而造成了建国后社会政治运动的频繁，尤其在十年内乱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情况在哲学形态上的表现，则是特别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毛泽东的晚年失政不仅表现出了自己过于看重人的意志作用的倾向，也表明了他的哲学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某种局限，即他的哲学理论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需要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提高和完善的东西。但是，不论具有何种局限性，毛泽东哲学曾直接地指导过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它作为一种新质形态的哲学，使中国哲学来了一次真正的“脱毛”，即从近代形态蛻变为现代形态，并代表了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哲学主流。历时已半个世纪之久的毛泽东哲学，在人们的整个精神生活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注入到人们内层的心理结构中，潜移默体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哲学似一只无形的手，仍统摄着人们的灵魂，仍潜在地然而十分有力地从精神意识上给人以行动的方向。因此，把功绩卓著、影响深远的毛泽东哲学，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和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予以整体的考察，对其理论的性质和社会功能作出切实的全面评价，是一个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任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非常严肃的任务。
一、毛泽东哲学的孕育
正如毛泽东本人是从旧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样，毛泽东哲学也同样根植于旧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正如离开昨天的中国就难以完整地理解今天的中国一样，离开中国古代文化及近代文化、中国古代哲学及近代哲学，就难以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换言之，要了解毛泽东哲学的全貌和实质，除了弄清楚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外，必须追溯它赖以生成的另一个深厚的基础——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必须研究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化及其衰微
中国古代文化，灿若星汉。它发源并勃兴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尔后它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道路不断绵延伸展，并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盛衰而盛衰。中国古代文化，其主体是汉族文化，以儒、墨、法、道及（后来传入的）佛学为表征，而其中以儒学占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将政治、人伦、哲学熔为一炉，它教人“通古今之变，穷天人之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主要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文化，对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起着精神上的维系作用，并对整个社会生活起着调节作用。在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为先决条件的基础上，它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不断地复制自身、发展自身。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代有高峰，且在各个社会历史时代显露出不同的特色。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兴起，其中孔学絪缊化生，自成一家。大一统的汉朝建立后，经学受到独尊和弘扬。魏晋时期，玄学泛觞。隋唐时期，佛学盛行，并形成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局面。宋时新儒学即程朱理学系统形成，它以儒为表，以佛道为里，冶三教于一炉。明时陆、王心学演化而出。清代朴学应时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