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搞古代的也好，当代的也好，除了作家与作品外，还需要作一点关于文学的艺术发展和文学体裁的发生发展的研究，关于文学作为社会现象的发展程度和文学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的历史特点的研究，文学思潮、文学主题、文学题材的研究。如果只注意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特别是如果只注意作家作品的社会研究，很可能掉进这样的公式：某一作家是某一思潮的代表，他的社会政治倾向，他在什么作品中表达了他的什么观点，就完了。这就很难真实地再现文学的历史。而且读了这样的历史，对研究文学现象和希望从历史得到创作的借鉴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此外，历史的发展变化，文学作品中反映到什么程度，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著作。例如，对于五四运动到1927年的革命史、社会史，文学反映了什么，这就不是研究某一两个作家作品所能解决的。彻底地研究了鲁迅，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又如妇女在中国过去文学上的反映，在现代文学上的反映，工人、农民的形象在文学上有些什么反映，少数民族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中国文学领域里来，这些账都值得算一下。文学作品有哪些传统的主题，这些传统的主题经历了一些什么演变，现在有些什么新的解释、新的意义，这里也有一批很重要的研究题目。有的主题出现在中国的新文学，而中国旧文学没有出现过，否则怎么叫新文学？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究竟有什么不同？只一个《狂人日记》研究，不能答复这个问题。不能以几个作家研究代替文学的全面研究。规划中有这个缺点。目无全牛，只看见一个个人，一个个作品，没有看到整个文学运动，而不研究这些，就难于写好文学史。
明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要研究这60年文学的变化，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这方面希望进一步探讨。
规划中，我们的力量究竟怎样，怎样培养新生力量，还没有认真研究，要想出办法，把它订入规划，如只讲两句抽象的话，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文学研究力量遇到了危机，光凭大学培养，不能解决问题，要注意最缺乏的是什么力量，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要解决哪些问题，多少年内解决到什么程度，将来修订规划时要注意。
如何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胡乔木
首先，我认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创作的有重要意义的成果，而不是成果形成过程中这样那样的临时性的政治事件（不包括积极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的影响是长期的），这些政治事件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客观事实，但是这些影响也是临时性的，它们不能产生甚至也很少影响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成果，这是更重要的客观事实。文学史家首先要把这些真正重要的事实从那些千变万化的现象中区别出来。确实，一些临时性的政治事件会影响到作家，甚至也可能影响某些临时性的作品，但是极少影响到那些值得写进文学史的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影响作家的传记，这在作家的传记部分需要说一些，但也不需要说太多，这不是因为我对作家的遭遇没有同情，而是因为文学史究竟不是作家的传记集。比方我们写新中国30年的科学史，虽然内容不多，总还有些内容。那么是否要将科学院成立、谁当了学部委员、谁在什么会议上作了报告，通过什么决议，农业纲要的讨论，一些建设项目上马下马，“大跃进”，这口号那口号，这批判那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统统写到科学史中去呢？我认为不需要。如果写成这样的科学史公之于世，哪一个科学家有兴趣看呢？世界上的科学史都不会这样写。与唐山地震有关的政治事件如写到科学史里去，这反映新中国的哪一种科学成就呢？世界上的科学家和普通读者读科学史关心的是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是与科学有关的社会政治事件，也不是科学管理史。也许有一部分人对管理的兴味大于对科学的兴味，他们需要读一种科学管理史，但这也必须先把管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并客观地研究其演变和规律，才有成书的希望（这种书编得再好，也不能与科学史混为一谈），否则就有可能把反科学、反管理、反历史的东西拼凑出一种毫无价值的废料。至于宗教裁判史，可以成为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的史料，但不能成为科学史。裁判中间没有科学，也产生不出科学。哲学史也是如此。新中国30年中间哲学研究除哲学史研究外没有什么值得论述的发展，因此就写不出什么哲学史。围绕哲学的论争、批判很不少，但是不可能用那些构成哲学史。
再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史，要说到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业、商业、外贸等。至于要说到某个工厂某个银行如何修建起来的，某个工厂厂长的个人生活变迁如何，写起来就得一百卷本，甚至一百卷本也不写这些，普通的经济史不需要这样写。写经济史只能以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和变化为对象。当然经济史的作家可以因个人的兴趣、目的、表现方法的差别，使作品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总是以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和变化为研究对象。经济史不是经济学说史或政府的经济政策史，如果一些言谈够不上经济学说或经济政策，那就连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政策史也列不进了。
文学史同样要以文学作品为对象。文学作品指在社会上发表过并得到社会上的一定评价的文学作品。如果只有手稿，没有发表过，没有发生过社会影响，就不能成为文学史的对象。文学史家讲到这个作家时只能在注解说明听说他还有什么手稿。
文学史免不了涉及作家的历史。但文学史不能成为作家的传记集，不是每个作家的活动史。例如托尔斯泰一生有很多活动，他除了文学活动外，还有宗教、教育等活动，晚年还主持过“乌托邦”式的活动，这都是他的传记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般的俄国文学史就不详细讲托尔斯泰文学创作以外的其他活动。我们不能认为文学史不写这些是错的。相反，这是对的。又如萧伯纳和威尔斯晚年都投过英国共产党的票。这在英国文学史上就难写。共产主义文学史家可能要写一笔，别的文学史家就不大会写。因为这不是文学活动，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文学著作。
同样，在法国，左拉曾经在“德莱菲斯事件”中挺身出来反抗反动政治。这事对左拉生平很有意义，在文学史上需要写几句，但也不能花费很多篇幅评论这些事，文学史主要还是要讲他的作品。又如罗曼·罗兰和巴比塞在欧战结束后的争论当时很有意义，引人注意。但争的不是文艺问题。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中如需要提到，也不能成为重要的题目。
一个作家，他的遭遇不管如何叫人同情，但如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便没有地位。鲁迅说的“空头文学家”，那总还是写了几篇文章的，但毕竟摆脱不了空头文学家的地位，不管他曾在文坛上如何登龙，如何大闹天宫，总不能写进文学史，写了便成为秽史。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与他的文学著作成果（包括量与质）成比例，不能与别的任何东西成比例。把不应该注意的事情列到文学史中去，文学史便会失去它的品格。
以上说的是作家个人的情况。对于整个文学也是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对各国文学影响很大，但是文学史所关心的还是两次战争期间出了哪些作品，或关于两次战争出了哪些作品，而不能多说战争对于各个作家产生的个人生活上的影响。作家对于战争的态度，如果不是表现于作品并且是重要的作品，那文学史也就不大会写。事实上我们尽管当时很注意，事后也就很少理会了。豪普特曼和佛郎士欧战时都拥护过本国的政策，现在我们难道能根据这一点来评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吗？
文学史提到政治，只能在政治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范围来谈。文学史不是报纸或文艺新闻。一般报纸离不开每天的政治。文学史则不然。文学史中谈到政治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要有科学的了解和判断，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影响，都要有科学的判断。至于政治上的影响，什么能写到文学史中去，这是要另外研究的问题。政治家对作家的帮助、谈话，是否就成为文学史的对象呢？我认为，除非对于极重要的作品发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一般不能。否则文学史就会变成文学琐闻史。中国的唐诗记事和很多诗话中充满了这些琐闻或琐谈，但是不能成为文学史。
以上说的都是一些常识。世界各国的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写的。
文学史有它的特定范围，尽管在这范围中，各个文学史家会有观点、材料取舍、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但对象是相同的，大致的方法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是一种科学，如同物理学不管怎样编写，它的对象总是相同的一样。对文学史的范围与对象要研究，不要为时代潮流或临时的气氛所左右，要有独立的严肃的科学态度。不能春天有春天的文学史，夏天有夏天的文学史。
其次，谈谈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上层建筑，政治也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性质不同，任务也不同，社会作用和作用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有人说，文学是手段，政治是目的，我认为它们的关系决没有这样简单。革命的最后目的表现为经济和文化（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只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的目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把这个事实绝对化。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不仅仅是政治的手段。政治必然影响文学，但如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了。我们当然可以写政治史如何影响文学史的专著，但是一般的文学史并不是这样的专著，它只需要写到适当的程度，而不需要超过这种程度。文学史并不因此就脱离了政治。我们的文学史有一定的政治观点，一定的社会历史观点，这是一。我们在说到作家的重要作品时，不能不说到每一部作品的思想政治意义，这是二。因此，文学史不会因为忽视临时性的政治事件而脱离政治。我不相信现在有这种危险，相反，倒是有文学湮没在政治史中的危险。这不是可能性，而是现实。
我相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是有客观规律性的。我们对生产力的规律容易承认，对生产关系的规律性也能接受，而对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性就有很多人不承认。有些热衷于发号施令的人就认为发号施令能改变一切，有权力就可决定一切，以为他一发号施令即使不能改变工农业（其实也能改变工农业），起码可以改变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当然会因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这并不说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或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不起作用，并不意味着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如此。这种影响有其客观的局限，决非随心所欲。文学史当然也可以详细叙述政治对文学的各种影响及其局限，但是我想这与其说是文学史的任务，不如说是政治史或文化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