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开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十名代表出席。4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院大会，传达全国科学大会精神。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并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广大科研人员受到很大的鼓舞。正在这时，组织全院科研人员一起来讨论1978年的科研计划，大家非常高兴。一时间全院上下谈课题、议项目，献计献策。从已经80高龄的著名学者陈翰笙老先生当时为之操心的情况可见一斑。
4月30日，陈翰老即到世界历史研究所谈制订研究工作规划的意义和内容。5月28日，分管国际问题研究的副院长宦乡登门拜访，与陈翰老就国际政治研究所的规划问题长谈了两个钟头。第二天，陈翰老又给胡乔木写信。一是为世界史所的现状焦虑，一是对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规划提意见。信中反映：“世界史所，我于4月30日曾去谈过制订研究工作规划的意义和内容。但迄今似无人抓紧搞世界史所研究工作的规划。该所既无所长，也无副所长。乱哄哄的混乱状态仍无法消除。”对世经所发出的“规划的设想和建议”，陈翰老感到“既不全面，又嫌杂乱。我无法进言，故将鄙见写出呈上，请你拨冗参阅。”信中附上28日写就的《关于世界经济研究所制订研究工作规划几点意见》。这份意见书指出了过去工作中的问题，认为“现在急需制订规划，改变过去的情况，争取在短期内赶上客观形势对我们的要求。”他建议，“为了解决有关我国外贸、外经以及外交上一些经济问题，世界经济研究所可设四个研究室继续工作。”其任务是：一室，研究美苏两国的经济。当前美苏间的关系是世界经济的关键。研究美苏两国经济的人员在一个研究室工作，便于磋商和讨论问题。二室，研究第二世界各国的经济问题。三室，研究亚非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各国的经济问题。四室研究拉美各国的经济问题。对每个研究室，陈翰老都提出了需尽先研究解答的课题，总共36个。此外，他还对研究干部的遴选、聘任与培养，图书室、编译室的设置及其任务提出了具体意见。
二、领导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计划和中、长期规划和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是在胡乔木领导下同步进行的，在此过程中，胡乔木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目标、任务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对若干学科建设提出了重要意见，亲自主持了规划的制订和全国规划会议的召开。
1.提出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十项要求
1978年9月11日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胡乔木于9月13日到会讲话。胡乔木结合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论述了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指明了中国社会科学规划的目标、任务，并就当时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存在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关于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目标、任务，胡乔木提出十项要求。首先，列入规划的课题，它的研究成果，应该对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法学、历史、世界的历史和现状、文学、语言、教育学、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作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答复。第二，列入规划的课题应该要求对世界学术作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特有的贡献。对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好的课题，特别要进行更多的认真研究，拿出研究成果来。第三，规划应该包括编写出一套社会科学的基本教材。第四，规划应该包括编写出社会科学各种基本的工具书。第五，规划应该把社会科学研究的空白在最近期间填补起来。第六，规划应该提出最近几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国内情况的基本调查。第七，规划应该包括社会科学队伍和领导的整顿问题。第八，规划应该包括社会科学队伍的培养问题。第九，要做好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第十，要做好社会科学的国内国外的资料工作、情报工作、翻译工作（包括外文译汉文、汉文译外文），适应学术交流的迫切需要。同时还要加强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技术装备，尽可能用新的技术把我们的工作装备起来。
胡乔木指出，制订规划要实事求是，适当安排，列入的项目应该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做到的。首先要考虑一些最重要的力求完成的题目。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的研究力量要有深刻的了解，了解哪个门类力量较强，谁有什么研究专长。胡乔木强调，“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提倡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还很有针对性地指出，“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尽量地减少重复劳动。重复劳动并不是百花齐放。”“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我们直接去研究，直接深入到研究的对象，做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样才能够有所前进，有所创新。”
胡乔木还谈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问题，传达了不久前邓小平同志对自然科学研究机关工作的指示，认为这些指示对社会科学研究机关也是值得注意的。
2.对学科建设提出意见
从1979年2月起，全国性的分学科规划会议先后召开。胡乔木先后出席了文学、社会学、新闻学、史学、法学等学科的规划会议或学会会议。副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也按分工出席了各有关学科的规划会议。
胡乔木在指导各学科制订年度计划和长期规划的过程中，作出批示或发表讲话、谈话，就法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新闻学和方志学等学科，阐述了他的学术见解，充分展示了胡乔木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的特点，对这些学科的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
关于法学1977年12月23日，胡乔木审阅法学研究所拟订的1978年科研项目计划。对当时法学研究的课题，提出了八条建议，请法学研究所同志考虑：“1.对国内处理一些重要和疑难犯罪行为的判例，邀请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座谈一次或几次，请他们考虑可否分类收集编选审定并加说明。这对统一全国量刑标准、提高用法水平有很大作用。2.针对主要犯罪行为和犯罪者的思想写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强有力的宣传小册子。可以分成着重正面的和着重反面的。3.对犯罪行为和司法结果作分类专题研究，并提出改进立法和防止犯罪的建议。内部材料。4.青少年犯罪问题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关系，作大量科学研究。暂作内部材料。5.对刑法、民法条例研究向中央提出审议的报告。并可考虑在人大、政协会上提出适当提案。6.对中央已有法令因时间已久提出总结经验作适当修改补充的研究和建议。7.关于维护交通安全和其他有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法令，建议电影、电视、广播机关作出宣传，并编入教科书。建议对环境保护提出法律草案。8.有关国际法项目可向外交部询问有无更多的要求协同解决的问题。”胡乔木最后说：“这是一些例子。总之要更多地为实际服务。”胡乔木提出了总的原则，同时又提出了具体建议。这八条建议，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出它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的预见性。
关于经济学在“北京地区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1978年1月25日至2月1日）上，胡乔木作了《关于经济科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发言，谈了五个问题。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经济研究所准备在1980年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但研究这门科学，不是写出某一本书就完成了任务。这是一个长期的科学的探讨，需要订出长期的规划。胡乔木提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要研究解决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许多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及许多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原来没有设想到的问题。例如，一个重大的理论的也是实践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资本主义的活动，有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需要作周密的调查研究。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要准备像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那样付出毕生的精力。不能依靠引证，不能依靠演绎的推理，更不能依靠武断。二、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方面存在许多严重的、迫切的问题的原因，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企业比我们搞得好的原因，需要认真地、严肃地、切实地答复这个问题，找出使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克服自己的缺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途径。胡乔木强调：“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大量地收集和掌握材料，进行科学的比较。”“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不能离开对世界经济的比较、研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就没有放松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经济的研究。这才是历史的、发展的观点。而且，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如果没有比较的研究，那么，我们要做出一种全面的科学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第二，关于当前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胡乔木指出，经济学历来被认为是最实用的一门科学。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名言对于经济学家是更加适用的。经济学家需要实际参加企业的经济工作，从经济学的角度去通盘地研究、处理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如果我们的企业仅仅用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而在整个生产的运转方面，资金的使用和运转方面，人力的使用和组织方面，职工积极性的发挥方面，存在着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现象，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不可能赶到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去的。“所以我们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装备，而且一定要有完全先进的、合理的、科学的管理制度。”
第三，关于世界经济的研究。胡乔木强调研究经济发展情况和跟外国经济作比较研究的重要。他说：“我们写出的教材，不能以过去多少年前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为限。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能满足实际生活对这门科学的要求。而且，我们在研究的根本方法上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他提出：“我们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独立的、科学的、认真的研究。要对他们去世以后世界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一些基本的现象作出解释。”
第四，关于外国经济学的研究。胡乔木举例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任意地把他们的前人和同时代人说成一钱不值。我们对外国的经济学要批判、要分析，有用的我们就要用，错误的我们就要反驳。要把对外国经济学的研究当作一个重要任务列入规划。他还指出，数理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也应列入规划。
第五，关于编写经营管理方面的专题通俗读物。胡乔木提出，从实际出发，总结中国已有的经验并参考外国的有用经验，编好诸如怎样管理一个工厂、一个矿山，怎样做好一个车间主任、一个商店或公司经理、怎样管好一条铁路、一个农场等专题读物，这是经济战线上广大工作人员迫切需要的。希望规划里列入这个方面。
关于文艺理论和文学史胡乔木提出了合乎艺术规律的原则和方法。
胡乔木指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的直接现实，而不只是文艺批评和理论著作。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本身，建立真正有系统的理论。要以马列毛之矢，射文艺学之的，而不能停止于以矢为的。他还指出：“似乎不同于刊物上、会议上或批判中形成的潮流。”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创作的有重要意义的成果。要紧紧围绕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现、它和过去文学的区别和继承关系，做很多的研究。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与他的文学著作成果（包括质与量）成正比。中国文学史“要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面貌，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胡乔木尖锐地指出，文学史中谈到政治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要有科学的了解和判断。当代中国文学史，是政治干涉文学相当多的时期，然而粗暴的干涉“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他不赞成以事件来划分文学史的阶段，认为那样做就“过于着重或夸大政治编年史的影响了”。对那种充满各种政治事件、口号，充满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鉴定的文学史，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关于史学胡乔木在1980年4月8日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对历史学的作用、目前史学工作遇到的困难和应采取的措施、有关历史研究工作的几个思想方面的问题等作了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