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紫光阁旁的小道上，不期与正在散步的胡乔木遇到，也就同他一起走着，有生第一次与他这样切近地说话。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上海人。他噢了一声，并不无调侃地说：在上海，上海人可是看不起苏北人的呀，苏北人大多是在那里做最底层的工作的。可是一个大城市，没有这些被看不起的人在工作，恐怕就很难维持了，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我说，是的，但不少地方可能都有一种盲目的地域偏见，从而会有意无意地排斥外地人。
然后不知话头是如何转来的，他说他重新做工作以来，就有一种特别兴奋的劲头，觉得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所以就像拼命三郎似地踢打。他对当时的前景并不太乐观。说他前一阵子的劲头也许是回光返照吧。胡乔木从1961年夏开始病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十有九年被审查和“冷冻”，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交代下筹备和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才再一次获得了舍命陪君子、拼命报效党和国家的机会。
“四人帮”丧尽天良，很快倒台。大家都欣喜若狂。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带领政研室全体人员到天安门前游行庆祝，欢天喜地地走了一圈。胡乔木一下子年轻了，不苟言笑的胡乔木脸绽笑容，跟着大家一起高喊口号。
1977年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部级单位，派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三位领导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去。胡乔木任院长和党组书记。邓力群协助他，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于光远也是副院长。于光远是胡乔木向中央推荐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陷入困境的时候，邓力群和于光远是最保护胡乔木的。当时邓力群是采取大包大揽，把自己做过的事的一切责任都担当了起来，不推到胡乔木身上。于光远是另有高招，说东道西，讲得很热闹，但造反派听了却是一本糊涂账，抓不到胡乔木的半点把柄。所以这三个人整整齐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成为一片叫好的盛事。1977年11月中央正式发出任命通知。
当时朱佳木随胡乔木、我随邓力群一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组建院一级领导人员的工作中，邓力群曾向胡乔木推荐周扬。邓力群认为，毛主席说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现在周扬还没有工作。周扬调入后，也很快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草创阶段，困难很多。办公室不够，宿舍不够，随着大批干部和研究人员的调入，这些原已存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本来已经够拥挤的办公室越发不够用。为解决燃眉之急，胡乔木和邓力群首先合计把他们两人的办公室合并，让出一个。那时实际就是朱佳木和我在胡乔木的办公室里摆了两张办公桌，邓力群的办公室完全腾了出来。这在领导同志之中起了带头的作用，反响很好。叫唤办公室小、太挤等的声音一下销声匿迹。
尽管办公条件有限，但是也要搞得整齐清洁，这是个机关单位的风貌问题，不可小视。越是困难越要有一种精神来支撑。胡乔木看到厕所很脏，就自己动起手来，打扫卫生。这种无声的、榜样的、没有批评的教育，使人们感动不已，全院上下每一角落里的扫把和抹布都跟着动了起来。后来新调来的外事局局长王光美，竟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这又让人们好好传闻了一阵子。都说老革命的作风回来了。艰苦朴素不简单！邓力群坐的小汽车，是一辆已用过很久的伏尔加，已经很破旧，开起来就像老牛拖车。上面又为邓力群配了一辆红旗轿车，他说我的车还可以用，把它配给周扬同志吧。这辆有些气派的红旗轿车便让给了周扬。这也成为领导同志之间的一段佳话。在胡乔木的带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正气抬头，歪风邪气吃不开。人们计较小事的心没有了，便一心扑在了工作上。
胡乔木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成一个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殿堂，一心一意要把它建设成能起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作用的阵地。
这个时候他是很忙很忙。他还是中共中央的副秘书长。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责任更重了。他自己身体力行，不断地为中央起草各种文件，并兼而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支队伍左冲右突。他以“还我青春年少，达旦不须辞”的壮怀激烈的情怀鼓足干劲，以“老马知途好着鞭”的自觉奋发勇进。身上的病痛不算什么，“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
1980年2月，我根据邓力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次讲话，写了一篇文章《共产党员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约有三四千字，不算短了，发表在2月22日的《北京日报》，占了第一版下面近半版。新华社为此也向全国发了通稿，许多报纸转载，反响很大。邓力群说我写得不错。据《北京日报》的同志说，胡耀邦也打电话去表示很高兴看到这篇文章。胡乔木因为办公室合并后总是有所不便，不大到办公室来。有次由黎虹陪着来了，他向黎虹介绍说，这就是朱元石，声音轻得其他人难以听见。黎虹走上来热情握手，我看得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秘书，不像我完全是一个生手。后来又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来院的胡乔木。他说，那篇文章是你写的？难怪乔木这样问，因为文章的署名是“元石”，没有出全名。我回答说，是。他点一点头，嗯了一声，没有说称赞的话。我知道，在他这个夫子面前，我的文章是否论述到家，是否完善确当，那是不一定的。在他每字每句都要较真的老人家的眼里，这篇文章一定有不少不足。胡乔木在理论问题上更不轻易表扬人，他的严谨作风我始终心悦诚服。他没有批评，就是对我的鼓舞，我心满意足了。
后来他老人家也多次说了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话，我发现刚把院长职务辞下来、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的胡乔木，1981年1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郑重地说：在政治上，我想也应该这样说，社会科学院至少是绝大多数的所，是能够跟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上跟中央保持一致，和我们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这两个要求之间并不矛盾”。他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和国务院领导的一个社会科学机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理所当然的、毫无疑问的，要同怀疑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斗争。“中央提出与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怎样起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只能通过它的科研产品。不作这样的努力，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在胡乔木的精心领导下，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有了相当声势，全院工作人员已达3760多人，党员占到一半，有1880多人。1980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党代会。胡乔木在报告中首先说，得到中央书记处的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党组的工作就结束了。我这个院长要做些什么，我想讲一下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胡乔木开宗明义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服务，要为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服务，为社会科学院本身的现代化服务。“首先，它应该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做好党和政府的助手。这也就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这个报告，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胡乔木说，政治是政治，学术是学术，政治也可以作为科学来研究，“我以前说过，我们不希望把社会科学院变成一个时事论坛，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科学院的身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不在这一方面。它如果讨论政治问题，就是把政治当作一个科学的对象，它要写出有严肃性的、有充分论证的、系统的科学著作。”“我们不但过去搞了很多的清规戒律，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守着这些清规戒律，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门应该是最富有生气的科学变得没有生气。我们的社会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我们的共产党员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研究新的材料，研究新的问题，研究新的方法，写出新的著作。”胡乔木已经看了当天的报纸，他说，“今天的报纸上发表了邓小平同志为儿童节给中国少年报的题词，上面说，希望全国的少年儿童要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我们不是少年儿童，可是，我们需要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这只有通过严肃的科学研究，拿出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相称的产品才能做到。”胡乔木在解放思想方面，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方面，常常是站在前列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是在胡乔木坚持下创办起来的。结果喜人，现在许多从这个研究生院毕业出来的学生，不少已经是科研战线上以至其他战线上的骨干和领导了，他们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新一代中坚力量。胡乔木曾对研究生院给予特殊关照。有一件事是很感人的。研究生院初办，吸引了全国的不少有志学子。有一位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的残疾青年翁绍军，在他考入研究生院以前，他是在上海市烫金材料厂工作，曾在1977年被评为市轻工业局的先进工作者。他的下肢残疾，是幼年时患小儿麻痹症造成的。他在考入研究生院前，胡乔木曾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作过调查，看有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再决定是否录取。哲学所曾派专人到上海进行审核。但是到1981年9月三年制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出来，分配到上海的一个科研单位，其人事处竟因他有残疾而拒绝接收。他拄着拐杖到处求告，奔波了9个月也未能解决。胡乔木得到反映，即于1982年6月29日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写信，要求过问一下，尽可能给予这样的不幸者以人道的援助，说，他既能自理生活，为何不能让他研究西方哲学史呢？“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同志的爱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后来我在把这封信编进《胡乔木书信集》时，不觉为胡乔木的这种金子般赤纯的心所感动，止不住流泪。
事儿很多，不胜枚举。
1980年12月，胡乔木鉴于自己的头衔越来越多，在中央的工作越来越重，“深感再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实在负担不了”，终于向中央提出批准他辞去院长职务，同时建议也批准时任中办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工作头绪也很多的邓力群，也辞去副院长职务，一起专心中央的工作。此请获得中央批准。
我和朱佳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稍待一些时候，最后都回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
胡乔木曾在1982年写过一首《仙鹤》诗，他咏道：“你娴静，又欣然起舞翩跹，你沉默，又俄然飞鸣震天。除了避敌，你行止常闲，除了孵卵，你直立不蜷。不猛不怯，你温良而庄严，不骄不媚，你入世而超然。勇毅啊，你不顾远道无援，忠信啊，你每年春北秋南。”我读到它，才深深地感悟了胡乔木自身的意念，完全地理解了他的待人接物、处世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