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需要增加哪些新的研究所，胡乔木谈了大体的设想：社会科学院应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主义研究所。也需要有政治学的研究所。也要考虑是否成立社会学的研究所。关于现代历史，我们已经有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民国以后的，以至“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经济工作，单是一个经济研究所是不够的，需要有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等方面的专门的经济学的研究，在这方面也需要考虑成立新的研究所。关于国际问题，胡乔木说，1963年，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外事小组曾经向党中央、毛主席作过报告，建议成立一些国际问题的研究所。毛主席批准了，并且加了重要补充，作了重要批示。据此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可是，现在社会科学院对世界各国研究的机构很少。要努力想法子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继续进行起来。胡乔木列举了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日本、苏联、美国等等。
这次动员会后，胡乔木即亲自草拟了一份《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的规划，并要求据此写第二个关于社会科学院编制的报告（要有今年拟增人数）送中央。按胡乔木的计划，共约新设五六十个单位。八年后，即到1985年，整个中国社科院要增加到六七十个研究所，人员达两万人左右。这个数目仅仅及苏美等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几十分之一。今年先增加几个：经济所在原有几个组的基础上分别成立几个研究所：工业经济所、农业经济所、财贸经济所；新的研究所首先成立世界政治研究所，集中力量写小平同志出的题目《苏联怎样变成修正主义的》。
对胡乔木的这项计划，邓小平在1978年3月28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表示“赞成”，要他们写报告。并说：“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事情就可以办了。而且有些事情要赶快立庙，有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先把懂外文的找来翻译也好。党史也是这样，要对一些老同志采访，记下来。要赶快做。过些年，这些同志去世了，很多材料就很难调查了。”
经过几年努力，到198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增加到32个，其中新建以及转来的研究所共18个，增加了一倍多。胡乔木亲自请费孝通重建社会学，担任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这个学科在1957年被取消后重新建立起来，恢复了名誉。胡乔木还恢复了同样被长期禁锢的政治学学科，设立了政治学研究所。先后恢复或增设的还有新闻学、人口学等学科和研究所以及青少年研究所。经济学原来只有一个经济研究所，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先后增设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财贸物资经济学、基建经济学（与国家基建委员会双重领导）和技术经济学等学科和相应的研究所。对国际问题进行研究的，原来仅有世界经济研究所。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增设了世界政治研究所和一些按国别和地区的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南亚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合办，请著名学者季羡林担任所长）；又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把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划归社科院。1978年1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现代史研究室，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1978年12月社科院和国家建委又联合向国务院呈送了成立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的报告。1978年经中央批准成立，1979年3月正式筹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邓力群提名、院党组同意、院务会议决定由于光远兼任该所所长负责筹建。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会科学院的“第一所”。可是事与愿违，在“八九风波”中，这个所的政治方向后来大成问题。
此外，为完成中央交办的从理论上总结苏联演变的历史教训、揭露其社会帝国主义实质的任务，胡乔木于1978年5月15日给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和耿飚副总理写报告，提出借调干部，成立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用大约两年时间，集中研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问题，完成需要的文章。此后不久，为及时地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反应，随时集中力量，写作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结合的文章，胡乔木决定成立院写作小组。此议请示了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和主管宣传口的副总理耿飚，他们都很赞成。院写作小组遂于1978年8月成立。10月，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四人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死敌》。
胡乔木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所两级机构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它比较符合我国社会科学的实际情况，基本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科学的需要，的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安定团结
揭批“四人帮”，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是当时的中心任务。
1977年12月20日，邓力群主持召开全院党员大会，胡乔木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汇报时的指示。胡乔木说，两位副主席指示我们，要团结各种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十分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以前有过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后来90%以上的人转变好了，全国都有这种情况，要和一切犯过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几个人，问题就容易解决。算历史旧账，纠缠历史问题，会改变政治方向，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揭批“四人帮”，是长期的斗争，社会科学院的运动要与业务结合起来进行。
胡乔木等从社科院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邓小平、李先念的指示，1978年1月作了全面部署，除搞清查以外，主要是进行复查，解决历史上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这样那样理由立案审查造成的冤假错案。1978年2月24日，由邓力群主持召开全院大会，布置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4月20日，院党组又召开各所总支书记联席会议，布置进一步开展清查、复查工作。邓力群在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严格区分敌我。他指出：“不管是清查也好，复查也好，对每个同志的问题，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邓力群说，对500多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对他们进行复查，作出结论。凡是没有争论的，本人满意了，群众满意了，组织也满意了，三满意了，问题就算解决了。给党组写个报告，备案性质，不必批准。
经过将近半年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清查、复查，阶级阵线分清了，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在以往立案审查的547人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只有在押的5人和几个历史上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在押的5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王、关、戚问题揭发出来后被清查抓起来的，是已经定了案的。其他500多人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党内问题。这样，先前这一派那一派被错划成敌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脱了。1978年10月13日，邓力群代表院党组作了《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的讲话，宣布了清查、复查的上述结果，对运动作了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分之一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胡乔木、邓力群等新领导班子深得人心，不仅被审查的人深怀感激之情，而且赢得了全院绝大多数人的信赖。全院上下出现了加强团结、一心一意发展科研事业的局面。
集中力量把科研搞上去
胡乔木主持社科院工作，一开始就把科研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中心工作来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即在全院大会上作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来》的报告。为了把科研搞上去，胡乔木从以下几方面不遗余力地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搞规划，定课题
邓小平在恢复工作之前就强调抓科研“要搞规划”。胡乔木等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就提出要求。从1977年11月起，各研究所就开始制订1978年科研计划了。法学、经济、历史、考古、情报、文学等六个所在12月已经先后报送了1978年科研计划的初稿。胡乔木的目光还看到全国。他在12月中央宣传部召开的社会科学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全国要有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规划。他指出，我们应当在党中央领导下，实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组织全国力量，下决心编写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说：“如果我们有一百本涉及中国、外国的现在和将来的著作，我们党内的思想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1977年12月20日，胡乔木在全院党员大会上传达了全国计划会议（11月24日—12月15日）上中央领导的讲话和邓小平、李先念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汇报时的部分指示精神，指出：“1977年就要结束了，要把缺下的课补好，要制订三年科研规划，八年工作设想。规划一经制订，就要百分之百地完成。”
1.动员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1978年1月11日，召开了社会科学院全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动员会。胡乔木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于光远在会上介绍了制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历史情况和现实需要。
于光远说，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1956年制订过，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党的八大决议中还讲到这个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个研究所就是在这个规划推动下成立的。1963年制订科技发展十年规划（1963—1972）时，毛主席指示：哲学社会科学也要制订个规划，也要给点钱。今天我们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是努力实现毛主席的一个遗愿。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搞全面规划势在必行。这个规划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规划，三年、八年的规划，还要对23年有个设想；同时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规划。实施这个规划就是要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能够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胡乔木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规划要跟整个国家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经济建设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相适应。”当时，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大干三年改变面貌，到1985年实现十年长远规划（1976—1985），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已经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和八年规划及23年设想。与此相应，胡乔木要求各研究所的计划同全国的规划工作配合起来。希望在今年内举行一个全国性的分科规划会议，然后把这些规划综合起来。胡乔木还指出：制订规划要有雄心壮志，同时要切实可行，要有远大理想，同时要有实际的基础。实现规划的措施都要想到。订出来的规划一定要实行。
关于社科院本身的工作，在谈了三年和八年内增加新的研究所的设想之后，胡乔木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著书立说。”他把眼光放到全国，提出一个重要的开放的指导思想：“有一些计划不是社会科学院一个所能进行的，但可以结合全国力量来进行它。”
胡乔木着重指出，在各所现有的计划里，应首先增加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最基本的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研究，胡乔木以广阔的视野，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作了重要论述。他说：我们要研究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从它最早的开端，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都要研究。从奴隶社会的所谓社会主义到空想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各样的流派，有的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非社会主义的派别，不管是什么流派我们都要研究，是敌人也要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对世界史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并且对批判敌人也才有充分的根据。胡乔木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也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资产阶级专政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无产阶级政治思想，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无产阶级专政中各种问题都需要研究。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发展，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从原始社会我们就要研究。世界上有很多比较接近于原始的人种，在这方面各国学者做过长时期的调查，产生过很多有价值的著作，我们介绍进来的非常少，在这个方面几乎还是一个空白。当代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都需要进行研究。胡乔木的这些论述冲破了长期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禁锢，启发大家解放思想，引领大家走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