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就不多说了，我想会有人写得更多。下面谈谈我身处逆境时同乔木同志的交往。
大概是1967年的一天，北京和全国都笼罩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之中。那时我已调到北京广播学院，正在受“群众专政”，但还有到医院看病和每星期六回家的自由。有一次，在14路公共汽车上，车到一站，门打开，我看到乔木同志上车，就点头致意，站起来让座。他用眼神告诉我，叫我不要跟他打招呼。他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我既让座也就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中间隔两个人，我们的目光偶尔碰到一起，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他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我以注目礼送他，看到一个人原来是跟他上车的，也跟他下车，大概是“监护”他的吧。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乔木同志的消息，非常惦念，这次车上相遇，又喜又忧，怎么连一句话都不能说了呢？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10月的一天，此时我已获得“解放”，我到廖承志同志家中去看望他。廖公（我们这样亲切地尊敬地称呼他）原是新华社老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总理保护他，让他住在中南海。后来患了心肌梗塞进了医院，此时刚出院不久，在家休养。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一见面，寒暄了几句，他就谈起关于乔木同志和我的一件事。
他说，1958年10月，乔木同志听到我被划为右派的消息那天晚上，快到半夜了，匆匆打电话，跑到他家里，一见面就问：“你知道温济泽同志被划成右派了吗？”他们两人都认为从历史上全面地看人，不能把我划成右派。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到中宣部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是广播事业局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报到书记处，无法改了。乔木同志叹气说：“又毁了一个好同志！”他们仍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助我。
在这次同廖公谈话之后的一段长时间里，我每几个星期去看望一次廖公，每几个月去看望一趟乔木同志。头一次到乔木同志家，我表示自己这些年一直都在更加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力所能及地为党做一些工作。他以信任的眼光鼓励我。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和新闻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当时我正在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正在编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列宁论广播》。后来这本书出版了，我曾送给他一本。这期间正处在十年动乱之中，每次见面，他都寡言少语。我没有同他谈过划右派的事，他也从没有问过我，我知道他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1978年1月的一天，这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一年多了，“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这天晚上，突然有一位同志找我，说乔木同志打电话到他家，要找我说话（那时我家里的电话被拆掉已快20年了）。乔木同志问我：“我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急需调些同志，你愿意来吗？”（当时乔木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我考虑了一下说：“愿意。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调可以吗？”他说：“你先调来，说不定到这里能较快地解决哩。”他说由他找张香山同志（当时广播事业局局长）商谈调我的问题，要我等着。过了大约两个星期，乔木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谈了三次，香山同志终于答应了。他说：“既然说定了，你明天就来吧。”我犹豫一会儿说：“能不能请你先跟我谈一次话？我现在不是党员，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给你添麻烦。”他说：“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我再次要求谈好再去，他坚持要我先去后谈。我只好同意了。当时乔木同志的妹妹方铭正在他的身旁，方铭同志后来告诉我：“他挂上电话，对身旁的人说：‘我已经把温济泽同志调到社科院了。’他可高兴啦！”
第二天早上7点半，我如约到他家里。他让我搭上他的车，到了社科院。在他的办公室里，同我谈了差不多两小时。谈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样分裂成两派和怎样闹派性的，两派是怎样在悼念周总理逝世时开始联合起来的，他和邓力群、于光远同志（当时他们两位是副院长）来了以后是怎样整顿的，又谈了当前状况和近期打算，最后说：“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刘仰峤同志，副局长有一位，是刘导生同志，你也担任副局长。”我连忙推辞说：“我20年没做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任领导职务，只愿做好普通一兵。”乔木同志说：“这是党组决定，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了，现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间，我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既觉得20年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又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但到办公室一看，秘书小于已经帮我布置好一间办公室了，同志们待我都很好。我深深感到乔木同志对我的这种“同志情”，“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我首先抓紧做工作。我想，总不能一上班就要求解决自己的党籍问题吧，只能等等再说。没想到过了没有几天，乔木同志因病住院了。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此时邓力群同志主持全院日常工作。院里派十个同志组成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大会，指定我当团长。我推辞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在会上，遇到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碰见新闻界的不少记者，他们和我久别重逢，备感高兴。但是我只能参加大会和小组会，党的会议不能参加，颇为别扭。不久乔木同志出院了，我就向他提出我的党籍问题。他要我向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政治部转上去。我很快就写好了，说明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广播事业局原党组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乔木同志，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同志，也各自为我写了证明，证明我被划右派确是一件错案。当时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很快就批示对我的错案“予以改正”。我是当时被中组部批准“改正”右派错案的第一个人。
我在44岁时被错划为右派，64岁时得到改正，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怎么能不拼命工作呢？当时乔木同志很多时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社科院的日常工作由邓力群同志主持。力群同志有一次找我谈话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我很感谢力群同志和同志们对我的爱护，乔木同志也这样关怀我，但是，我怎样才能弥补20年的损失呢？何况当时我的负担确是很重啊。
当时社会科学院有14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要联系这原有的各个所，又要协助筹建新的研究所。乔木同志要我参加了筹建新闻研究所的工作。四五月间，乔木同志又提出要各所招研究生，以缓解当时各所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招考的结果，全院从几千人中录取了440人。原来准备各所招的研究生由各所自己带，后来因各所都认为自己带有困难，到七八月，乔木同志提出筹办统一的研究生院。他高度重视创办研究生院的工作。他说，通过办研究生院，可以充实各所的后备力量，提高各个所的工作，历史会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希望大家不要怕麻烦，一定要把研究生院办好。他亲自抓了创办研究生院的工作，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系主任的人选，他都一一过问。他任命周扬同志为院长，要我兼任副院长。在办院的头一年，我兼任局和院的两方面工作。一年之后，才专任院的工作。1982年，周扬同志病重，我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离休。
1979年初，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同志向党中央提出建议：编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革命烈士传。当时乔木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我欣然从命，认为编烈士传是后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乔木同志叮嘱我，现在百业待兴，国家困难，你做这个工作，要尽量节约人力、财力，不要另立专职机构，不要向国家要编制，不要向国家要经费，利用你现在的办公室兼着搞就行了。我当时主要是利用在科研组织局的办公室，联系了十几个单位，从十几个人逐步扩大到八九十人，组成了一个没有列入国家编制的主要由兼职人员组成的业余编辑部，从社科院经费、中组部党费中拨了些钱，就把工作开展起来。我在延安七大以前参加过中组部主持的《死难烈士英名录》的编辑工作，当年列入英名录的烈士不到一万人。我因此提出了一个编写两万烈士传记的计划。乔木同志批示：不能编成烈士英名录或大辞典，而应编成“公众读物”，立传人数1000人也嫌多，每篇传记几百字又嫌少。按照这个批示，我们同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史、民政部门反复研究，经乔木同志批准，最后确定立传的烈士人数1000多人，编写传记800多篇，按革命历史时期分编成十卷。从计划、征稿、采写到全书出齐，历时12年。1991年全书出齐的时候，作为向党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按照这部书的体例，后来许多地方（不少省、市、县）也都编印了当地的烈士传。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中央和各地民政部门登记的烈士总数近150万人，有很多烈士还无法登记，这可以说是纪念先烈和教育子孙后代的一份重要教材。
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烈士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当时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乔木同志，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我曾经帮助杨之华同志整理过瞿秋白文稿，杨之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文稿都已散失了，我又把这个委托担当起来。乔木同志再次嘱咐我要节省人力财力，我又组织了十几位业余编注人员，向文献研究室要了些必要的经费，开始工作。总共搜集了约六百万字文稿。经乔木同志同意，首先在1985年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14卷，其中政治理论编8卷，文学编6卷。文学编由于有50年代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作为基础，新编的已经在1988年全部出版，政治理论编已经出版五卷，还有三卷将在明年6月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60周年时全部出齐，这将是对瞿秋白同志一个最好的纪念。
乔木同志又是全国新闻界的老领导。1983年，在他的指导下，中宣部召开了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第二年，又开了第二次座谈会，会上成立全国新闻教育学会，公推我为会长，又得到乔木同志的赞同，我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93年。
我和乔木同志相知、相识、相处半个多世纪。回忆起来，真有说不尽的话。像对许多人一样，我也看到乔木同志有些弱点和缺点，但是更多看到的是他的优点和长处。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献身精神，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任劳任怨、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对同志善于理解、善于任用、赤诚相待、乐于助人的友爱精神，都是我永志不忘的。写到这里，我记起了他在1983年写的题为《小车》的诗，是他有感于杨水才（河南许昌桂村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村农业中学校长）的豪言壮语“小车不倒只管推”而写的，诗的最后四句是：“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扶不起来也没啥，滚滚长江浪浪催。”乔木同志这种生命之光不灭、奋斗之火不熄的精神，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原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忆乔木
常念斯
昨天收到《回忆胡乔木》一书。傍晚携书回家，晚间开始读许多熟人对乔木的回忆。一张张照片把人带回往事中去，一篇篇回忆文字，使我泪下，不能卒读。躺下后，中夜又起床挑灯，接着读到早晨3点，有些篇读了还又再读，那些照片看了还又一再地看，泪珠也忍不住一再地流。
记得1946年乔冠华以乔木笔名写了一篇《论国际形势》，十分精辟，在国统区大家争相传阅。那时就听说，还有一个北乔木比南乔木水平更高。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政府机构和负责人名单中看到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字。真正见到乔木是1951年他所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刚发表时，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听他作学习辅导报告。那时他是个风度翩翩的白面书生。使人惊奇的是一个上午的报告会，他不用稿子，只是站在那里安详地娓娓地说，把历史讲活了，使人体会到一点革命走过的艰辛道路。回家继续看笔记，竟就是一篇严密完整的文章。那时已听说他有胃病，心想一定是劳累过度所致。哪知不久他就胃穿孔动大手术了。乔木的风度，从一开始就给我一种“龙井茶”的印象，看似清淡，却给人醇甘的味道。田家英给我的印象是颇有点英气逼人的才子；李锐1952年还在湖南任《新湖南报》社长（同时好像也是省委宣传部长）时，在长沙听他谈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事迹，也是才子型的人物，但两人似都没有乔木那样深厚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