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强调光明与困难共存这样一种思想，让人们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毛泽东认真地设计了文章的结尾。他这样写道：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已没有困难。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长期性，中外反动派将继续用全力反对中国人民，蒋管区的法西斯统治将更加紧，解放区的某些部分将暂时变为沦陷区或游击区，部分的革命力量可能暂时遭受损失，在长期战争中人力物力将受到消耗，凡此种种，全党同志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并准备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它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这个结尾与开头，在内容方面具有明显的照应关系。它针对开头的暗示，进一步强调了党和人民对于取得最后胜利具有勿庸置疑的充足信心，同时也毫不隐晦地说明党和人民面对的诸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并且采用辩证对比的手法，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虽然都面临困难，但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将逐渐走向灭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将走出黎明前的黑暗，我们的前途充满希望，无比光明。
二、前后照应，浑然一体
前后照应是说文章的前后行文之间，要有明显的关照呼应。前面写的内容，后面要有回应；后面要表达的意思，前面要有伏笔或给以暗示。这种前后照应，既可以体现在具体的语句和词汇上，也可以反映在文章表达的内容中。做到这一点，文章前后行文之间就会更加紧密，全文就能够形成一个有机联系、浑然一体的整体。
毛泽东是善于前后照应的高手。这是他的文章之所以严谨周密、结构紧凑的重要原因。他的文章在前后照应方面，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友谊”还是侵略？》一文，是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为新华社所写的五篇评论之中的第四篇，成文于1949年8月30日。这是一篇讨伐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檄文，充满战斗风格。然而，出于文章写作大师毛泽东的手笔，文章又不失诙谐洒脱，幽默风趣，读来耐人寻味。文章先声夺人，一开头就直奔艾奇逊的要害而去。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读者朋友要注意，毛泽东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伏笔，即“一大堆‘友谊’”和“一大堆‘原则’”，后面是有呼应的。然后摘引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件的原话。这些原话当然是颠倒黑白，是完全违背事实逻辑的，分明把美国对中国的长期侵略，说成是“关心中国”和“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把干涉中国内政说成是“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等等。
对于艾奇逊竭力粉饰美国侵略的这种行径，必须给予坚决批驳。于是，在摘引了艾奇逊的言论之后，毛泽东把满腔义愤凝注笔端，代表正义和公理，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句——“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这既亮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又明确地回答了文章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实现了正文与题目的首次呼应，并且对开头部分的伏笔，也作了回应。接下来，毛泽东列举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一系列罪行并展开论证，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勾当，且运用大量幽默诙谐的语言实现前后照应。例如：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字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是“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是一项“友谊”的表示。
连续不断的照应，加强了前后行文的联系，使得文章结构更加紧凑，论证线索更加清晰。同时，恰如其分的照应也使文章主题更加突出，论点更加鲜明，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批驳更加深刻有力，使人们对于美帝国主义打着“友谊”的招牌、大行侵略之道的嘴脸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三、题文照应，表里如一
题文照应，说的是文章题目与内容之间要相互关照，要紧密围绕文章标题做文章。议论类文章、记叙类文章、应用类文章等更应讲究题文照应的艺术。在相对意义上来说，文章标题可以看作是文章的形式，是表；文章正文是文章的内容，是里。于是，就产生了题文照应、表里如一的问题。
毛泽东的题文照应艺术堪称一流，他的文章都具备题文照应、表里如一的特色。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1929年12月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所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毛泽东对红军中的共产党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宝贵经验作出了科学总结。此文是题文照应的典范篇章。
毛泽东在文章开头指出：红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担负不起来的。这是文章标题与文章内容的照应。随后，毛泽东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逐一地具体分析了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指出了它们的主要来源，并且对应地提出了各自的纠正方法。应该说，此文从头至尾，无论表现形式，还是思想内容，都紧扣“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个鲜明的主题，的确是题文照应、表里如一、浑然一体的一篇好文章。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是毛泽东为延安民众1940年2月1日举行的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针对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定的投降卖国协定，以及其他卖国勾当，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作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着名讲演。演讲结束后，带着对汪精卫卖国行为的满腔怒火和维护民族团结、坚决抗日的强烈历史责任感，毛泽东愤笔疾书，起草了这篇通电。
毛泽东在开头写道：二月一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会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这开头一段，上来就与文章标题相互呼应。毛泽东将文章产生的起因和目的，文章要阐明的核心思想说得清楚明了。同时，对会场氛围的描写，还渲染了一种与文章内容和谐一致的讨伐氛围，增强了文章的情感力量。
接着，毛泽东带着激昂的情绪，本着有理、有力、有节原则，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地陈述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曰全国讨汪；二曰加紧团结；三曰厉行宪政；四曰制止摩擦；五曰保护青年；六曰援助前线；七曰取缔特务机关；八曰取缔贪官污吏；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十曰实行三民主义。文章正文与标题也采用了相互照应的写法。
在文章结尾处，毛泽东指出：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甚幸，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甚幸。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这既是对正文的收束归纳，也是对文章开头的一种照应。一头一尾遥相互应，再次强调了文章主题，增强了文章整体的力度，宣泄了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懑之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运用过渡和呼应手段，维护文章内容的和谐统一及其整体结构以及严密性与完整性方面，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经典范例。此文以“一”“二”“三”“四”序号为标志，将全文清晰明了地划为四个层次。相邻层次之间层层有过渡，开头与结尾之间相互呼应，使整篇文章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它们如同纽带和桥梁，将文章前后按照一定关系牢固地凝聚在一起，既保证了各层次分割清楚，意义完整；又使通篇文章脉络清晰，内容连贯，衔接紧密，气势通达，读起来似行云流水般畅快自然。此外，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前呼后应，线索清晰；文章的题目与内容，相互照应，表里如一；文章的前文与后文，相互关联，浑然一体。这样恰当的过渡艺术与得体的照应手法，就把文章的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阅读这样的文章，难道不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享受吗？
毛泽东文章的结构形式丰富多彩。可以说，每一篇文章结构都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精心筹划的结晶，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智慧。
毛泽东的写作实践告诉我们，作者在文章结构上是否投入精力认真揣摩，安排得是否巧妙精美，对文章的表达效果至关重要。文章结构既由文章的内容所决定，又为文章的内容服务。然而，一篇文章到底如何设计结构，应当由作者根据不同体裁表达的需要，通过独巨匠心的创造性安排来实现。也就是说，不同体裁的文章，同样体裁的不同题材的文章，其结构可以互有异同；即便是同一种题材的文章，其结构也完全可以有异有同。只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固有规律性，适合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不是作者的主观臆造，文章结构领域充满着作者发挥创造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