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季羡林自传(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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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在北京大学(1966~1977)(11)

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同为阶下囚。每天八点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去干杂活。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六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有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我们二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据我从旁观察,从那时起,北大工人就变成了白领阶级,又好像是押解犯人的牢头禁子,自己什么活都不干,成了只动嘴不动手的“君子”。我颇有点儿腹诽之意。然而,工人是领导一切的阶级,我自己只不过一个阶下囚,我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也不敢说三道四了。据我看,专就北京大学而论,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工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在旧社会,教授与工人地位悬殊,经济收入差距也极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颇有些“教授架子”,对工人不够尊重。工人心中难免蕴藏着那么一点儿怨气。在那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变了。到了“十年浩劫”,对某一些工人来说,机会终于来了。

那一股潜伏的怨气,在某一些人鼓励煽动下,一股脑儿爆发出来了。在大饭厅批斗面壁而立时,许多响亮的耳光声,就来自某一些工人的巴掌与某一些教授的脸相接触中。我这些话,有一些工人师傅可能不肯接受。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子,就应该说它是什么样子。不接受也否认不了事实的存在。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工人监督下进行劳改。多脏多累的活,只要他的嘴一动,我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旁边颐指气使。他横草不动,竖草不沾,就这样来“领导一切”。

这样劳动,我心里有安全感了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我并不怕劳动。

但是这样的劳动,除了让我失掉锻炼双腿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外,仍然要随时准备着被揪去批斗,东语系或北大的某一个部门的头领们,一旦心血来潮,就会派人到我劳动的地方,不管这个地方多么远,多么偏僻,总能把我手到擒来。有时候,在批斗完了以后,仍然要回原地劳动。坐过一阵喷气式以后,劳动反而给我带来了乐趣,看来我真已成了不可雕的朽木了。

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我绝不敢、也不愿意走阳关大道。

在大道上最不安全。戴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三五成群,或者几十成群,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路上,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概。像我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我们满脸晦气,目光呆滞,身上鹑衣百结,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况且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们一拳或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的。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我们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唾沫,可以列入“优胜纪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我们眼里撒。如果任其撒入,眼睛是能够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逃跑。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们的罪孽就更大了。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真成了瞎子,身上再被“踏上一千只脚”,那可真是如堕入十九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间,北大这样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熏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却成了我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有点儿难闻,但是非常安静。野猫野狗是经常能够碰到的。猫狗的“政治觉悟”很低,完全不懂“阶级斗争”。它们不知道我是“黑帮”,只知道我是人,对人它们还是怕的。到了这个环境里,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也还敢抬头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异常地快乐。对这里的臭气,我不但不想掩鼻而过,还想尽量多留一会儿。这里真是我这类人的天堂。

但是,人生总是祸不单行的,天堂也决非能久留之地。有一天,我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着钉子。我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我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即血流如注。此时,我们那个牢头禁子,不但对此毫不关心,而且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所谓“无用的废物”,指的就是教授。这我和他心里都是明白的。我正准备着挨上几个耳光,他却出我意料,大发慈悲,说了声:“滚蛋吧!”我就乘机滚了蛋。

我脚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我只能用一只脚正式走路,另一只是被拖着走的。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来。我不敢进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见了我都会怒目而视,我哪里还敢自投罗网呢?看到我这一副狼狈相,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也是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上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下午还要去劳动。

否则上边怪罪下来,不但我吃不消,连那位工人也会受到牵连。我现在不期望有什么人对我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

此时,北大的两派早已开始了武斗。两派都创建了自己的兵工厂,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一点儿。掌权的公社派当然会阔气非凡。他们把好好的价值昂贵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了长矛,拿在手里,威风凛凛。井冈山物质条件差一点,但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每一派各据几座楼,相互斗争。每一座楼都像一座堡垒,警卫森严。我没有资格亲眼看到两派的武斗场面。我想,武斗之事性命交关,似乎应该十分严肃。但是,我被监工头领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一场激烈的武斗留下的战场。附近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砖头石块,是两派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但是,我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里莞尔一笑。关于破鞋的故事,我上面已经谈过。老北大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的就是那一位“老佛爷”。

我真觉得这些年轻的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我脸上没有笑意已经很久很久,笑这个本能我好像已经忘掉了。不意今天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囚徒生活中是一个轻松的插曲。

但是,真正的武斗,只要有可能,我还是尽量躲开的。这种会心的微笑于无意中得之,不足为训。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两派中哪一派都把我看做敌人。我若遇到武斗而躲不开的话,谁不想拿我来撒气呢?我既然凭空捡了一条命,现在就想尽力保护它。我虽然研究过比较自杀学,但是,我现在既不想自杀,也不想他杀。我还想活下去哩。

劳改初级阶段的情况,大体如此。

大批斗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光流逝得平平静静。

但是我却一点儿平静都没有。我一天24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处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道,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天晓得。这种批斗同劳改前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行礼如仪”,没有任何的花样翻新。喷气式我已经坐得非常熟练,再也不劳红卫兵用拳打脚踹来纠正我的姿势了。我在阳台上争分夺秒的锻炼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喷气式姿势优美,无懈可击;双腿微感不适,再也没有酸痛得难忍难受之感了。对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说八道谎话连篇的所谓批判发言,我过去听得就不多,现在更是根本不去听,“只等秋风过耳边”了。总之,批斗一次,减少劳动一次,等于休息一次。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

可是,有时候红卫兵押着我不是去批斗,而是去审讯,地方都在外文楼,但不总是在一间屋子里。其中奥秘我不得而知。一进屋子,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恕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职——一排坐在那里,面色严肃,不露一丝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喷气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许抬头看人。我实在感到异常别扭。我现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原来我在这种场合,态度很不好。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拣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捕风捉影,挖出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儿歪曲。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儿发火。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压下去。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日记中,想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诬陷的方法挖出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还一定要强迫我回答。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硬压下去。这种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喷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道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强。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难道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高吗?

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学生,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我此时根本没有什么“忘恩负义”的想法。这想法太陈腐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出反常的积极性,难道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期望他的“女皇”对他格外垂青,飞黄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度尼西亚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新中国成立前同进步学生为敌,参加过反苏游行。他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去见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被分配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我比谁知道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让我再读一遍,我都难以做到。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兴趣来研究“季羡林学”,那还值得。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点儿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儿剑拔弩张。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